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唐宋时期，有关回族先民的传说就很丰富。在唐宋的文献记载中就有胡人识宝、大食马解人语、波斯人古墓得宝、诃黎勒等等。元明清时，随着回回民族的形成，回族民间传说的类型也愈加丰富与完善。回族民间传说主要有回族起源传说、回回识宝传说、回族人物传说和地方风物传说四大类型。
一、回族族源传说
回族族源传说是回族民间传说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传说之一。只要有回族聚居的地方，就有此类传说。它是回族民众解释其民族起源、******教入华经历的传说，具有史事与虚构、溯源与认同的双重特征性。在回族民间社会里，回族族源传说流传的口头文本有很多，有《回回原来》、《西来宗谱》、《灵州的回回的传说》、《宛尕斯的故事》、《回族自古是亲戚》、《回族姑娘结婚时追马的来历》、《西域回回》，等等。一般都把这类传说统称为回族族源型传说。
《回回原来》最早的文字文本出自明代，由无名氏著，全书一册，分12段，共计4。5万字。传说以韵文说唱形式，讲述了回族先民应唐太宗的请求，来华帮助平定妖怪，得到唐太宗的重视，并以三千唐兵换回三千西域兵，从此“生育无穷”。至明世祖朱棣扫北，定都北，北京又出妖怪，搅乱朝纲，于是，又从南京换来400户回回人，在普寿寺、法明寺、清真寺、礼拜寺四座清真寺镇守北京。
20世纪80年代初，马旷源先生年在云南省搜集到的宝山县板桥镇木板本和楚雄市吕合村的手抄本。根据两个版本，整理出《回回原来》，并撰写出《回回原来――最早的回族民间文学成书》一文（附有整理的《回回原来》原文，以下简称马氏本）。《回回原来》文体为小说类诗话体，全书由十二段文字组成，其内容如下：
第一段，唐王夜梦缠头；第二段，奉旨西域请真人；第三段，通史奉书赴中国；第四段，唐王私行管驿会缠头；第五段，进朝问礼经同异；第六段，军师祈奉举用缠头；第七段，大笑详问拜礼；第八段，问主原来有甚能；第九段，问像原来是何人；第十段，赞孔比圣论五行；第十一段，何谓回回二字；第十二段，敕封掌印钦天监，附尾声。
显然，这部诗话体小说与张星烺所收录的《回回原来》的文体大不一样。前者散文中夹有韵文，韵散兼行。后者是纯散文作品。然文本核心内容，大同小异，差异不大。
此外，张星烺编著的《中西交通汇编》记载，清康熙三十六年亲征蒙古葛尔丹时，在新疆也发现《回回原来》的手抄本，并赐给回教徒总兵马某的。“至光绪三十年，成都敬畏堂周氏重刊之。书为汉英公刘三杰撰。”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在《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一文称，“中国****书中有一部及鄙俚而及通行之书，名曰《回回原来》，又名曰《西来宗谱》”（据研究者考证，汉英公刘三杰是一位回族著名学者，是《回回原来》的作者；《西来宗谱》乃云南哈吉马启荣所撰，与《回回原来》所叙内容相似，但不是同一文本。张星烺编著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记载《回回原来》内容如下：
“大唐贞观二年三月十八日，夜，天子梦一缠头，追逐妖怪，闯入宫门，醒后惊疑，不知何兆。次日召群臣问之，有圆梦官奏：“缠头系西域之回回。嘉峪关西，天方国有一回主，道高德厚，国富兵强，怪物入宫，必有妖气，必得回回数可以消灭。”军师徐懋功奏：“回回至诚不欺，结之以恩，则衷心悦服，永无他意，可遣使至西域见回王，求取真人，以镇压之。”天子依其言，遣大臣石名堂携旨往西域谒回王。回王接旨大喜，遣国中高僧该恩、吴歪斯、噶心三人，来华报聘。行之中途，该恩、吴歪斯二人不服水土，病，仅余噶心一人，跋山涉水，受尽辛苦，而至中国。天子优礼之，问礼经问异于朝堂。缠头告以西域有天降之经，名曰《辅而噶尼》（按即《古兰经》）者，犹是中国之《五经》也，详论中西礼教不同，天子大悦。选唐兵三千移至西域，换回兵三千，来至中国以伴缠头，此三千回众，生育无穷，即会中国回教徒之祖先也。”
其实，早在明代《回回原来》的记录文本出现之前，《回回原来》的传说基本情节与结构就早已在回回人中间流传。据河北定州“重建礼拜寺记”中说：“隋开皇中国人撒哈伯撒的·斡葛斯始传其教入中国，是知祖宗以万国为家，录善不遗，其曰以事天为本而无像设。”此碑立于元代至正八年（1348年），由真定路安喜县尹监管诸军奥鲁杨受益撰文并书单，碑高205厘米，宽66厘米，碑额篆书“重建礼拜寺记”，碑文楷书。原碑已轶，拓本现存定州清真寺北碑廊。此外，广东广州“重建怀圣寺记”碑记中记录了该碑修建时，当时的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副元帅马合谋至怀圣寺说：“此吾西天大圣僻奄八以师命来东。教兴，岁计殆八百，制塔三，此其一尔。”广州的怀圣寺修建于元代至正十年（1350年），碑额下方有三行阿拉伯文字，最上刻有《古兰经》，最后称：“这座尊贵的名为先贤大寺系马斯欧德和马合谋大元帅重建。”根据以上二则碑文内容来看，元朝后期，回回先民来华传教的传说已在回回人中间流传，只不过传说的情节很单一，不似明代时期的《回回原来》增添许多复杂的情节。
明代时期的《回回原来》抄录本以及清代时期发现的《西来宗谱》都属于变异性写本。所谓变异性写本是指在历史流传过程中，原写本不过是一个单纯的口头叙述与记忆。但当这种单一的情节的口头文本已不能满足民族群体情感精神需求时，于是，另一情节更复杂，内容更丰富，表述更民族化、社会化的口头文本就会顺势而生。这一口头文本无论在内容上，还是体裁形式上都会有很大的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讲，《回回原来》和《西来宗谱》都是回族族源溯源性传说。《回回原来》源自回族民众的口头创造，而《西来宗谱》是在《回回原来》基础上经回族知识分子进行刻意改造了的，并带有回族主流意识形态属性。
根据有关“回回原来”各类文本的内容进行分类，大致可分为两种型式：一是来华传教的型式，二受邀请来华帮助的型式。
从传说的主旨来看，这两种型式的主旨因素的来华原因和目的不相同，一是受穆罕默德派遣来华传教，一是受唐王的邀请来华帮助除妖或平叛。前者突出的是回族先民来华传教的目的性，后者刻意强调了回族祖先来华是为唐王解难的帮辅性。但两种型式中的主人公和结果是相同的，传说的核心也是相同的，即唐太宗时期，回族先民宛葛斯来华、定居、与汉族女子通婚。这一核心功能是稳定的，不变的。
从以上两种型式出现的时间上推断，“传教来华型式”的产生应在“邀请来华型式”之前。在民间口头叙事结构的发展过程中，同一种类型的传说变异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尽管这种规律并不十分突出，甚至还很模糊，但传说中的核心功能从传说形成之初就已具备。回族族源传说的核心是：唐时中亚的一位圣人来华传教、定居、与汉族女子通婚。在这里，具体时间是那一年，可以模糊；回族先民是谁，也可以假托，而唯有来华传教、定居、与汉族女子通婚的事实是真实的，不能虚构的。所以，可以初步推测《回回原来》最初的内容：中亚******教圣人受穆罕穆德的派遣来华传教。它才是回族族源传说的“原型”。这一点，也可以通过元代河北定州清真寺碑文、广州怀圣寺碑刻得以验证。
“民间口头文学的变异，既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故事是口耳相传的艺术，它储存在人们的记忆里，以口头即兴讲述的方式来传播。它要受人类记忆这种心理过程的规律的制约。”根据心理学研究，记忆包括重现与创造性的重新构造两个方面。在民间口头文学中，尤其是一些溯源性传说及回忆故事，在确认种族及种族形象的过程中，“记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把种族特征、宗教特征和地方特征精心地凸显出来，而把一些细节“创见性的遗忘”，由此重新构造的传说就出现了。
众所周知，回族的形成经历了唐宋元明四个朝代，有七、八百年的历史。在其发展的历程中，他们更容易将一个历史事件视为一种社会记忆，为了某种现实理由，它会常选择、强调或创造一些“过去”，以寻回失落的记忆。而与他们最为接近的“过去”应该是――回族祖先是来华传教的，是由于传教而留居下来的。从此，传说普遍地流传开来，并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回族族源传说的扩布，也是强化民族意识过程，还是强调民族认同的过程。民族意识的形成是建立在民族内部认同的基础上。而民族认同感一方面源自民族内部，另一方面则是来源于外部。所谓民族内部认同，是在本民族内部，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心理、共同的居住地域，共同的语言等方面。所以，美国学者杜垒先生在《文明的多样性：中国******（回民）之间的中国与回民起源神话》一文中运用了一个十分恰当的词――认同的凭证。他进一步解释说：“认同的凭证提出共同血统、起源、遗传或亲族关系的假定的概念以作为存在或行为的理由，此凭证可被标示为族群。”《回回原来》就是一个被回族反复改造并强化了的“认同凭证”。于是，这一族源性传说从最初的“原型”开始一步步演绎：宛葛思受穆罕穆德的派遣来华传教――宛葛思来华传教是得到唐王朝的许可――宛葛思来华是受唐王朝的邀请而来的，因为唐王有了危难。这样的演绎，不仅证明了回族祖先来华的合法性，而且还强调了回族与汉族的血缘纽带的连接是源于对唐王朝的贡献，是对汉族文化的认同的结果。而后被回族知识分子改造过的《西来宗谱》更是将这种强化的记忆推到了极致。它将回回来华的经历，从唐太宗延续到唐玄宗。对唐的帮助，也从唐太宗延续到唐玄宗的安史之乱。还进一步说，回回兵成了大唐皇帝的亲兵，护卫唐王朝的安全。这样的刻意强调，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回族不仅有着强烈民族意识，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感，这样的认同感需要什么方式来传达呢？这就需要有由头、有证据，而《回回原来》恰恰就是说明回族与汉族血缘纽带关系的最好由头，因此，这部口头叙事作品在回族社会一代又一代的被传承，被放大，成为回汉民族文化史上的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
二、回回识宝传说
回回识宝传说大致形成于明代，也称回回识宝故事。此类传说是由唐宋时期的胡人识宝故事衍化而来的。它也是唐代文人笔记小说中最丰富，也最独特的文学创作。
唐代，有关胡人识宝故事的各种记录、口传文本很多，异文本也很多。仅唐人笔记小说中有戴君孚的《广异记》中有《青泥珠》、《破山剑》、牛肃的《纪闻·水珠》、裴铏的《传奇·崔炜》、薛用弱《集异记·李勉》、阚名《独异志·李灌》、段成式《酉阳杂俎·胡僧识宝》等等。明代时，徐应秋将唐宋以来各类的识宝故事汇集起来，收录在自己的文集《玉芝堂谈荟》中，这是最早的识宝故事集。比较早地认识到识宝故事的文化史价值的是钟敬文。1936年，他《在古传杂钞》一文中指出：“胡人识宝故事”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他说：“胡人识宝型故事，在古代交通史、民族心理学等研究上，是一种颇值得重视的资料。”
（一）从胡人识宝故事逐渐衍化出的回回识宝故事
胡人识宝故事盛行于唐代，是当时文人、市井阶层喜爱的传奇故事。“胡人”是唐代人对来自西域以西的中亚、西亚地区等地，包括西域地区的人的习惯叫法。识宝人主要指当时与唐代通商最频繁的波斯、阿拉伯和西域等地的商人、僧人等。当然，胡人识宝主要与他们善于经营珍珠、宝石、翡翠、玛瑙以及其他香科和药物有关。也与他们本国繁荣的商贸经济活动密切相关。据杜环的《经行记》记载：“（大食国）郛廓之内，里闬之中，土地所生，无物不有。四方辐射辏，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每至节日，将献贵人。琉璃器皿，瑜石瓶体，盖不可数算。”由于，阿拉伯地区的商业异常活跃，阿拉伯商人也把他们的商业足迹远涉到了中国。
据史书记载，唐朝时期，至广州、扬州、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等地商船很多，“并载香药、宝石，积载如山，其船深六七丈”。胡人在长安的东市、西市和广陵等地开设了很多胡店。这些“胡店、胡邸专售宝石、象牙、琉璃、珍珠”等货物，其中大多数都是珠宝。胡人开珠宝店，说明他们熟悉珠宝，识别珠宝，也善于做珠宝生意。因此，在民间流传胡人识宝故事，在唐人笔记小说中也记载胡人识宝故事也不足为奇。在唐宋文献中中，有关胡人识宝故事有很多，以下例举两则故事：
冯翊严生者，家于汉南。尝游岘山，得一物。其状若弹丸，色黑面大，有光，视之洁澈，若轻冰焉。生持之以视于人，或曰，珠也。生因以弹珠名之，常置于箱中。其后生游长安，乃于春明门逢一胡人，扣焉而言，衣囊中有奇宝，愿有得一见，生即以弹珠示之，胡人奉而喜曰，此天下奇货也，愿以三十万为价。曰，此宝安所用？而君厚其价如实哉？胡人曰；“我西国人，此乃我国之至宝，国人谓之清水珠，若置于浊水，泠然洞彻也。自亡此宝，且三岁，吾国之井泉尽浊，国人具病。故此越海瑜山，来中夏以求之。今果得于子矣。胡人即命注浊水于缶，以珠投之，俄而其水澹然清莹，织豪可变。生于是以珠与胡，获其价而去。”
戴君孚的《广异记》：“近人有士人耕地得剑，磨洗诣市。有胡人求买，初还一千，累上至百贯，士人不可。胡随至其家，爱玩不舍，遂至百万，已克明日持直取剑。会夜佳月，士与其妻持剑共视，笑曰此亦何堪至是贵价？庭中有捣帛石，以剑指之，石即中断。即明，胡载钱至，取剑视之，叹云：‘剑光已尽，何得如此？’不复买。士人诘之，胡曰：‘此是破山剑，唯可一用。吾欲持之以破宝山。今光芒顿进，疑有所触。’士人夫妻悔恨，向胡说其事，胡以十千买之而去。”
胡人识宝传说的基本情节是：某人有一物被胡人所见，以为至宝，欲以高价收买。几经讨价还价最后成交。而后胡人告知原持宝人宝物的名字和用途。或者胡人身上没有带够钱，双方约定：翌日交钱取宝。胡人走后，持宝人不知宝物的秘密，不经意间，损坏了宝，使宝物失去价值。等胡人取宝物时，发现宝物已经失去了价值，于是，取消了交易。这类传说的特点是：识宝者为胡人（或称“胡商”、“胡僧”、“波斯胡”、“西国人”等），他们有非凡的识宝能力，有时是在集市上发现了宝物，有时是凭借感应寻得宝物。宝物的用途也往往是幻想的、超现实的。
宋人李昉在《太平广记》中收录了十多个胡商经营珠宝，善识宝的故事。如卷33《神仙盛遇传》、卷402《守船者》、《李勉》、《严生》、《青泥珠》、《宝珠》、《径寸珠》、卷403《玉清三宝》等。与唐代文人对胡人识宝故事的情有独钟相比，宋代文人对识宝故事的亲睐显然不及唐代。大概也与宋人关注实际，极少“空想”有关。所以，宋人周密在《癸辛杂识别集》（下）中对识宝故事的内容提出质疑：“近时社公多为回回所买。或言其胸中有珠，过二十以后则在膝，必凿之。过三十以往，则无之矣。此妄传也，纵有之，回客焉敢杀人而取珠乎·”这也反映了宋人对胡人识宝传说的创作热情已大大消减了。至元代，随着中亚、西亚地区信仰******教的色目人大批地迁入中国地区，其商业活动也逐渐活跃起来，色目人与汉族人、蒙古人一样，对这类传说的创作也不十分热衷了。因此，宋代时期“胡人识宝”、“回回识宝”故事流传下来的很少。直到明代，由于一部分文人比较热衷于奇闻轶事的小说创作，于是回回识宝故事又有了新的变异。
（二）回回识宝故事的形成
将回回与识宝联系在一起，大概是宋人周密。他在《癸辛杂识别集》中说：“近时社公珠多为回回所买。或言其胸中有珠，过二十以后则在膝，必凿之。过三十以往，则无之矣。此妄传也，纵有之，回客焉敢杀人而取珠乎·”从以上内容来看，这里的“回回”应该是指在华经营珠宝生意的******商人。周密记载“社公珠传说”的目的，只是对民间的传言提出质疑。但它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宋代回回识宝传说已有了初步的故事形态。
“识宝回回”一词见于明代陈仁锡的《皇明世法录》。其曰：“今国人多附舶香山濠镜澳贸易。其人善鉴识，每于贾胡海市中，廉得奇琛，故称识宝曰回回。”与元代将色目人统称为“回回人”不同，明代“回回”一词已经有了专指性，即其涵义与现今“回族”的大致相同，这与明代回回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有关。而明代出现了以“回回”善识宝为内容的传说，是回回民族共同体形成后，在胡人识宝故事的基础上衍化而来的。
据明代谢肇淛的《五杂俎》中记载：
“今时俗相传回回人善别宝，时游闽、广、金陵间。有应主薄者，持祖母绿一颗，富商以五百金购之，不售也。有回回求见之，持玩少顷，即吞入腹中。应欲讼之，既无证佐，又惧缠累，一恸而已。又有富家老妾沈氏所戴簪头，乃猫眼，回回窥见，随赁屋与临，时以酒食奉之，岁余，乃求市焉。沈感其意，只求二金。回回得之甚喜，因石稍枯，市羊脂裹之，暴烈日中，坐守稍怠，瞥有饥鹰掠之而去，大为市人揶揄，归家怨恨而死。此二事皆近代金陵人言，与《异苑》所载胡人索市王旷井石事相类，皆可笑也。”
从以上内容中可以看出两点信息：一明代有关回回识宝传说在民间已有流传；二是这类传说与胡人识宝故事有关联。但民间流传的回回识宝传说多以揶揄、嘲讽的口吻，述说宝物由得而失的悲喜交加的过程，以及对财富的蔑视心理。这与明清时期的重农抑商、鄙视一夜暴富的财富价值观念有关。
明代话本小说是文人根据民间传说、故事加以整理改编的作品。凌濛楚编撰的《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也是一部典型的识宝故事，其基本情节如下：
1、明朝成化年间，苏州府长洲县有一穷困、破落青年文实，字若虚，人称“倒运汉”。据一位瞎子给他算命说，“有百十分财气”。
2、文实决定和几位邻人一起“走海泛货“，看看海外风光。临行前，他用身上仅有的一两文钱，买了百余斤洞庭柑橘。
3、历经数日航行，商船到了吉零国。因吉零国不产柑橘，十分稀罕，大家纷纷抢购柑橘，柑橘全部被卖掉，赚得数百两银子。
4、商船又行数日，至一无人空岛上。文实信步走上空岛，看见一个似床一般大的“败龟壳”，将之拖到船上。
5、商船至福建，人们来到名叫玛宝哈的波斯胡人店中。玛宝哈盛情款待大家，依旧例，根据货物的价值排列座次，文实坐在末席上。
6、次日，玛宝哈到码头拜访大家时，发现船上的龟壳，惊异万分。回来他重新排列座次，以文实为上席，提出欲购买“败龟壳”。
7、文实不知宝物的价值，无法给价。在众人的“哄抬下”，文实提出以五万两银出售。玛宝哈以为报价太低，没有卖宝的诚意。文实的朋友张乘运出面说明了宝物的来历，最后，双方达成买卖协议。
8、交易完成后，玛宝哈说出龟壳的秘密。原来，龟壳是鼍龙蜕壳成龙后留下的。壳中有二十四肋，按天上二十四气；每肋中间节内有一颗大珠，乃夜明珠，无价之宝。众人称奇，也有人道：“便宜了这回回。”
9、从此，文实定居闵中，娶妻生子，家道殷富不绝。
与谢肇淛的《五杂俎》中所记录的回回识宝传说不同，明话本小说的情节更为丰富。每一情节中又铺设了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因，使得故事中高潮迭起，引人入胜。这说明明代时期，回回识宝传说在民间社会影响很大。民间艺人与文人对此类传说有一个共同的认知，这种认知就像小说末尾总结的“运退黄金失色，时来顽铁生辉，莫与痴人说梦，思量海外寻龟”。因此，财富既是一种机缘，也是一种时运，这也是明朝人的又一种财富价值观。
总之，从胡人识宝故事到回回识宝传说的衍化过程，恰好印证了回回民族的演进历史，也反映了回回民族的从事商业活动的历程。直至今日，回回识宝传说仍然在回、汉等民族中广为流传，并成为回族民间文学中最显著的文化符号之一。
三、回族人物传说
回族人物传说是指历代以来著名的回族人物。他们的事迹往往也是回族民众最喜爱传诵的内容。尤其是，回族民众通过对回族历史人物事迹的讲述与追忆，既可以宣扬回族的历史与文化，也可以凝聚民族情感，增强民族自豪感与荣誉感。同时，也是宣示其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而回族民众通过讲述回族人物事迹，既可以扩大影响，也可以教化下一代。从传说的内容来分，回族人物传说大致分为三类：历史人物传说、回族起义将领传说、名人传说。
（一）回族历史人物传说
回族历史人物传说是以从古代至近现代以来具有影响力的回族人物为核心，以他们的事迹为基础，由回族民众加工改编，并在回族民众中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回族历史人物不仅在回族历史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而且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甚至有的人还是一些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或积极的推动者，因此，得到了回汉等民族的民众的广泛传颂。比如流行在云南地区的民间传说《锁蛟》、《征罗箐甸》，讲述了赛典赤·詹斯丁（1211—1270）在云南主政期间，帮助当地人民消灭兴风作浪蛟龙，并将之锁压在松华山上下，以及平定罗箐甸阿僰王的武装叛乱，使各民族和睦相处的故事。赛典赤的传说充满了奇异的幻想和美好的愿望。它是回、汉、白等民族民众对这位勤政爱民、造福于民的一代名臣最美丽的颂歌。
清官海瑞的事迹“虽三尺之童亦知之。”他与宋代的包拯一样，被誉为是中国历史上清官的典范、正义的象征。由于海瑞的为官清廉、刚直不阿，深得回汉民众的尊敬与爱戴。据说听到他去世的噩耗时，当地的百姓如失亲人，悲痛万分。当他的灵柩从南京水路运回故乡时，长江两岸站满了送行的人群。很多百姓甚至制作他的遗像，供在家里。关于他的传说故事，在民间社会流传甚广。后又经文人墨客的加工整理，编成了著名的长篇公案小说《海公大红袍》、《海公小红袍》，或编成戏剧《海瑞》、《海瑞罢官》、《海瑞上疏》等。
郑和七下西洋的传说是各民族民众最耳熟能详的故事之一。郑和历经二十九年，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承受巨大压力，七次奉命率领中国海船出使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中国影响远播世界，也将自己葬在异国他乡。郑和是整个中华民族自豪与骄傲，他的事迹在回汉民间社会里影响很大，尤其是有关郑和的出身和郑姓的由来是人们最喜欢讲述的内容。在云南地区流传的《郑和捉赃官》的故事就巧妙地解释了郑和入宫的原因和郑姓的由来。
郑和小的时候，听父亲马哈只讲了许多国外风土人情的故事。就很想像父亲那样漂洋过海，去朝拜圣地。……一天，郑和游到对岸去放羊，忽然见一个穿着官衣的人气喘吁吁地向海边跑去。郑和好奇地盯着那个人，看着他绕过小山包跑到海边，跳上一只小船，急急忙忙向海心划去。郑和正看得出神，忽听一阵马蹄响，来了许多官兵，一个个东追追西寻寻，像是在找什么。过了一会儿，一个军官摸样的人牵着马走到郑和身边问道：“小娃娃，你见一个戴尖顶帽的人，从这里过了吗？”郑和一听，是来找刚才上船的那人，便答道：“见了，喏。上船走了。”那个军官告诉郑和，上船的那个人是坑害老百姓的赃官。叫郑和领他们去追。郑和满口答应下来，领着官兵沿海边追去。带了海边，小船已去得老远了，海边又再没有船。官兵急得没办法。郑和却说：“莫忙，等我把那条小船弄倒海边来。”说罢，一头插到水里，连踪影都不见了。那些官兵一个个在岸上急得不可开交，正作难呢。忽见小船在海心打了几个转，又慢慢向海边靠过来，越靠越近，连船上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那军官指挥官兵一起下水迎上去，终于捉住了那个赃官。原来当郑和潜在水里把船悄悄推到岸边来时，连那个赃官都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郑和帮明军捉住了赃官，立了功，明军带他到京城去见皇帝，郑和原名叫马和，皇帝见了喜欢他，赐他姓郑，留在宫里当了太监。
明代是回族人最为活跃的时代，也是回族杰出人物辈出的时代。从明朝开国将领沐英、常遇春、胡大海、蓝玉等十位回族将领，到航海家郑和、马欢，再到马文升、海瑞、铁铉父女等等，他们的事迹都被回族民众改编成各种传说流传于民间社会。
（二）回族起义将领传说
清朝末年，在中国西北、云南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回族起义。在这次大起义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回族将领杜文秀、马化龙、白彦虎、马占鳌等。他们与回族民众聚集在一起，共同反抗封建压迫、民族压迫。因此，他们的事迹鼓舞了民族精神，也广为回族民众传扬。此类传说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极具地域性。也就说，传说的流传地域大都与起义发生地相吻合。因为，该地域就是起义的发生地。而领导起义的将领也大都出生在此，并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孔雀胆》、《杜文秀起义》、《杜文秀起义的传说》等都是以1856年杜文秀率领滇西各民族人民起义反清为核心，讲述了杜文秀起义的原因，以及他不屈不挠地坚持十八年，最后被清政府杀害的经历。其中《孔雀胆》将不畏生死，面对清军残酷血腥镇压，他大义凌然，毅然吞下孔雀胆，用自己的的死换取全城百姓的生，感人至深。与《杜文秀起义》传说相类似的，在宁夏地区还流传着《马化龙起义》、《冒了刀的爷》等传说，它以领导宁夏金积堡回族起义的马化龙的事迹为核心，歌颂他勇于反抗，为了保存金积堡的军民的生命，不惜牺牲自我的大无畏精神。总之，回族起义将领传说突出表现了回族人民不畏强暴，不惧生死，勇敢捍卫自己生存权利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三）回族名人传说
名人传说是围绕一些有影响的回族名人，讲述他们的事迹、趣闻轶事等。这些名人有回族文人，如李珣兄弟、丁鹤年、丁澎等。还有一些是曾经在地方上任职，并在当地极有影响力，如马鸿逵、马步芳等。
丁澎是清代文学家。少年时即以才学与诗名名播江南。与其弟景鸿、潆，并称“三丁”。据清人吴庆坻的《蕉廊脞录》记载：丁澎因触犯了清朝的科考律例被“谪居塞外。崎岖三千里，邮亭驿壁，读迁客诗大喜，后车妾亦喜，日：“得非闻中朝赐环诏耶·”日：“上圣明，赐我游汤沐邑。出关迁客皆才子，此行不患无友。”渡辽海，望长白诸山，以鱼为饭粮，尽辄苦饥。河冰合，常不得汲，樵苏不至五日，爨无烟，取芦粟、小米和雪啮之。日晡，山鬼遥啼。夜闻扣门声，童子从隙窥之，虎方以尾击户，先生危坐自若。岁尽无钱，磨墨市上书春联，儿童妇女争以钱易书去。居东岗，躬自饭牛，与牧竖同卧起，暇辄为诗，温厚无迁谪态。……凡五载，始得归。
文人的逸闻趣事，历来都是街头巷尾最吸引人的话题，更何况丁澎本身就是一个桀骜不驯的文人。丁澎年少成名，是回族中的佼佼者，也是清代诗坛著名的诗人。有关他的逸闻趣事在回汉社会流传甚广也是情理之中。
回族现代名人传说在回族民间社会繁荣流传也很广，如甘宁青地区“三马”是指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和甘肃的马鸿宾。他们都是在当地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们的逸闻轶事也是当地民众最喜欢讲述的话题。如《马鸿逵吹灯》以戏谑的口吻讲述：
一年夏天，******来银川时，送给马鸿逵一台慈禧当年用过的旧发电机。马鸿逵命人赶紧装在西马营东楼里。晚上，******休息时让马鸿逵把灯关上，谁知道，马鸿逵一窍不通，对着灯就使劲地吹，一直吹到天亮。让******啼笑皆非。
嘲讽地方军阀不学无术，批评他们的愚蠢行为，也是回族名人传说中比较多的类型。这类传说一般都比较辛辣、风趣和诙谐，常使人忍俊不住。
四、回族地方风物传说
地方风物传说是回族民间传说中最为丰富的类型。它通过对回族聚居地的山川风貌、风俗习惯、人文景观的名称、特征的解释，以及曾经发生过的影响，进而说明地方风物的地域性和奇特性。一般说来，地方风物传说大都选取的都是某一地区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性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它们往往也是该地区标志性的“象征物”。例如回族民间传说《凤凰城》讲述了凤凰城（银川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名称的由来。“凤凰城传说”还将城市中几个标志性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联系在一起称：“东门外高台寺是凤凰的头，头挨在黄河边；高台寺旁边有两眼井，那是凤凰的眼睛，城中心的鼓楼是凤凰的心脏，西塔和北塔是凤凰的两只爪子；西马营（现为银川市公园）里花花草草，树木成荫，那是凤凰的尾巴，那时凤凰的尾巴长得一直拉到贺兰山。”
在“凤凰城传说”中，凤凰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形象。如何将抽象的形象具体化？这就需要一些实实在在的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来充实它。于是，银川城内的高台寺、高台寺旁的井、鼓楼、西塔、北塔、贺兰山都成为凤凰这一抽象符号的填充物，由此，也增强了传说的可信性。
“飞来寺”传说在宁夏、云南两地的回族民众中流传比较广。这类传说的异文本比较多，其流传范围主要在宁夏南部、云南的回、汉民族间。令人诧异的是，“飞来寺”并不在宁夏固原地区，而在云南昆明。比较流传在宁夏、云南两地的“飞来寺”传说的内容差异性很大。宁夏南部地区的“飞来寺”传说内容为：清朝末年，固原城原本有一座乾隆年间修建的清真寺。由于，陕西回族举行起义失败后，退守到固原。后来，清兵占领了固原城，住进清真寺。清兵“糊里糊涂地干下了蛮事：他们将一吊猪肉挂载清真寺的房梁上”，于是，“天空黑云滚滚，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大雨倾盆而下。突然间小南寺巷清真寺红光一闪，整个寺沸腾而起，立时无影无踪。”
而云南“飞来寺”的传说内容是：“回族大阿訇保老师祖来见蟠龙山蟠龙寺里的蟠龙祖师。俩人斗智斗勇，保老师祖始终都占据上风。第二天，保老师组要启程了，蟠龙祖师让他任意挑选一人送行，保老师祖挑选了一尊泥塑的金刚和他同行。他们走到河边后，金刚伤心的说，他无法过河。宝老师祖“捧起手来做了个都哇（阿拉伯语，祈祷），一座小小的寺庙在岸上出现了，恰巧够那个金刚住在里面。”于是，在江边，一座不知来历的寺庙出现了，人们给它取名叫“飞来寺”。
尽管两则传说的内容差异性很大，但是，两地的回族民众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名称，这是一种巧合？显然不是。极有可能是回族人善于经商，他们的经商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当然也包括宁夏和云南。当年，穿梭在宁夏与云南之间的回族客商极有可能将“飞来寺”的传说由云南带到宁夏，或由宁夏带到云南。然后，这则传说就在传入地迅速传播开来，再经过长期的口耳相传，传说内容发生了变异。于是，才有了“同名”而内容不同的异文本。此类传说被钟敬文命名为“自然物或人工物飞徙型”传说。而形成此类传说的原因是什么？这与“民间传说是利用现实中箴言的叙事模式，为风物提供一段‘莫须有’的非凡经历。”而民间传说的讲述者们也会“沿着这条思路，开始了风物传说的构建，而风物传说则为‘不存在’作了合情合理的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