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雅（1746-828）出生于西班牙阿拉贡省的一个小村庄，从小在僧侣办的学校读书，并同一位僧侣学画。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西班牙由于僧侣和贵族的残酷剥削，农村经济风雨飘摇，拿破仑轻而易举地征服了这里。因此，在戈雅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画家深重的民族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体现为他对民族命运的悲愤和对统治者无情的嘲讽。
《卡洛斯四世全家像》就充分显示了画家对于卡洛斯王朝的蔑视和嘲弄：画面中表现了包括皇帝、皇后、公主、驸马等皇族中14人，还有隐没在暗处的画家本人。除了戈雅本人之外，这14个人，没有一个是真诚可亲、具有生命力的，他们像是一群被珠宝和绸缎包裹起来的废物，国王的昏聩，皇后的风骚，公主的丑陋，王子的痴呆，都使人联想到他们灵魂的丑恶。画家故意采用呆板的构图，造成视觉上的厌倦感，而人物身上堆积的绫罗绸缎和珠宝的浮华艳丽又巧妙地隐匿了这种暗示，这些华丽的光泽，又恰恰反衬出人物灵魂的苍白。
1792年，戈雅不幸失聪，从此陷入了一个孤独的世界，但是，也令他摆脱了上流社会无聊的应酬，将更多的精力倾注于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之中。1797-1798年，戈雅创作了一套总数为83幅的版画组画《狂想曲》。作品通过讽刺幽默的方式对社会各个层面的情状予以了深刻的揭示：社会的腐败、僧侣的伪善、达官贵人的利欲熏心，以及民众的愚昧，反映出画家对所处社会的痛惜之情。例如：他用半裸的女子被游街示众，象征真理的被侮辱和践踏；用驴子老师给驴子学生教书，象征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每一幅画面都有一句言简意赅的题词，使其要表达的寓意得到了更明确的昭彰。
1808年，拿破仑入侵西班牙，西班牙人民对侵略者进行了不屈的反抗，侵略者对西班牙人民进行疯狂的屠杀，戈雅曾亲眼目睹这一血腥的事件，他把这一痛苦和愤懑深深埋藏在心里整整六年，在1814年法军撤出西班牙的时候，创作了两幅杰出的油画《1808年5月2日普埃尔塔·德索尔广场上的起义》和《1808年5月3日夜间起义者被杀》，后者被视为抗击民族压迫，控诉侵略者暴行的最有力的作品。深夜，马德里皇宫的附近，法国士兵的枪口对准了手无寸铁的起义者，有些人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活着的人中有的人发出愤怒的呐喊，有的人仇恨地注视着侵略者，有的人则在死亡面前流露出恐惧和懊悔，显示出人性的伟岸和脆弱。刽子手被设置成背影，他们被取消了人的面容，而仅仅是一场杀戮中的凶器。从下方照射上来的光源，烘托出了阴郁、惨淡的氛围，具有惊心动魄的效果。
（第三节） 现实主义
从创作者的主观情绪上来讲，新古典主义同浪漫主义是两个极端，而在19世纪中叶，在法国画坛上还出现过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画派——现实主义画派。这一画派的产生，有其内在的原因：首先，在思想上，由于这一时期，政治斗争复杂，对现实的批判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政治思潮，而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思想主流，也影响着现实主义的发展；其次，在艺术上，由于新古典主义默守着古代艺术的规范，浪漫主义运动又在释放自己激情的同时，忽略了对现实生活的关注，而此期间，由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实践中的应用使人们对自身的进步与发展充满了信心，他们渴望看到自己生活的时代，渴望看到自己，因此，一个直接反映现实生活本身的创作视野就势必会应运而生。它的艺术宗旨是追求真实性、典型性，力求表现生活中最平凡、最朴素的事物。在这个流派中，有两个重要的名字，就是库尔贝和米勒。
库尔贝（1819-1877）出生在法国与瑞士交界的奥尔南村，他最初学习的是法律，20岁的时候，才到巴黎去学画。他在学习中，十分注重对自然的研究和对古典作品中写实技巧的发展，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绘画语言体系，他曾经说“我没有老师，我是大自然的学生。”
《石工》是令库尔贝功成名就的一幅重要作品，也是法国现实主义绘画的里程碑。他以两个朴素、沉郁的形象和压在他们身上的沉重的生活现实打破了一个资本主义的神话，让人们看到了在一个社会飞速进步的背后普通人的斑斑血泪。画面中，极度衰老和极度幼小的两代石工正埋头于他们日复一日的超负荷劳动之中，他们似乎随时都会被这样的辛劳所压倒，但是他们又不能不付出巨大的努力与坚持。在这里，没有低迷的感伤，没有无奈的挣扎，只有面对苦难的听之任之，生命的力量在这样的重压之下，显得粗砺而坚硬。朴实的技巧和沉郁的色彩创造了一种明朗而略含冷灰色调的氛围，亲切、质朴得如同生活本身。在作品中，画家极力突出了形象的质感：土地、石块、身体和粗厚的衣服，使它们具有强烈的重量感和体积感，那些用阔大的笔和刮刀涂上去的颜色，使画面带有一种苍劲之美。
《奥尔南的葬礼》是画家的一幅巨型作品，它以横卷式的构图，表现了在自己的家乡奥尔南的一个普通而又典型的生活场景——一个有名望人的葬礼。参加葬礼的人们大多带着一副敷衍而应景的神情，而这种情状却将小镇上的人际关系刻画得入木三分。人物在构图中被排列在几乎是一条直线上，却没有使观众感到乏味和单调，真正吸引观众的，是人物掩藏在淡漠表情背后的心理动作，每一个人——掘墓工、死者生前好友、法官、公正人、教士——面对这样一个葬礼时各怀心事的状态，以及他们所展示的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活层面，成为作品的灵魂。
米勒（1814-1875）是一位生长在农村的画家，虽然他的生活一直处于一种衣食不周的困窘之中，但他始终没有为物质的丰实而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用他满怀深情的画笔塑造了一批忠厚、质朴、勤劳、善良的农民形象，他们如同脚下的泥土一样平凡，也如泥土一般纯洁、温暖、慈悲、伟大。
《晚钟》是米勒作品中最有诗意的一幅：温暖而柔情的暮色中，村庄中教堂里晚祷告的钟声传到了田野，一对正在田间劳作的夫妇立即放下手中的活计，默默地低头祷告，那虔诚与纯良的形象，被镀上了一层人性的光辉。信仰不能给予他们殷实的生活，不能使他们摆脱辛劳，但却赋予了他们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对现实超越的态度。为了增强宁静、肃穆的气氛，构图中的一切关系线采用的都是水平和垂直的方向，使画面单纯而简朴；温暖的色调给人以一种温暖的幸福感。
《拾穗者》展现的是农民生活中的一个朴素的细节：三个衣着简陋的农妇，正低着头捡拾已经收割过的田地中留下的麦穗，同一的动作被处理成不同的姿态，显得和谐而富于微妙的变化。她们的劳作，是那样专注和一丝不苟。这一平凡的劳作，显示出她们内心深处一种特殊的情感——那是对自己劳动的尊重、珍爱，以及对大地的感恩。这种沉默、安详与本分，显示出劳动者灵魂的高贵。画家没有刻意去美化他笔下的人物，而是按生活本来的面貌去揭示那些被遮蔽在平凡外表之下的动人心魄的力量。
（第四节） 印象主义
西方美术进入到19世纪，开始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照相术的发明，使得写实的西方绘画陷入了一种困境，对于现实中的物象逼真的还原和再现如何能够超越摄影？这就呼唤着一种从绘画观念到绘画语言的革新，于是，印象主义绘画应运而生。
印象主义绘画带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作品由于创作者的不同，呈现出迥异的风格，但是，它们却有着共同的美学追求，那就是：追求瞬间印象的表现，追求明亮的光调；将视角对准日常生活的片断，并以这些场景作为构图，追求不完整的视觉效果。
自印象主义绘画开始，西方美术进入了一个更自我、更内心的世界，它不再表现肉眼所见，而是描述心灵所感，客观的对象成了表达微妙心灵感应的媒介。
在印象主义的发展历史中，马奈这个名字是不能被忘却的，虽然他的作品不能算作彻底的印象主义，但他作品中的革命精神却是对学院派桎梏的一次勇猛的冲击，成为印象主义的启蒙。1863年，在一年一度的秋季沙龙中，有许多优秀的作品被古典主义者把持的评审团拒之门外，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为了平息公愤，在拿破仑三世的批准下，增办了一个“落选沙龙”，专门展出这些没有被选中的作品。在这次展出中，马奈的《草地午餐》令人瞠目结舌。画面上两个衣冠楚楚的青年男子正和一个裸体女子坐在林间草地上谈笑风生，人物的构置和画面的情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文艺复兴时代乔尔乔内的《田园合奏》，但那毕竟是想象与传说中的境界，而马奈却将它再现到如此现实的环境当中，这是何其的大逆不道！同样，马奈的另一幅作品《奥林匹亚》又显示出画家对世俗的这种挑战精神——奥林匹亚是希腊神话中众神居住的场所，无上圣洁，而在马奈的画面中这位全裸的女子，却是一名妓女，她的身份，以及她无所顾忌的神情，是对世俗的一种蔑视。就如同《草地午餐》对《田园合奏》的模仿一样，《奥林匹亚》中也显示出脱胎于文艺复兴大师提香笔下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
的痕迹，这种以反叛的姿态模拟经典的作法，成为一种惊世骇俗的挑战，但也正是这种惊世骇俗，激发了印象主义画家们的想象力，他们开始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待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