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的好奇心很强。第二天,当我一个人呆在她书房里时,我从她桌上拿了那些碎片拼到一起。我能认出这几句:“明月透窗棂,光照离人思。”但别的我就看不出来了。
——《父亲和母亲》
我的祖先是中国五岳之一的湖南衡山地区的农夫。现在一般人认为中国农民都是文盲,但湖南的农民不尽如此。他们中的不少人还相当聪明。我的祖先就属于那种所谓的“耕读世家”。
我的高祖父是陈家第一个离开农田去四川谋生的,他后来在那儿当了官。他的一个儿子,我的曾祖父,娶了一个四川女子。她在当时被认为是个才女,尽管以比四川省女子的教育和才学更出众的地区为标准来衡量,她的学问和诗词其实不过平平而已。但是,这位女士值得她的后人永远感激,因为她开创了这样一个家族传统:每个出生于或嫁入陈家的女子,或出于天性或由于环境,都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或多或少的造诣。
就这样,我的祖母成了艺术家,而我的母亲仍然享有最杰出的中国画女画家之一的声誉。我的姑妈和阿姨们也无一例外:她们中的许多人在绘画、诗歌、书法领域中出人头地。这就是我家的文化背景。这种背景在江浙两省并不罕见,而且我们应该记住,这种情况在西方文明开始影响中国的知识阶层之前就存在了。
我已经提到过我的祖先来自华中的湖南省,但我的祖父,即我那个娶了个四川才女的曾祖的一个儿子,在浙江当了官。浙江省地处华东,同江苏省不仅在地理上比邻而居而且文化上一脉相传。在江苏省我的祖父结识了我的外祖父,他们起初是官场上的同僚,后来成了学问上的知己。我的外祖父是江苏本地人,生于现在位于沪宁线上上海和南京中点的常州大姓庄家。我母亲六岁父亲七岁的时候,他们的父亲按照中国的旧俗为他们两人定了亲,以显示两姓的友情。
我父母亲成婚定居的常州是个平平常常的地方,既无高山也无大川。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地方在文学和绘画领域都产生了创立门派的领袖人物,而且其中有男有女。
我的祖母来自常州赵家,所以她的儿媳也都从那个地区娶来。这可能部分说明了除了我的两个祖父是好朋友这个原因之外,为什么庄家的一个小女孩会和陈家最小的儿子定亲。我的祖母在祖父致仕后在常州造了一栋房子,可是这个劳动果实她只享受了一年就去世了。家里人说监督造房给她造成的精神负担使她五十出头就早逝,让我的父亲年仅十三就成了孤儿。
我在这座宽敞的房子里出生。在一个小孩的眼里,它简直就是个庞然大物。房子的前部是一个大堂,通常是全家的正厅,厅的两侧是书房和客房。大堂的前方和后方都有古木参天的大天井。我们住在大堂后边的屋里,和大堂隔着一个天井。我们的住处有十间屋子,中间的那间是内客厅,在它左右各有四间屋子,分别是我父母各自的书房、内眷的客房和我们的卧室。我们住处的后头是一个大花园,里头有石桌石凳石头阳台和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其中最出众的是玉兰、桂花和桃树。从这个园子再往里走是一个菜园,同花园隔着一堵带门的墙。我们的园丁也种我们自己吃的菜,我现在还记得母亲把卷心菜、玉米和其他蔬菜分给诸亲好友尝鲜。再往北走——中国大部分房子坐北朝南——有一个假山环绕的池子。我小的时候,最爱玩的就是藏在假山的石洞里,一点都没想到这给母亲带来怎样的担忧。
我是家里第二个孩子。我的姐姐比我大三岁,她很听话,从不冒险。我的妹妹在我最淘气的年纪还只是个哭哭啼啼的娃娃。除了躲在假山洞里以外,我还常常爬到园丁靠着长满蔷薇花架的高墙放的长梯子上,把我母亲吓得不轻。我喜欢在头上插花,因为墙头的蔷薇最大最红,所以我常常奋不顾身地去采摘。母亲不准我那么做,她告诉园丁做完工后把梯子收起来。这个禁令一下,我就早早地起床,半吓半求地让园丁把梯子再架起来。母亲起床的时候,我稀疏的头发上早就插满了墙头新鲜的红蔷薇。
这种冒险发生在我六七岁的时候。那以后,我满足自己野性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因为我得学着做一个淑女。比如,我十分渴望玩陀螺,可是,母亲说只有街上的野孩子才玩那个。风筝和其他孩子喜爱的有益无害的游戏也同样被她否决。我不记得那时我有多不快活,但对我那样个性的孩子来说,那肯定是很难熬很难熬的一种境况。可是,这种局面在当时的儿童教育中普遍存在,我们无须求全责备,让某个人特别来为压制儿童的健康天性负责。我母亲更不应该为此受责,因为她考虑的只是她的孩子能拥有最好的前途。
有时候,我的长辈对我的父母说我可惜不是个男孩,要不我也许能光宗耀祖。他们的意思可能是爱冒险的天性虽然对女孩不适合,对男孩来说却是可取的。又也许,他们说的是因为在中国社会上、官场上的荣耀至少在理论上是与个人的文化修养成正比的,所以一个有志气的男孩能在国内争取到高位。不管怎样,我在童年时期的确雄心勃勃,我不是立志要穿比别人更漂亮的衣服之类,而是希望别人觉得我聪明、在学业上有前途。因此,当父母有一天问我和姐姐谁想要先学认字时,我回答说我想先学。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学汉字第一课的那一幕!
那时候,汉字是这么教的:在一张一寸见方的红纸上写着一个汉字,上课的时候,那些红纸在桌上一字排开。开始每课教两到四个汉字,以后汉字的数量逐渐增加,直到每次教二十个字。我第一次学汉字的时候正是春节之后,我那时虚岁四岁,实足才三岁半。我母亲卧室门边的方桌上排开放着四张红纸,我记得很清楚其中一个字是“火”。因为我坐着太矮,就跪在桌边的凳子上,很认真地学习那四个汉字,心里为自己在三姐妹中第一个认字颇为骄傲。可是,唉,天井里两个姐妹的笑声和叫声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我的骄傲很快变成了嫉妒和自怜,我希望我也能在那个大天井里玩。因为没有人可怜我,我重复“火”的声音开始带哭腔了。可是这还是没有引起母亲的注意,因此我颤抖的声音最终变成大声的哭嚎。这次我成功了,母亲赶紧把我抱下凳子,把我放出房间,一边说:“算了,算了,我知道她认字还太小呢。”所以我又开始自由自在地玩了。直到两年以后我才又重新开始学认字。
我七八岁的时候,女孩缠足的可恨习俗刚开始遭到一些开明人士的攻击。他们之所以认识到这个习俗的荒谬与残酷应该归功于西方人和满族人的影响,尽管他们在宣传材料里一般只强调天足的满族贵族女子的例子。我仍然记得一本提倡天足的小册子里的两句韵文:“太后皇后享荣光,缠足怎能将国母当?”这些社会改革家的逻辑也许十分浅陋,可是他们对小女孩们的帮助却是神奇的。因为虽然长辈们不见得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至少意识到缠足这个习俗的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这已经是向前跨了一大步了。
起初母亲仍然相信应该为女儿缠足,可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她难免感到缠足的差使又麻烦又令人作呕。这对我来说真是幸运。
我姐姐七岁缠足,那是中国女孩开始那个痛苦经历的平均年龄。可是她的脚既没有变小也从未变形,因为我母亲对于缠足的差使并不热衷。我七岁的时候,天足运动比在我姐姐七岁缠足时声势更大,因此我父母自然对我的缠足问题作了更多考虑,特别是因为我的举动更像个男孩。和母亲商议一番之后,父亲觉得他对此无权过问,所以他让母亲全权处理。可是母亲受到我非常传统非常严格的外祖母的影响。她们觉得如果她们不把我培养成淑女,我就无法找到婆家,而成为淑女的必要条件就是一双缠好的小脚。
当然在那个年纪我对天足运动所知甚少,也不曾想到要质疑缠足习俗的合理性。我的所思所感十分简单:缠足很痛又不方便走路,所以我反抗了。我反抗的方式和我的想法一样简单,我只在每晚上床以后趁母亲不在时脱下裹脚布。母亲不是个有长性的人,所以几次努力失败后,她就放弃了。于是,经历了几个月的折磨之后,我的双足又恢复了自由。
可是我家正巧有个坚信三寸金莲的婢女,她努力要说服母亲再给我缠足。她发现母亲对此无可无不可,就恳求母亲说:“让我来试试吧,太太。”母亲同意了。那个婢女如临大敌似的开始了对我的进攻。起先她想要同我说理,可是她的道理和逻辑都那么可笑,所以我只是嗤之以鼻。后来她动武了。她想要强行按住我给我缠足。我对她说:“你一个佣人胆敢这么放肆?主人知道了一定会把你赶走!”我一边说一边挣脱了她,飞快地跑走了。她也想追我,可是她的三寸金莲根本不是我那一双“船脚”的对手。早在她追上我以前,我已经跑到我家后头的花园里,砰的一声把她关在门外。她气得马上去找母亲告状,指望至少获得母亲的感谢。可是母亲并不那么想。她沉默了一阵以后,冷冷地说:“多蒙你关照我女儿的脚。不过在这个家,就算我做母亲的也不强迫孩子做任何事。一个佣人当然需要我的准许才能对我的孩子动手。我希望你日后对他们都要更有礼数些。”如果母亲是个挑剔的女主人,那个婢女肯定早被解雇了。
虽然我得遂心愿,从此可以天足来往,但对一个女孩来说自己的脚和旁人的不同还是不容易。每当家里有客人,包括我的外祖母,我总是把脚藏在桌脚或椅子后面,好让它们不受注意。因为我虽然不为我的所作所为后悔也不感到羞耻,我还是为自己跟别人不同而尴尬。别的客人出于礼貌对我的脚不作评论,或者,他们会说:“她本来就像个男孩,可能穿男孩的衣服更自然。”可是我的外祖母不用讲礼貌;而且对她来说,一个女孩竟有对抗长辈的习惯真是糟糕透了!她早就不喜欢我爱冒险、不守规矩的性格,现在她更不喜欢我了。每次见到我,她都要责备母亲对我太过纵容,她总是说:“看看她那双船脚!简直可以载十个人过河。天哪,等她到了出嫁的年纪你可怎么办?”
现在我们听到这最后一句话一定哄堂大笑,可是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了不起的大事。外祖母责备母亲的时候,其实正在为我的未来操心。因为担心女儿的大脚无法被婆婆接受正是缠足维持数世纪之久的主要原因,尽管这给孩子一生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因为父母必须负责给他们的女儿找到婆家,他们不敢拿女儿将来的幸福开玩笑。我发现这也是乡村里无知的农民至今仍不愿为女儿放足的主要原因。(中国稻米产区的女子一向是天足的,因为她们得在水田里和男子一起劳作。)
我是自然的孩子,最爱的就是自然。因此作为这一章关于我朦胧的早年生活的结尾,我将在此记叙我童年时期在千变万化的自然中两次愉快的经历。
第一次是我六岁时一个秋日的下午目睹黑色鸦群的经历。这个经历发生在十一月或十二月初,正是扬子江畔最美丽的时光。我和一个婢女一起去菜园收晾晒在竹竿上的衣服。附近有一棵不知名的大树,叶子都落尽了。我端详着菜地的时候,一大群黑色的乌鸦不知从哪里飞来,翅膀和鸟喙碰撞出巨大的声响,突然都一起降落在那棵大树上。一棵光秃秃的大树突然覆盖满了几千个移动的黑色物件真是一种神奇的景观,直到那个婢女做完了事暮色四合的时候,我还舍不得离开菜园。
对一个成年人来说,这个经历可能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但对一个孩子来说,它象征了神秘和诗意的最高境界。它在我心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到今天,每当我想起它就会充满喜悦和浪漫的感觉。
另一个经历是我第一次坐船。这事发生在春季的某一天,父亲去给祖父母上坟。作为对我学业的奖赏,他允许我一起去。我们坐的船是典型的中国船,很小,可是因为小,它才最受孩子的喜欢。河也很小,两岸长着小小的树,正是一个孩子感到最自在的环境。父亲那天心情很好,他在小舟扬帆航行时吟唱着古诗。我那时七岁,但从来不曾看到过船、河、或是竹林水田遍布的开阔乡野。我觉得像是回到了自己的本真状态那么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这跟我此前的生活又那么不同!我完全被迷住了,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以致父亲为我突然的安静感到奇怪。我在家不是一直坐立不安的吗?他认定我一定是想家或晕船,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这个经历让我在以后的生活中学会欣赏大洋里的水和天空中的云的诗意和美丽。它让我喜欢航行,不管我坐的是在太平洋上的巨大航船还是中国小溪上的一艘小船。对我来说,自然是神奇的,比任何大城市的百老汇和第五大街更神奇。显然,我的血管里仍然流动着我山中祖先的野性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