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儒讲学，其视后世也，有难有易。更秦之暴，简册荡然，学者不见全经，传章句子口耳之间，考同异于煨烬之余，不亦难乎？杨墨之道已息，释氏未入于中国，上之人虽有悦黄老之言者，然一人偏私之见，孤唱而无和，安得与天下儒生敌也？终身务于正学，而不患异端之相侵，故曰易也。虽然，申公病免，而赵绾、王臧厂吏自杀，辕固刺彘，几濒于死。当时儒者谨守师法，闭拒邪说，至以身殉而不悔也，岂不严哉！自时厥后，佛老之说交炽于中国，慧业之士从而和之，而吾儒浸有不敌之势，于是尽弃章句之学，高谈性命之理，悉发古圣贤之精义微言，与彼二氏者树帜而相攻也。夫析理尽于豪芒，则必有虚空无涯涘之论间羼于其中，浅识者不能窥也，遂有近禅之讥焉，譬诸援人于溺，而自渐其屦者欤？夫高谈性命而尽弃章句，则后生小子将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之见，亦未始非一弊也。摘自《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29页
孔子出而有经之名，《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始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然篇名《经解》，而孔子口中无经字。《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孔子始明言经。或当删定《六经》之时，以其道可常行，正名为经。又《庄子·天道篇》：“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绍十二经以说。”《经典·释文》：“说者云：诗、书、礼、乐、易、春秋，又加《六纬》，合为十二经也。一说云：《易》上、下经并《十翼》。为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经也。”三说不同，皆可为孔子时正名为经之证。经名正，而惟皇建极，群下莫不承流；如日中天，众星无非拱向矣。龚自珍云：“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尝率弟子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如龚氏言，不知何以解夫子之作《春秋》。是犹惑于刘歆、杜预之说，不知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之义也。摘自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8—39页
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弟子辗转相授渭之说。惟《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孔子所手定，得称为经。如释家以佛所说为经，禅师所说为律论也。《易》之“系辞”，《礼》之“丧服”，附经最早；而《史记》称“系辞”为传。以“系辞”乃弟子作，义主释经，不使与正经相混也；《丧服传》，子夏作，义主释礼，亦不当与丧礼相混也，《论语》记孔子言而非孔子所作，出于弟子撰定，故亦但名为传；汉人引《论语》多称传，《孝经》虽名为经，而汉人引之亦称传，以不在六艺之中也。汉人以《乐经》亡，但立《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后增《论语》为六，又增《孝经》为七。唐分三礼、三传，合《易》、《书》、《诗》为九，宋又增《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为十三经。皆不知经传当分别，不得以传记概称为经也。摘自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7—68页
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岐阳石鼓及《说文》所载古文是也。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今人之于篆、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凡文字必人人尽识，方可以教初学。许慎谓孔子写定六经，皆用古文；然则，孔氏与伏土所藏书，亦必是古文。汉初发藏以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故汉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而当古文未兴之前，未尝别立今文之名。《史记·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乃就《尚书》之古今文字而言。而鲁、齐、韩诗，《公羊春秋》，《史记》不云今文家也。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学官，必创注解。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递为增补，以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许慎《五经异义》，有《古尚书》说、《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古毛诗》说、《今诗》韩鲁说，《古周礼》说、《今礼》戴说，《古春秋》左氏说、《今春秋》公羊说，《古孝经》说、《今孝经》说，皆分别言之，非惟文字不同，而注解亦异矣。摘自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7—88页
汉崇经术，实能见之实行。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孔教已定于一尊矣。然武帝、宣帝皆好刑名，不专重儒。盖宽饶谓以法律为《诗》、《书》，不尽用经术也。元、成以后，刑名渐废。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一时循吏多能推明经意，移易风化，号以为经术饰吏事。汉治近古，实由于此。盖其时公卿大夫士吏未有不通一艺者也。后世取士偏重文辞，不明经义；为官专守律例，不引儒书。既不用经学，而徒存其名；且疑经学为无用，而欲并去其实。观两汉之已事，可以发思古之幽情。孔子道在六经，本以重教万世；惟汉专崇经术，犹能实行孔教。虽《春秋》太平之义，《礼运》大同之象，尚有未逮；而三代后政教之盛，风化之美，无有如两汉者。降至唐、宋，皆不能及。尊经之效，已有明征。若能举太平之义、大同之象而实行之，不益见玄圣缀学立制真神明之式哉？此顾炎武所云“光武、明、章果有变齐至鲁之功，而惜其未纯乎道”也。摘自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3—104页
凡事有见为极盛，实则盛极而衰象见者，如后汉师法之下复分家法，今文之外别立古文，似乎广学甄微，大有裨于经义；实则矜奇炫博，大为经义之蠹。师说下复分家法，此范蔚宗所谓“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也。”今文外别立古文，此范升所谓“各有所执，乖戾分争，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也。”盖凡学皆贵求新，惟经学必专守旧。经作于大圣，传自古贤。先儒口授其文，后学应知其意，制度有一定而不可私造，义理衷一是而非能臆说。世世递嬗，师师相承，谨守训辞，毋得改易。如是，则经旨不杂而圣教易明矣。若必各务创获，苟异先儒；骋怪奇以钓名，恣穿凿以标异；是乃决科之法，发策之文；侮慢圣言，乖违经义。后人说经，多中此弊；汉世近古，已兆其端。故愚以为明、章极盛之时，不加武、宣昌明之代也。摘自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38—139页
(王肃)伪造孔安国《尚书传》、《论语》、《孝经》注、《孔子家语》、《孔丛子》共五书，以互相证明；托于孔子及孔氏子孙，使其徒孔衍为之证。摘自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5页
唐太宗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颖达既卒，博土马嘉运驳其所定义疏之失，有诏更定，末就。永徽二年诏群臣复考证之，就加增损。永徽四年，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摘自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8页
本朝经学之盛，自汉以来未之有也。余幸生诸老先生之后，与闻绪论，粗识门户，尝试以为治经之道大要有三：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得此三者以治经，则思过半矣。诗曰：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圣人之言，岂有不明且清者哉。其诘鞠为病，由学者不达此三者故也。三者之中，通假借为尤要。诸老先生唯高邮王氏父子发明故训是正文字至为精审，所著《经义述闻》，用汉儒“读为”、“读曰”之例者居半焉。或者病其改易经文，所谓焦明已翔乎？寥廓罗者犹视乎薮泽矣；摘自吴樾《春在堂全书》《群经平议·序目》清光绪刻本
《论语》一书门弟子记孔子之言，其实夫子祖述宪章中多古语，特书缺有闲，不知能尽知其出处耳。如“巧言令色，鲜矣仁”，此夫子说书语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夫子解谥法语也。以此推之，如“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皮、科韵语必古之成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作古韵语疑即出老彭之旧典；“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必礼典之旧文，夫子读而论之，朱子以为记孔子之诚意，其说转远。“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必学制之遗说，夫子引而自谦。“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数语皆有韵之文，必学制之遗说夫子引而志之。郑、孔之注均未明言切切、偲偲、怡怡如也，此似《尔雅》句法，必古书之成语夫子引之而释之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不然子路问士而夫子骤应以形似之言，则文义不顺矣。其他如克己复礼，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之见《左传》；以德报怨之见《老子》，尤为显证，此疏释家不可不知之要义也。摘自文廷式《纯常子枝浯》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经学纷如乱丝，于今有汉学、宋学之争，在昔则有今学、古学之辨。不知古学皆刘歆之窜乱伪撰也，凡今所争之汉学、宋学者，又皆歆之绪余支派电。经歆乱诸经，作《汉书》之后，凡后人所考证，无非歆说，徵应四布，条理精密，几于攻无可攻，此歆所以能欺绐二千年而无人发其覆也。今取西汉人之说证之，乃知其伪乱百出，而司马迁《史记》，统《六艺》术《儒林》，渊源具举，条理毕备，尤可信据也。察迁之学，得于《六艺》至深：父谈既受《易》于杨何，迁又问《书故》于孔安国，闻《春秋》于董生，讲业于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村邹峄，其于孔门渊源至近。孔子一布衣耳，而于周《本纪》、《十二国》《世家》，迁皆书“孔子卒”，因尊孔子为世家。《太史公》《自序》曰：“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孔子世家赞》曰：“言《六艺》者皆出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自序》曰：“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其预闻《六艺》，至足信矣。虽其书多为刘歆所窜改，而大体明粹，以其说与《汉书》相校，真伪具见。孔子《六经》之传，赖是得存其真，史迁之功，于是大矣。摘自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6—17页
后汉之儒，皆今学也。大儒讲授，人徒千万，如张兴著录且万人，蔡元著录万六千人，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宋登教授数千人，丁恭弟子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曹曾门徒三千人，牟长学者常千人，牟纡亦千人，杨伦、杜抚、张元皆千余人，其数百人者不可胜数，故举天下皆今学也。而传伪古学者，终后汉世不过杜、郑、贾、马数人而已，然且龚胜、师丹、公孙禄及诸博士攻之于前，范升、李育、何休、临硕暨诸儒难之于后，哀帝、光武暨于诸帝，终不能违众而立学官也。后世据伪古之大盛，疑汉人何不攻之。试思遗文所存，攻者之众犹如此，今学之盛犹如此，刘歆伪经不过如晋薛真之伪《归藏》，隋刘炫之伪《孝经孔传》，明丰坊之伪《子贡诗传》，杨慎之伪《岣嵝碑》，人人皆知其伪，不甚信之。然则伪古学宜将灭矣，何能转炽盛乎？今推其故，一由刘歆所传皆一时之通学，一则博学必典校书，校书东观者必惑歆所改中古文之本而笑今学之固陋。夫校书者为天下学者之宗，通学者有著书目行之力，合斯二者，而郑玄挟其硕学、高行、老寿，适丁汉微，经籍道息，康成揉合今古，而实得伪古之传以秆之遂为天下所宗。滥觞于杜、郑，推行于贾逵，篡统于郑玄，于是伪古行于九州暨海外而今学亡矣。摘自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68页
人无教则为禽兽，故宜有教。孔子之教不远人以为道，故不可离。既为人身矣，莫宜于孔子之教。孔子之教何在？在《六经》；内之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外之修身以至家国天下，及于鬼神山川草木咸得其所，故学者莫不宜为经学。摘自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378页
尝慨孔教之衰，经学茫昧故也。既乱于汉，又乱于宋。一以为巫史，一以为乡愿，孔教之存，宁有幸乎？而其由来，又不惟是，孔子之发言为经，类皆因材施教。因材施教者，佛家所谓因众生之根器当以某等得度者，即为现某等身而为说法。故孔子之言，或大或细，有半有全，犹佛家之有大乘、小乘，有实教权教，非圣言有异，众生根器不同也。摘自《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2页
《论语》专记圣人言行，为孔教之真源，群经之秘钥。方诸耶教，此其《新约》之福音。群经如《诗》、《书》、《仪礼》、《周礼》，其《日约》乎？《春秋》、《王制》，为变从周改今制之书，亦新约之类。《周易》，其默示录。《礼记》，其使徒行传也。摘自《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3页
《春秋》非改制度之书，用制度之书也。固自言之矣。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虽有其位，苟无其德，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作焉。虽曰乘殷辂，服周冕，行夏时。乐韶舞，亦因而己耳。如视其书为改制度之书，视其人为改制度之人，则孔子不能逃僭越之罪矣。孔子闵三坟之放失，百国之纷罗，从而修之，不得已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我者何？知其为因制度之书，非改制度之书也。知其为不得已之苦心，非自好自用之人也。罪我者何？罪其为改制度之人，改制度之书也，为自用自专之人也，此孔子所以惧也。如曰孔子惧罪彼者罪我，则更相刺谬矣。《春秋》乃劝惩之书，非罪人之书也。摘自《蔡松坡集》上海人民1984年版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