博格对工作和金钱的态度和韦伯的经典描述如出一辙，他把帮助他人视为重要的人生目的，对工作的物质回报看得很轻。博格说：“你可以这样想，我并不穷苦困顿，晚上有温暖舒适的家可以回，不缺一日三餐，而且还能喝上葡萄酒，虽然只是便宜的佐餐酒，但我对昂贵的东西并不感兴趣；我还能充实地工作一整天，这难道还不幸福吗？简直就像在天堂一样了。你说除此之外人还需要什么呢？我的确认为—或许这样说很自私—只要你为这个世界做了一点点贡献，那么你的一整天都是很美好的。”
博格已经没有同事了，但是他现在有一大批追随者。匹兹堡市退休医生、博格派成员盖瑞·维恩斯坦（Gary Weinstein）说：“他对指数基金的影响力就像弗洛伊德对心理疗法、耶稣对基督教或是爱因斯坦对相对论的影响。不，应该和爱因斯坦创造相对论和发明原子弹加在一起那么厉害。”
博格派是由一群博主和投资爱好者组成的，按照创始人泰勒·拉里莫尔（Taylor Larimore）和梅尔·林道尔（Mel Lindauer）的说法，他们“追随伟人约翰·博格的思想和足迹”。1和基督教的十字架或犹太教的大卫之星不同，博格派成员们的信仰标志是一个博格摇头娃娃。基督教有“十诫”，博格派成员们则遵循博格的“十二条智慧原则”，其中既包括陈词滥调的“简单才能制胜”，也包括伟大的真理，如“风险、回报和成本永远是投资铁三角的三条边”。
博格派是晨星基金调查公司网站上一个名为“先锋支持者”论坛的产物。泰勒·拉里莫尔曾卖过保险，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当过伞兵，1998年3月19日，他在这个论坛中发表了开站第一帖，至今一共发表了24 000多个帖子。作为这个论坛的守护者，神圣杰克称拉里莫尔为“博格派国王”；前海军陆战队队员、退休艺术家梅尔·林道尔，以23 000篇帖子荣登“王子”之位；美国国务院外事处高级职员劳拉·道古（Laura Dogu）贡献了4 000篇帖子，被封为“皇后”。
由于先锋支持者论坛太火暴，2007年博格派决定成立独立网站Bogleheads.org。从那之后，该网站吸引了大约16 000名成员，每天的新帖数量达到500～1 000个，迄今为止一共产生了大约600 000个帖子。博格派成员不光在网上讨论投资问题，他们还像信徒一样在美国的38个支部和一个法国支部虔诚地参加会议。博格派每年还会选出最诚挚的成员，在美国边境某个价廉物美的酒店或度假村举行“朝圣”年会，和博格本人见面。这些会议在成员们口中被称为“团聚”，总是充满了喜获新生般的庆祝气氛。博格会像传教士一样痛批金融行业的“罪与罚”，让信徒们见证“博格语录”的永恒真理，例如：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股票市场是投资业务中的分心之物；当你可以独揽回报分摊风险时，你就有麻烦了。
《费城调查者报》的亚特·凯瑞（Art Carey）对博格的介绍大概是最准确的了，他是这样记录2008年9月博格派在圣迭戈聚会上教堂般的崇拜气氛的：大家排成长队等待签名，摆好姿势和他合影，感谢他为散户投资者提供“公平机会”，让他们可以提前退休，购买或是建造自己喜欢的房子，资助孩子上大学以及过上舒适安全的生活。
66岁的迈克尔·勒伯夫（Michael LeBoeuf）戴着一个印有“博格竞选总统”的圆徽章，他来自亚利桑那州天堂谷，是《博格派投资指南》（The Bogleheads’Guide to Investing）一书的合著者，对我说：“我们就是博格投资观点的见证人，别的共同基金经理选择追逐百万美元，博格选择做正确的事。”
杰西·佩恩（Jesse Payne），66岁，曾任地产投资人和纽约市警察，对我说：“博格在经济上改变了我的人生。”他指指头顶说“那里有上帝”，然后手臂微放接着说道：“世间有博格。”2
虽然博格派成员没人称呼他“神圣博格”，也不会给他起这个外号，但拉里莫尔在邮件中告诉我：“博格在很多人心中的形象的确如此。”似乎没人知道这个外号是谁先叫起来的，但几乎每个人都认为它源自竞争对手的恶意嘲讽。当然，现在这个外号已经成了成千上万博格迷心中名副其实的尊敬称呼。
博格身上到底有什么特质，以至于人们竟然认为他已经接近神性了呢？从个人角度来说，答案在于他的坦率、诚实以及对道德和廉正的严重关注。但光有这些还不够，博格身上还具有其他一些特征，一种和当下文化和道德相对主义格格不入的更大的世界观。博格喜欢形容自己是“18世纪的人”，他喜欢历史上的启蒙运动时期，那个时代的重要人物强调信仰理性和验证科学，摒弃激情、迷信和直觉。启蒙运动也是一个伟大社会改革和革命思想风起云涌的时代，著名的思想家有美国的托马斯·潘恩和托马斯·杰斐逊，以及欧洲的约翰·洛克与让·雅克·卢梭。对博格的性格产生影响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相信上天暗示的绝对道德权威，认为这种权威应当像天命一样，以个人追求大善和维护社会契约的责任感的形式来指导普世间的行为。
布莱尔学院院长钱德勒·哈德威克说：“博格喜欢18世纪，18世纪的特点是任何重要的事物都具有超越教堂或学校教育的道德权威…它涉及生活中的每个方面，包括文学、音乐、金融等各个领域。”
在博格所著的作品中，2009年出版的《够了》无疑是最具哲学思想和个人色彩的作品。在这本书中，博格对华尔街和当今社会职业标准和操守的衰落进行了描述。尽管他认为商业原则依然存在，但实际上很多基金行业工作者早就放弃了他们表面上遵守的原则：距今仅仅几十年前，商业行为标准还是相当绝对的：有些事情是绝对不允许的。但现在，我们却可悲地把相对思想应用到了这条标准中：既然大家都这么做，那我也可以这么做。我们的社会不可以，也不应当容忍这种道德相对主义，不能任由它取代道德绝对主义，也不能容忍商业道德标准的下降。3
即便是启蒙运动时代的伟大思想家笃信理性和科学研究方法，他们对道德也相当看重，具体表现是他们不但视真理为至善，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追求永恒真理以证明人生是上帝的神秘安排是完全可能，也是他们更为偏爱的方法。这种对真理的崇拜，其思想根基是对柏拉图永恒形式的信仰，它认为如果我们可以提取生命中的全部可变性质，那么人类就可以对事物的本质形成最基本的认识，比方说通过认识一只狮子可以总结出历史上所有狮子所具备的特征。这种利用科学方法实现结果重复性的理念，逐渐成为研究自然科学的神圣标准，以至于最后也被运用到了沉闷乏味的经济科学研究中。但是，即便在物理和化学这样的自然科学中，如今“永恒真理”也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因为尽管科学家可以从实验室中分离出两个完全不同的铜分子，尽管每个铜分子在时空连续中所处的位置迥异，但科学家的主观观察仍会对结果造成影响，这就是著名的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
因此，如果连精密的自然科学都无法找到永恒的客观真理，那博格在《维护资本主义灵魂之战》的第五章又怎么把标题定为“股价瞬时精确性与内在价值永恒重要性”呢？和许多基金管理者一样，博格称自己信奉市场正统主义，认为股市总回报率最终会等于股息分配率加收益增长率，但后者须根据长期平均历史价格的上下波动进行调整。和其他基金管理者不同的是，博格不但这样说，而且坚信这是一条真理并身体力行地去加以实践。就像一个充满激情的狂热的浸信会传教士，博格也是一个纯粹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他的确定、自信以及传教士般的热情正是深深吸引支持者的原因之一。在看似陈词滥调的“坚持就是胜利”的背后，隐藏着博格对资本主义必然发展的坚定信念，这种信念相信长期来看股票一定会上涨，如果投资者能每周向401k账户定额存款，他们迟早会得到回报—当然，前提是别让华尔街的狡诈的基金公司敲了竹杠。对那些眼看着终生储蓄在股市迷茫期忽冷忽热的中产阶级投资者来说，博格的这种信念对他们简直是一个天大的安慰。
当然，道德相对主义是后现代社会和民主制度的典型特征。其实，绝对道德权威是皇权至上和宗教改革时代的遗留思想。在启蒙运动中，正是宗教改革逐渐改变了这种遗留思想，取而代之以受政府支持和管理的社会契约意识。在民主国家中，道德并没有被公民及其代表写进法典，它是完全个人的，不是一成不变的绝对事物。在宗教改革中，即使新教本身也认为，应当把道德和精神感受的焦点从外部客观权威（指罗马的天主教教廷）转移出来，和上帝形成一种更为个人化和更加主观化的关系。尽管如此，博格还是在《够了》中沉痛缅怀了传统价值的丧失，批判了西方文明的堕落（实际上18世纪还没有形成真正完善的西方文明）。
阅读博格的作品，我们时常可以感受到他对当下的针砭和对历史的赞誉。其实，博格理想中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从未真正存在过，或者说只是在他童年的时候存在过那么一小段时间。尽管在他笔下，20世纪50年代当他刚开始进入基金行业时，每个管理者都恪守受托人责任，但实际情况没有这么美好，当时的基金行业也充满了大萧条时期之后的各种财务丑闻，正是在出现这些丑闻之后美国政府才先后通过了1933年和1934年的《证券法》，以及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
实际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基金行业的很多财务蠢行和今天一样光怪陆离，唯一的区别是那个时代的骗术没有今天这么规模巨大和手段复杂。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其作品《1929年大崩盘》（The Great Crash，1929）用了整整一章来描述那个时代封闭式基金的各种杠杆作用、扒头交易（front running）和自我交易乱象，这就是今天开放式共同基金的前身。在这本书的另外一章“我们信仰高盛”中，加尔布雷思介绍了当时最热门的基金公司高盛如何使用各种奇怪骗局大量进行杠杆交易。在这些骗局中，一只杠杆式封闭基金购买另一只杠杆式封闭基金的股份，后者又购买第三只杠杆式封闭基金的股份，如此往复循环，以至于最终大众根本不知道杠杆效果放大了多少倍，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投资买了哪些基金，因为那时根本就没有信息公开的管理规定。这种情况看起来很像导致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子银行系统，它们也是进行高度复杂、未经管理的信用违约互换。
此外，金融服务行业信托责任的丧失也并非始于大崩盘时期的企业丑闻。在其另一本经典作品《金融狂热潮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FinancialEuphoria）中，加尔布雷思介绍了丑闻和金融欺诈是如何参与和加剧历史上的每次股市崩盘的。他的研究表明，每一次股市崩溃都和三个因素有关，一是引发投资狂热的股市泡沫，二是导致骗子成风的松懈管理制度（甚至可能根本没有管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各种新的高度复杂的杠杆产品的应用。股市繁荣阶段必然会鼓励使用杠杆效应的金融工程出现，投资者购买高价证券时也希望能“四两拨千金”。在这种金融历史背景下，受托人很难不转变成投机者，他们不可能对投资者说：“不行，我不能拿你的现金，这样风险太大了。”其实正相反，正是这些被投资者信任的受托人推荐的杠杆产品最终吞噬了他们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