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者，自诚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成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诚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诚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摘自《礼记》《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33页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摘自《孟子》《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62页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摘自《孟子》《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64页
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摘自《孟子》《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65页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于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摘自陈奇酋欠《韩非子集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80页
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摘自《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18—2519页
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然则《春秋》汉之经，孔子制作，垂遗于汉。论者徒尊法家，不高《春秋》是暗蔽也。《春秋》、五经义相关穿，既是《春秋》，不大五经，是不通也。摘自王充《论衡·程材篇》诸子集成本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为传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牍，焦思虑，以为论注疏说者百千人矣。攻讦很怒，以辞气相击排冒没者，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或合而隐，或乖而显。后之学者，穷老尽气，左视右顾，莫得而本。则专其所学，以訾其所异，党枯竹，护朽骨，以至于父子伤夷，君臣诋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圣人之难也。摘自《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8页
子曰：汉儒之谈经也，以三万余言明《尧典》二字，可谓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气象。东京士人尚名节，加之以明礼义，则皆贤人之德业矣。本朝经典，比之前代为盛，然三十年以来，议论尚同，学者于训传言语之中，不复致思，而明不明矣。摘自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02页
古之君子，其学，为己也而不专乎为己，盖其得之也有余，则推以与人也，不患于不足；成之也劳，则其事传之于久而无弊；孔孟之道，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莫之能尚也，惟其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而不著于用，故郁勃涸积于当时，而卒能徐出而大畅之，以及于百千万世之远。自其及门弟子，既皆身被其传以立于世，又自诸子各有所传，然受之浅深而行之久近，有不以皆善；而要其大归，苟出自孔氏之传者，至其极衰大坏犹贤于他事万万也。何也？孔氏之道，可远、可近、可约、可传，非若他事，淫污辨杂以为通，涎神僻异以为高也。学他氏者，于己不必诚。而常惧于无以徇人；学孔氏者，进可以及人，而退亦不自辱，其在己者也。故学孔氏者近劳，而什有八九焉不失为君子；学他氏者近佚，而什有一焉不免陷于小人。孟子、荀卿之于邹子、淳于、尸子、长卢之属是也。自夫孔氏既没，世乱道微，生民之命，悬于谈兵说利之口昔若干年，而子思之学再传而为孟子，子弓之学亦一传而得荀卿，荀卿之学未知出于子弓何如也？而孟子于子思有光矣。夫当孔子之时，诸子不弃其师之穷，相与追随驰逐列国之郊，羁愁困饿而不忍去；一时能言之士，与夫非诮孔氏而不为其学者，声华气势，计当十百过之，讫无所据托，而独孔氏师友一线之传，屹然不坠以为儒者折衷非止邹子、淳子之徒，不可度洁短长而已耳。自是而降，诸子愈散，其荀卿之学，亦一传而谬，天下异端曲说，愈炽于邹子、淳于之徒，而孟子之所著书，遂与诸子之书之可传者，共扶孔氏以至于今日。由此言之，孔氏之道，世治则与之俱治，世乱则不与之俱乱，自古至今，固未尝一日废，而学何其劳而孤也。世言太史公不知孔子，吾读《孟子荀卿列传》，亦灿然知所趣舍哉。摘自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二二《史论·孟子荀卿列传》四部丛刊本
儒者之学分而三，秦汉以来则然矣，异端不与焉。有记诵之学，汉郑康成，宋刘原父之类是也；有词章之学，唐韩退之、宋欧阳永叔之类是也；有儒者之学，孟子而下，周、程、张、朱，数君子而已。摘自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二《评郑夹祭通志答刘教谕》清乾隆二十—年刻本
国初尝求儒者于兵间，已有问道考治之意。世祖之在潛藩也，尽收亡金诸儒学土，及一时豪杰知经术者，而顾问焉。论定大业，厥有成宪。在位三十余年，凡大政令、大谋议，诸儒老人，得以经术进言者，可考而知也。历朝因之。至我钦天统圣至穗诚功大文孝皇帝，始开奎章阉，陈祖宗之遗训，考经史之格言，以养德性，以成事功，而文治大兴矣。摘自《国朝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进讲》四部丛刊本
孟子才高，在心性源头处理会，曰：“存心养性，”曰：“求放心，扩充四端”之类。其曰操存曰养曰术曰扩充，孟子工夫，便在此下乎，非有孟子天资，便无可依据。故孔子只教人忠信笃敬，博文约礼，便有依据持循，而心性工夫亦无不尽矣。河洛之教，实祖孔子。故主敬主一、庄整严肃、整衣冠、齐容貌、格物穷理，益详益尽，学者亦不思无依归下手处矣。
自孟子后千四百年，无人见得此迫分明。董子见其大意，孔明天资有暗合处，韩退之揣见仿佛，主程、朱方见得尽。自朱子后，无人理会得透彻，真西山庶几。
六经言道而不辨，辩自孟子始；汉儒解经而不论，论自宋儒始；宋儒尊理而不僭，僭自世儒始。周子太极图第二圈子是分阴分阳，不是根阴根阳。世间没这般截然气化，都是互为其根耳。摘自吕坤《呻吟语》卷一《谈道》清刻本
汉以来儒者一件大疾痛，只是是古非今。今人见识作为不如古人，此其大都；至于风会所宜，势极所变，礼义所起，自有今人精过古人处。二帝者，夏之古也；夏章，殷之古也；殷者，周之古也。其实制度文为，三代不相祖述，而达者皆以为是。宋儒泥古，更不考古昔真伪、今世是非。只如祭祀一节，古人席地不便于饮食，故尚簠笾豆，其器皆高，今祭古用之，从其时也子孙祭祖考，只宜用祖考常用所宜笾豆是设，可乎？古者墓而不坟，不可识也。故不墓祭。后世父母体魄所藏，巍然丘垄，今欲舍人子所睹记者而敬数寸之木，可乎？则墓祭似不可已也。诸如此类甚多，皆古人所笑者也。使古人生于今，举动必不如此。摘自吕坤《口申吟语》卷四《品藻》清刻本
先儒将现前道理每每说向极微极妙处，固是精细工夫。不佞举极难重事，一概都说到明明白白平平常常来，似乎肤浅庸陋。先儒之言，“惟危”、“惟微”、“惟精惟一”之旨也。不如此，不足以立名。然圣狂分于毫厘，未免使人惧。不佞之言，“人皆可以为尧、舜”之意也，“有为者亦若是”，或可使初学庶几焉。而不佞绝无好名之心，此其所异也。末世已不知圣人之道，而偶有向学之机，又与之辨析精微以逆折之，使智者只为刍狗，而不肖者望若登天，则圣人之道必绝于世矣。摘自《朱舜水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1页
儒者之道，振古由今，极天际地，仲尼日月，无得而逾。然而亦有不行不明之时，则浮云风霾薄蚀之也，终不能夺其炤临之体。若夫天有二日，则天下亦应有二道；若夫今古有一逾于天日，则天下之为道，亦应有逾于仲尼。仲尼之道如布帛菽粟，诚无诡怪离奇，如他途之使人炫耀而羡慕。然天下可无云绡雾毂，必不可无布帛；可无交梨火枣，不可无粱粟；虽有下愚，亦明白而易晓矣。奈之何举世骘狂澜白波，虽然明而行之者其常也，自非上智，必有感而动，摘自《朱舜水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78页
古今名儒，倡道救世者非一，或以主敬穷理标宗，或认先立乎大标宗，或以心之精神为圣标宗，或以自然标宗，或以复性标宗，或以致良知标宗，或以随处体认标宗，或以止修标宗，或以知止标宗，或以明德标宗。虽各家宗旨不同，要之总不出悔过自新四字。总是开入以悔过自新的门路，但不曾揭出比四字，所以当时讲学，费许多辞说，愚谓不若直是悔过自新四字为说，庶当不便有依据，所谓心不妄用，功不杂施，丹府一粒，点铁成金也。摘自李颙《李二曲全集》卷一《悔过自新说》上海扫叶山房本
问三教，曰：大道一而已矣，教安有三耶？使教有三，则道亦有三矣。然姑就世俗所谓三教者言之。吾儒之教，原以经世为宗，自宗传晦而邪说横，于是一变而为功利之习，再变而为训诂之习，浸假至今，则又以善笔札、工讲诵，为儒当然，愈趋愈下，而儒之所以为儒，名存而实亡矣。老氏之教，原以无为为宗，自宗传晦而怪幺兴，于是一变而为长生之说，再变而为符录之说，浸假至今、则又以诵经咒、建醮，为道教当然，愈趋愈下，而道之所以为道，名存而实亡矣。释氏之教，原以圆寂为宗，自宗传晦而诈伪起，于是一说而为枯禅之说，再度而为因果之说，浸假至今，则又以造经像、勤布施，为释教当然，愈趋愈下，而释之所以为释，名存而实亡矣。然使三教尽亡，则风俗之蠹可息。儒教若亡，则风俗之蠹愈滋，噫！安得信心之士，与之崇正辟邪，共明儒教哉？摘自李颙《李二曲全集》卷一四《盩厔答问》上海扫叶山房本
宋末胡元之世，名为儒者，与闻格物之正训，而不念格之也，将以何为数五经、语、孟文字之多少而总记之，辨章句合离呼应之形声而比拟之，饱食终日，以役役于无益之较订，而发为文章，侈筋脉排偶以为工，于身心何与邪？于伦物何与邪？于政教何与邪？自以为密而傲人之疏，自以为专而傲人之散，自以为勤而傲人之惰，若此者，非色取不疑之不仁、好行，小慧之不知哉？其穷也，以教而锢人之子弟；其达也，以执而误人之国家。……梁元、隋炀、陈后主、宋徽宗，皆读书者也；宋末胡元之小儒，亦读书者也，其述均也。摘自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七《船山遗书》清同治年间刻本
今人于《五经》，穷搜推隐，自号为穷《经》。此尤不可。何也？当汉之初，学者行则带《经》，止则诵习，终其身治一《经》而犹或未逮。若是其难者，何也？盖其时《经》籍灭而复出，编简残缺，文辞古奥，训义难明，是以若是其难也。今也不然。训义既明，坐享其成，披而览之足矣。虽欲穷之，将何所穷！摘自唐甄《潜书五经》古籍出版社1955年版第62页
窃叹宋儒承五代之衰，振兴儒学，使人尚知孔孟当尊，而六经以传，功固钜。但其学以性天为宗旨，自谓陵唐轶汉，不知阴坏于二氏，致儒者高谈性命，不殊晋代之清言，绝无圣人经纶实学，坐视宇宙沦胥不可救，而害且遗于有明。摘自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八《与毛河右先生书》丛书集成本
道之在天下也，有—二人开之于先，而统系相承，遂有知所向往以成其学者，固其人之克自振拔，亦良师友与有力焉。自邹鲁既远，圣学不明，异端浸炽，至伊洛夫子出，始得其宗于数千载之下，相与讲必性之微，严义利之辨，而陷溺已深，信从者寡。高者竞尚颖悟，而其卑者则不过掇拾词章以取富贵。习俗移人，贤者不免。盖当其为学时，而本原早已非矣。摘自张伯行《正谊堂续集》卷三《张南轩文集序》丛书集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