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行在东乡县的山岭上，我的脑海中时不时地浮现出一幅幅历史的画卷……
那是一个至今令人惊叹不已的年代，如风的战马与坚韧的刀弓结合在一起，开拓出一个令世界震撼的一代皇朝。
历史不仅能够造就英雄，也因为英雄的出现使历史更显神采。公元1162年，居住在蒙古高原斡难、克鲁伦、土拉三河源头孛儿只斤乞颜部的一个贵族家庭，又添了一个虎头虎脑的孩子，这就是20年后威震大漠的传奇英雄铁木真。
12世纪末，铁木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靠克烈部首领王罕的支持，经过18年颠沛流离和艰苦战斗，终于建立了统一的蒙古汗国，被拥立为汗。1206年，蒙古贵族在斡难河畔召开宗亲大会，公推铁木真为全蒙古的大汗，尊号为成吉思汗自此，在金王朝的西北部，东及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北至贝加尔湖的辽阔草原上，建立了成吉思汗统治的蒙古封建国家。
成吉思汗王朝建立之后，这位大汗更加热衷于在马背上展示自己的声威，长期致力于对西部和漠南的大肆用兵。
公元1218年，西辽被灭，使蒙古的势力迅速扩展到天山南北及中原地区。1219年，成吉思汗亲率15-20万大军西征，5年之间横扫亚欧两洲，战场遍及河中、阿富汗斯坦、西北印度、北部伊朗、北美索不达米亚、高加索地区和南俄草原。成吉思汗东归后，将帝国领土分封给四个儿子。1226年，成吉思汗亲征西夏。1227年春，成吉思汗兵攻西夏王城，亲率劲旅南渡黄河攻积石州，3月，破洮州、河州及西宁州。就在这一年夏天，西夏即被灭国，8月，这位在马背上征战了半个多世纪的一代天骄，带着虽一生“灭国四十”仍深感壮志尚未全酬的遗憾，病死军中。
成吉思汗死后，他的继承者窝阔台、忽必烈等，继续推进铁骑政策，先后两度再行西征，多次进攻漠南，从而使金朝和南宋相继败灭。在成吉思汗死后44年的1271年，大元皇朝终于在忽必烈手里被建立起来，并存在了近百年。（公元1368年亡于明）
大元皇朝留给河州的史迹，尽管十分有限，但其中有关东乡族族源的传说，却是极为珍贵的。对普遍认为形成于14世纪中期，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以其居住地名正式认定的这个民族共同体一东乡族，学术界对它的族源问题，说法并不一致，主要有三种：
蒙古人为主说《中国少数民族》一书说根据传说与史料，东乡族主要源出于蒙古族。”《民族词典》说：“东乡族由十三世纪进入该地区的一支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一说出于一支“色目人”），与当地汉、藏、回等民族长期相处，发展而成。”（《中国少数民族》，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民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8月）相传，元朝统治中原时，有一位章谷驸马，以皇亲贵族身份镇守河州，所率军队皆举家相随。又说，元朝驻守在唐兀之地的蒙古宗王阿难达自幼为一穆斯林家抚养，长大后笃信伊斯兰教，其部下15万人，大多为蒙古人，也随阿难达皈依了伊斯兰教。后来阿难达因谋反被皇帝处死，其部下便大量逃入东乡地区，以躲避株连。明兴后，这些元朝军籍人员和遣散部众，便聚居河州大东乡各地，以务农、经商和手工业为生，至今仍保持其语言习俗。1938年夏，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等专程来临夏作社会调查，在参观位于广河县城西的胡门拱北时，“承马国礼教主谈，其先乃元人之裔，居红柳滩（临夏境内洮河西岸，在唐汪川东南方），入明后始奉回教”。“其所在区域分为三十六会，自划分为临夏、宁定、和政三县后，属于和政县者有五会，即第四、第五、第六、第十二、第十三等会，均在今北乡第三区内，总计约三万二千余口”（《甘青闻见录》290、29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一些研究者认为，东乡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东乡族的语言说明东乡族族源与蒙古族有密切联系，并且，本族有影响的长者、教主也说自己是“元人之裔”回回色目人为主说认为东乡族族源与元朝西征返回中原时被迁徙到河州地区的一批“签军”有关。当时，成吉思汗在征伐天山南北、葱岭内外大片土地的过程中，由于蒙古军数量不多，每隔一地，都要强迫大量当地人编入蒙古军中，并签征大量中亚壮丁单独编队，称作签军和探马赤军。同时，还掳掠数以万计的中亚工匠和有特长的人，或随军服务，或押送后方为奴。这些从中亚回师的蒙古大军中，有大量西域回回色目人。元世祖时期，战争停息，政府命令各地签军、探马赤军和工匠技艺就地落籍入社，由军户转为民户。东乡族的祖先就是当时落藉河州的西域色目人中的一支。1981年，马通先生撰文认为，东乡族的族源，主要是由成吉思汗西征时所俘获、征签的中亚人和蒙古人组成戍边的蒙古军，这支军队是约在公元1227年前后留在东乡的赤鲁兀的部属，其中士兵多系中亚人，军官多系蒙古人。东乡族族源的主要成分，色目人为主的可能性很大。之后，有的研究者在赞同回回色目人为主说的同时，又把东乡族自称“撒塔”一词联系起来进行考证，认为，东乡族族源是元初被征签到河州一带的被称为“撒尔塔”的中亚回回色目人。支持这一观点的重要根据是《蒙古秘史》中有这样的记载：13世纪初，成吉思汗“征撒尔塔兀勒凡七年”，大量的撒尔塔人被“签发”东迁。东乡族历来自称的“撒塔”，应是“撒尔塔兀勒”的简称，而“撒尔塔兀勒”又是从梵语Sartnavah衍变过来的，原意为商人，是古突厥人对操伊朗语的商人的泛称。元时，蒙古人借用这个词，把中亚穆斯林国家和地区的各色穆斯林，包括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等国时，投降和俘虏的大批花剌子模人、康里人、钦察人、阿速人、八瓦耳人、阿拉伯人，统称为“撒尔塔兀勒”。成吉思汗西征时，对降服的撒尔塔兀勒实行征签，让他们到其他地方随从作战和保障，因而便有大批撒尔塔兀勒散居他处。这种观点支持东乡族族源以回回色目人为主说。
沙陀突厥为主说认为东乡族是以沙陀突厥为主体形成的。现今东乡族所说的“桑塔”或“撒塔”，有可能是唐时西突厥的一支——“沙陀”的音转。“沙陀”部族在中国的史书中屡有记载。成书于宋代的《册府元龟》卷九五六有云：
沙陀突厥，本西突厥之别种也。唐则天万岁通天中有黑离军讨击，使沙陀金山为金满州都督，其后又有沙陀骨咄支沙陀尽忠等十余人皆官至将军，仍兼金满州都督。元和三年，回鹤破凉州，吐蕃意沙陀致之，欲西徙，以散弱其类。沙陀遂举帐东来，转战三千余里，本出甘州有九千余人，五月到灵州者小才二千余人，骆驼千余头，马六七百匹，余皆战死、馁死及散失。范希朝时为灵武节度，为市牛羊，孳息群牧凤翔、兴元、太原等数道，后得迸落之余，归之灵州。四年八月，范希朝移镇太原，诏沙陀举军随之。范希朝奏选一千二百人为军，其余种落本欲置之大同川，其川接生奚路，虑河冰合，其众西走，遂居之于襄州谷中。
唐末，随着沙陀部势力的壮大，其首领李存勖灭后梁，建立了五代时的后唐政权；沙陀人石敬瑭又灭后唐，建立了后晋；后晋为契丹人灭后，另一沙陀人刘知远又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后汉。可见，在唐末及五代十国时期，沙陀人在北方广大地区有着相当大的势力和活动范围。
论者李克郁通过对东乡族自称“桑塔”一词在语音上的音变现象的研究，认为“东乡族是以沙陀突厥为主体形成的”。他们原来操突厥语，到阴山后逐渐改用蒙古族语言，同时带入不少突厥语成分。这批先民到今东乡地区，与元朝时阿难达辖区唐兀之地笃信伊斯兰教的蒙古人有联系。这种观点支持东乡族族源以沙陀突厥为主说。
看来，有关东乡族族源的研究，仍有很多工作要继续下去。对我而言，眼下需要更多地增加对东乡族以及东乡地区的直接感受。
在通往东乡县北岭乡的路旁，我遇到了一位蓄着大胡须的东乡族牧羊人，我们在路旁的一块草地上席地而坐，谈论着有关东乡族族源的传说。
老人说很久以前的事，是听祖上传下来的。老人们说，我们，东乡族的祖先，是成吉思汗那年代从中亚强把我们迁到这里来的。那时候，蒙古人强得不得了，半个世界都是成吉思汗和他几个儿子的，他们在上万里远的中亚打了胜仗，又硬把那里很多能打仗的年轻人和会做东西的能工巧匠编到队伍里，一块随他们来到东边。河州东乡留下来的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问道那你的看法呢？”
“我相信老先人们传下来的话不是随便编造的，必定会有一些根据。”老人向我进一步解释说，“你可以到东乡四下里看看，我们这儿的人跟临夏西乡、北乡和南乡的人还是不一样的。”
依照牧羊老人的提示，我多次去过东乡，虽说是走马观花，只及皮毛，谈不上深究，但所见所闻使我相信，东乡族确与大元皇朝有着诸多的关联。
首先是东乡人的长相。在县城锁南坝和南部巴谢川的集市上，我所见到的东乡人，男人们大多是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椭圆脸，眼珠儿有些是蓝色的；妇女则多长着一双杏子眼，脸部线条明朗，嘴巴展阔，皮肤白皙。虽说这里过去是“苦甲秦陇”的穷地方，即使现在生活依旧相当艰苦，根本谈不上能有合理的营养膳食，更少使用什么洗面奶之类的护肤养颜品，但艰苦恶劣的生存环境似乎并没有改变东乡人的遗传基因，他们大都个头高挑，面色红润，结实强壮，一脸健康相。有人认为，这些在东乡被称之为“诺晃”的人可能是蒙古族的一支，但长期致力于东乡族史志研究的马志勇先生不同意这种观点。马先生说：典型的蒙古人大多尖下巴、宽颧骨、单眼皮。1981年“蒙古语文八省区协作会”的那木斯来教授专程来东乡县县城所在地锁南坝，调查有无典型的蒙古族特征的人。这里3天一逢集，20多天的时间里，那木斯来教授在七八个集日里，只发现一个人与蒙古人的典型特征相似。这至少说明，在锁南坝周围地区，东乡族中具有典型的蒙古人特征的人所占比例非常之少。有人对东乡族的体征还拿出最具权威性的根据，说近年来遗传工程学家通过血型研究，验定东乡族血型频数为，与中亚人相似。我暂且没有机会核实这种说法是否确切，但凭直觉感到，东乡族许多人的长相，的确颇有几分大西域色目人和北方牧人的体型特征。
佐证不单是人的长相，还有这里独特的地名及语言。
在东乡族自治县县城锁南坝及免古池等五六个乡镇周围，许多村名的末尾字音是带“池”的，如免古池、阿娄池、妥磨池、沙黑池、伊哈池、托木池、麦池、则池、板池……这使我明显地感觉到，这种地名称谓与临夏其他地方明显不同。依字面理解，我开始以为，这大概是与这里曾经有过众多的山泉、池塘有关吧。然而，眼前这些带“池”的村庄，事实上尽是“拉羊皮不沾草”的干旱山地，过去连人畜吃水都得从很远的地方靠人背畜驮，历来与泉、塘无缘。
就这些带“池”音的乡村地名的真实含义，我向多年来一直在东乡工作、生活的马占标先生作了请教。马先生告诉我，这全是东乡语的音译，与汉语里“池”的本意无关。过去写这里的地名，有写“池”的，也有写“赤”的，反正“赤”、“池”两音相近。以后，为使地名合于汉字规范，才统一改为“池”而不用“赤”。至于这里“池”（赤)的真实含义，用汉语字义是讲不通的，比如阿娄池（赤），从汉字字义上是无法理解的。有一种看法是与波斯语有关，波斯语中的“赤”是“地名”的意思。
我想得到更多的佐证。于是，我对元、明、清三朝600多年的历史地名和一些中亚国家现在的地名，作了细致的检索对比。我惊奇地发现，在帕米尔高原东西、天山南北、长城内外，地名尾音是“赤”的还真有不少。
波罗赤——清时地名，在辽宁省朝阳县西40里(20公里）。失宝赤所——明时地名，在河北省境内，明代置千户所。
打刺赤堡——清时地名，在甘肃省靖远县东北80里（40公里)。
西赤城镇——金时置，在甘肃省崇信县西南70里（35公里）。
必赤里——清时地名，即今青海省贵德县。
纳赤台——清时地名，在青海省格尔木市西南200里（100公里)。
押赤台-元时地名，在云南省罗次县东南。
察赤——西辽时地名，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
喷赤河——在今阿富汗东北部。
喀喇喷赤——在阿富汗喷赤河上游地区。
巴尔喷赤——在阿富汗喷赤河中游地区。
这说明，东乡地名中的“赤”，与我国长城内外、天山南北以及中亚一带的某些地名有直接关联性。
东乡的村庄名称中尾音是“牙”和“图”的也有不少，如八牙、水牙、周牙、西牙、白牙、黑牙、包牙、妥牙，如卡古木图、洒拉图、安他拉图……这里的“牙”、“图”与汉语中的“庄”、“村”意思大致相同。东乡族中马、买、牙、丁、胡、瓦、他、且、巴、坡、白、米、仑、周、康等姓的人，也都说他们的祖先是从西域来的。
不仅如此，东乡地区的许多奇僻地名，有些也与中亚一带的某些地名相似。如东乡的甘土光、纳伦光、萨勒、库麦土、胡拉松、乃忙等地名，分别与中亚毡的附近的干土城、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纳伦城、不花剌和撒马尔罕之间的撒里普勒、土库曼、呼罗珊、乃蛮相同或相似。
古代的中亚地区，民族众多，商贸发达，多出奇巧技艺，人口流动性很大。东乡地区至今沿用的这些地名，连同这里的稀奇姓氏，说明东乡人有许多确与葱岭东西及中亚地区有渊源关系，难怪明《河州志》有诗赋云：“青海烽烟连大宛，黄河部落接康居”，“考奇名与地志，与大夏而西通”。可见，这绝非是近人的臆想。我意识到，姓氏、地名似长在大地上的一株株千年古树，其中那一圈圈负载着每一个春夏秋冬信息的年轮，该是最值得我们研究探讨的活的历史文化遗产。
东乡族没有本族文字，但有自己的语言。由于交流的需要，东乡人如今大都熟悉汉语，与族外交流时全用汉语，东乡话仅用于族内的日常生活交流。为增加对东乡语的直接感受，一次，我在一户东乡族人家采风时，向主人学了一句“今天我家来了客人，我特别高兴！”用汉语音译过来是：
今天我家来了客人(乃都）（米尼）（革也德）（卓成）（依热窝)我特别高兴显然，东乡语的语法与汉语是不同的，存在着倒装的语法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