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一世征服了英格兰,镇压了几乎所有的盎格鲁—萨克逊贵族,并使受封的诺曼贵族的封地分散在英格兰各个地方,不能连成一片与占有整大片土地的国王抗衡。1086年,威廉在索尔兹伯里召开大会,不仅要求他的封臣向他宣誓效忠,而且要求他的封臣的封臣向他宣誓效忠,为他服兵役、纳贡税,从而确保所有的封臣直接对国王负有义务,为此甚至可以背叛他们自己的封建领主,这就使英格兰的封建制度较之当时其他欧洲国家的封建制度带有更多的中央集权的性质。
在封建社会里,国王的主要职能是分封土地、收取封建义务。他的权力来自于此,同时也受制于此。由于他分封土地,贵族便承认他的至高无上,但也由于他分封土地,贵族便分享了他的权力,从而只把他看成是自己队伍中的最高者,贵族中的第一位贵族。从国王与贵族各有各的领地、各自都在自己的领地上行使司法权这一点来讲,他们实际上处于社会的同一层次上。国王之所以为“一国之王”,是因为他可以通过分封土地来换取封建义务,即领受土地的贵族必须承担应国王之召出征打仗的义务。只有国王才能领导贵族发动对外战争,仲裁贵族的纷争,讨伐不服从仲裁的“叛逆”。可见,封建主义本身是一种君主和贵族作为封君和封臣而建立在相互依存关系上的双向契约关系。
英国的封君和封臣之间的相互权利和义务并不见之于成文法律,而只存在于习俗之中,为双方所熟知,具有法律效力。其中若一方要求习俗之外的权利,或不履行自己的义务,就会被视为违法行为。这时,双方就有权解除契约关系,甚至诉诸武力,这是英格兰封建制度运作机制中的基本因素。所以,英国贵族一开始就处在与国王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征服者威廉和他的继承者都不得不面对诸侯的叛乱和王国的动荡。
威廉征服后的几百年中,国王与贵族冲突不断,战争与反叛时常出现。1215年,反叛的贵族强迫国王约翰签署了一份保障贵族权力的文件,叫《大宪章》。《大宪章》共63款,对国王在封建规范下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作了非常详尽的规定,是一个集封建权利和义务之大全的封建文件。《大宪章》的目的是抑制国王的专制权力,调整封君和封臣的关系,实际上却包含了后来发展起来的议会对王国的征税权和国民对王国政务的参与权和监督权等因素。第一,《大宪章》中非经“大委员会”的同意不得征税的条款,为后世人“无代表权不纳税”这一原则奠定了基础;第二,征税要得到本王国一致的同意,为此国王必须召集教俗贵族和郡长等地方官举行会议,这就确认了“国民”有被咨询的权利,为未来的议会和议会制度奠定了基础;第三,《大宪章》所包含的保护教会权利、城镇自由和商人利益的条款以及对不同身份的人采用同样的司法制度的条款,不仅为半个世纪后平民代表进入议会奠定了基础,还为近代的公民意识和公民法权观念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大宪章》表明,封建贵族其实已不再仅仅把自己看作国王的“直属封臣”,而是看作对处于统治地位的国王有天然发言权的国民的代言人,这就为贵族后来建立寡头政治迈出了第一步。
约翰忍受不了《大宪章》的束缚,不久即置自己的誓言于不顾,导致诸侯再次起义,国内一片混乱,直到1216年10月约翰病死,战争才停止。约翰九岁的儿子亨利即位为亨利三世。亨利三世重用宠臣,对罗马教皇又唯命是从,极少听取大贵族的意见,除非征税才召开大议事会,因此国王与贵族之间争斗连绵。1234年,大贵族再举反旗,迫使亨利三世允许贵族反对派进入大议事会。这时,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称会议为“议会”,意为“谈话”与“协商”,用来指国王和贵族在大议事会中的交谈或谈判。13世纪中叶后,随着平民代表——乡村骑士和城市平民先后进入大议事会,议会成为一种固定机构的名称,专门指代大议事会。1258年,12名宫廷会议成员与12名贵族代表在牛津举行年度会议,通过了一个进一步限制国王权力的《牛津条款》,这实际上是公开宣布国王要服从贵族会议的决定,引起国王与贵族的再次混战。1265年,贵族领袖西门·蒙特福特在打败国王后召开一次全国会议,除了要求男爵、高级教士和每郡两名骑士参加外,还要求各市选派两名“贤良、守法、正直”的市民代表参加,这被认为是英国议会制度的起点,它标志着贵族开始与中等阶层联合。后来,因为部分贵族与蒙特福特离心离德,1265年8月4日,蒙特福特在与王军的战斗中兵败身亡,《牛津条款》被废除,王权又得以全面恢复。虽然如此,经过《大宪章》和《牛津条款》的签订,凡国事应该交大议事会讨论以及国王和贵族间应该有一种有效的合作方式,这两点已在英格兰人的心中生了根,蒙特福特领导的贵族反叛也在英国宪政史上留下了永久的印记。
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由大议事会发展和演变而来的议会,越来越多地被当作统治王国的有效手段。国王多次召集贵族、牧师和上层市民三个等级参加的议会,来讨论与本王及本王国有关的某些棘手问题,使议会明显地经常化和制度化。议会逐步获得批准赋税和立法的权力,最终成为具有政治、司法、立法和财政等多方面作用的一种中央政权机构。从1343年起,议会分为上下两院,上院由教俗贵族组成,下院由骑士、市民代表组成,这样,英国议会终于走完了从萌芽到成形的历程。
至此,贵族为维护其封建权利而与国王进行的斗争,留下了两项重要的成果——《大宪章》和议会,这两项成果为贵族保障了封建主的“自由”,却也为后来的英国人开创了“自由”的先例,被后人看作是英国国民自由的起源。作为一个原则,“自由”被认为是现代世界最珍贵的原则之一,英国之所以在后来成为现代世界的开拓者,与它这种“自由”的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由于议会掌握了征税和立法的大权,国王的权力大大削弱。到爱德华二世时期,贵族势力继续增强,王权继续缩小,所以出现了政治上的混乱和经济上的衰败。1327年,大贵族控制的议会甚至于宣布废黜爱德华二世。1337年,爱德华三世发动了英法百年战争。尽管英军在1346年的克雷西战役中大获全胜,但巨大的战争开支迫使国王不得不经常召开议会,以谋求征税的可能,结果使议会的权力再次继续加强,贵族的势力大为增长,君主的专制主义遭到进一步的失败。1399年,兰开斯特公爵博林布鲁克甚至谋权篡位,建立兰开斯特王朝。兰开斯特王朝在王位继承资格方面有问题,就不得不依赖议会,也就是依赖贵族的支持。为转移贵族对王位继承权的注意力,亨利五世于1415年再度点燃了英法冲突的战火。但百年战争以英国的失败告终,于1453年落下帷幕。对英国来说,英法战争的失败并不是一件坏事,英法战争前,英、法两国的经历相互交叉,彼此纠缠,两个国家分不清你我。英法战争使两个国家都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从而为两国形成民族国家创造了条件。
这以后英国发生了一场玫瑰战争。玫瑰战争的起因是两个王族争夺王位,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都认为王位应该属于自己,为此不惜兵戎相见。战争在两个贵族集团之间进行,打了30年。战争的结果是这两个家族都没有争到王位,王位被第三者夺去了。战争消灭了两大集团中的多数贵族,旧的封建领地贵族自相残杀、消灭殆尽。一个新的势力崛起,这是一个新的王朝即都铎王朝,这个王朝代表着国家统一和民族和解。结果,由都铎王朝建立了英国的专制王权,开始向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这一步,对英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后来的历史证明:没有民族国家,就不可能强大,也不可能向现代英国的方向发展。都铎王朝在英国历史上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原因就在于它建立了民族国家。
综上所述,英国封建时期,由于贵族与国王长期斗争、相持不下,结果建立了“统治者”(国王)和“被统治者”(贵族)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从而创造了英国所特有的“自由”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贵族曾经发挥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但另一方面,贵族是造成国家分裂的主要因素,不消灭封建割据,不铲除贵族势力,国家不得发展,民族不得强盛。玫瑰战争消灭了领地贵族,为国家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扫清了障碍,打开了通往现代化国家的大门。所以恩格斯说:“对于英国幸运的是,旧的封建诸侯已经在蔷薇战争中自相残杀殆尽。”随着都铎王朝的兴起,统一的英格兰民族国家出现了,英国迎来了新时代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