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世界上第一个实行工业化，率先进行社会转型，但因此也首先遭遇了社会转型带来的问题，其中突出的一个是社会冲突的加剧。社会分化，尤其是两极分化，引发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的加剧，工业革命时期正是这样一个社会冲突加剧的时期，工业化时期的英国整个社会是分裂的。英国人过迟地意识到这一点，从而在英国发展过程中留下一个隐患。
在社会结构方面，工业化造成的最显著后果莫过于社会的分化以及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在英国也称“中等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形成。19世纪30年代激进主义者威廉·科贝特就意识到了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他惊呼：“我们日益朝着这样的国家迈进，这里只有两个阶级，雇主和卑贱的依附者。”不过，对于工业化造成的社会分化做出精辟概括的，莫过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直接相互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两大阶级都是工业社会所催生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作用下，二者的地位和命运截然不同。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也就是说，两大阶级在社会财富的占有方面严重不均，并进而造成经济与社会地位的极端不平等，这就是社会的两极分化。
从经济方面来看，工业革命时期社会的两极分化是非常明显的，不妨看看当时英国的财富分配情况：1801年，1.1%最富有的人取得国民总收入的25%；到1848年，1.2%最富有的人就取得35%的国民总收入；到工业革命已完成时的1867年，2%最富有的人所聚敛的财富占国民总收入的40%。相比之下，体力劳动者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却从1803年的42%下降到1867年的39%。可见，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财富分配不均使得富人愈富、穷人愈穷，从而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而且由于工业化带来的财富太多，这种差距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鲜明。
贫富差距引起的鲜明对比在城市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城市中拥有巨大财富的是一些在工业革命中起家的新生的中等阶级，其中包括发明家、工厂主、矿主以及商界和金融界巨头等等。据统计，到1851年时，英国的中等阶级人数达300万之多。中等阶级的生活方式虽然谈不上豪华，但用舒适来形容却毫不过分。一套漂亮的住宅或别墅是一般中等阶级所不可缺少的，这既是生活中一个重要部分，也是中等阶级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工业化时期，作为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普通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十分糟糕，许多工人阶级家庭是一家人不分男女老幼地挤在一间房中，甚至一张床上，相当一部分工人则长期居住在阴湿黑暗的贫民窟中。如果将上层阶级的住房条件与贫苦工人的安身之所加以对比，那么一个可以是“天堂”，另一个则不亚于“地狱”。
但不仅如此，在生活条件的其他方面，二者间的差异也同样惊人。上、中阶级在饮食方面的开销很大，一般要占他们总收入的30%-40%。他们每餐都有好几道菜，包括蔬菜、肉类、甜点等，每逢周末或有客人，更是大排宴席。质地上乘的服装和豪华的车马是地位的象征，这方面的花费也不少。为使生活气派，所有的上、中层阶级家庭都雇有仆佣，越是有钱，雇有的仆佣数就越多。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工业革命时期，许许多多普通工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由于收入微薄，他们只能艰难地维持生活，服装与娱乐成为一种奢想。
不难发现，从经济方面来看，工业化造就了一个空前富裕但又是被严重撕裂的社会，一个极度不和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垄断物质财富的，主要是新兴的中等阶级，此外还有那些投身于工商业的地主贵族；而处于社会下层的，无疑是那些手工工人、工厂工人、农业工人以及矿工等。这两大社会群体之间的贫富悬殊如此之大，以至于后来成为保守党首相的迪斯雷利也承认：“英国可以分为两个民族——穷人和富人，他们之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巨大鸿沟。”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的不和谐、被撕裂状态，同样还表现在政治方面，即政治权利的分配方面。在传统的议会选举制度下，中等阶级与工人阶级尽管在经济地位上有天壤之别，但他们都被排斥在政权体系之外。在旧的议会选举制度下，选举权资格的规定非常荒唐古怪，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有的人即便身价百万，也不一定能享有选举权；而身无分文者，也不一定没有选举权。这种荒诞离奇的选举权制度，其根本目的似乎只有一个：即尽可能将选举权掌握在少数人，尤其是贵族地主手中，防止其他阶级分享政治权利。在1832年议会改革之前，中等阶级的多数与工人阶级都没有选举权，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于是，反对贵族地主阶级对于政权的垄断，为自己谋求政治权利，成为其共同的奋斗目标，而第一次议会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二者联合斗争的结果。
不过，中等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也是显然的：工人遭受资本家的剥削，他们除了争夺政治上的权利外，还要努力维护与提高自身的经济权益，而这必然会危及资本家的利益，从而导致两大阶级冲突的产生。议会改革之后，中等阶级获得了参政权，工人阶级则一无所获，二者之间开始分道扬镳。中等阶级不再成为现存社会的反对者，而发展成为维护现政权和体制的力量。此时，整个社会在政治上的分裂，就表现为贵族地主阶级与中等阶级联合垄断国家政权，而把人数最多的工人阶级完全排斥在政权体系之外。工人阶级为争取自身的政治、经济权利而不得不继续战斗，不过，由于失去了中等阶级的支持，工人阶级的处境更加艰难，他们所发动的斗争，虽然前赴后继，不过，在很大程度上而言，他们已经是在孤军奋战了。
总体而言，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工业化时期的英国社会都呈现一种分裂甚至对立状态，这种状态的持续必然会引发社会冲突。这种社会冲突的内容较为复杂，最为常见的莫过于处于贫困状态的社会下层通过犯罪的方式去维持自己的生存，去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工业化时期，作为个体的工人，出于维持生计的本能而去经常从事偷窃、抢劫等犯罪活动。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反抗的“最早、最原始和最没有效果的形式就是犯罪”。19世纪上半叶，偷窃、抢劫成为最为常见的两种犯罪类型，而这两种犯罪形式实际上都与社会下层的经济地位有关。根据英国内务部每年公布的犯罪统计，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所发生的刑事犯罪数字为：1805年4605起，1815年7898起，1825年14437起，1835年20731起，1842年达到31309起。不难发现，在短短的37年中，犯罪数字竟增加了6倍；而这一时期，正是工业化迅猛推进以及物质财富空前增长时期。难怪有的史学家曾指出：“人们说19世纪上半叶在英格兰是一个盗匪肆虐的黄金时代，是一个因无法控制犯罪及暴力事件而威胁到现政权的时代，一个犯罪及暴力冲突四处蔓延并难以遏制的时代。”尽管这种描述可能不无夸张之处，但至少表明当时的社会冲突是何等剧烈，社会秩序是何等混乱！
不过，在工业化时期的社会冲突中，最引人关注的还是被排斥在政权体系之外的中等阶级与工人阶级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这场长期的斗争一直贯穿于英国工业化的始终，其中最为重要的里程碑莫过于1832年的议会改革。
1832年第一次议会改革之前中等阶级争取自身政治权利的斗争是不容忽视的，因为这也是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前文已经指出，在18世纪中叶的威尔克斯事件中，一些中等阶级激进派成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该组织被称为“现代政治组织的先驱”，它提出了改革议会的要求，并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签名活动与群众性集会活动。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更是刺激了英国激进运动的发展，中等阶级成立了“宪法知识协会”与“革命协会”等组织，通过发表演说、举行集会等方式，向人民宣传议会改革的主张。在19世纪30年代议会改革期间，在风起云涌的群众性运动面前，中等阶级更是发挥了领导性作用，他们成立的政治组织包括“首都政治同盟”、“伯明翰政治同盟”、“全国政治同盟”等。这些组织，同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一起，发起了大规模的声援议会改革的群众性运动。他们动则举行数万人、乃至数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并发起数万人的签名请愿活动。在议会改革的生死关头，中等阶级领袖普莱斯提出了“取黄金，阻公爵”的口号，企图通过经济制裁的方式来达到目标。这给予准备执政的托利党顽固派极大的压力，从而最终未敢组阁。后来有人说威灵顿是被黄金挤兑掉的，这话不无道理。
1832年议会改革后，中等阶级获得了议会选举权，其参政的目标基本上达到了。这样，中等阶级反对贵族地主垄断政权的斗争宣告终结。此时，英国的政权基础扩大了，得以进入政权体系的，除了以前的贵族地主以外，还有在工业化进程中暴富的中等阶级，二者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对于中等阶级而言，此时的他们，不仅有了显赫的经济地位，而且议会选举权的获得使得他们赢得了应有的政治地位，中等阶级的斗争目标基本达到，他们由此退出了反对现存政权体系的行列；社会冲突或社会运动的主角，开始从中等阶级转移到了工人阶级。
作为社会冲突的内容之一，中等阶级反对贵族寡头统治、争夺议会选举权的斗争，从总体上看是温和的、和平方式的。我们看到，中等阶级成立的多个政治组织及其斗争方式，不外乎集会、请愿以及经济制裁手段等，而几乎没有出现暴力与密谋的倾向，这与我们即将看到的工人激进运动的斗争方式有所不同。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现存的社会体制保障了中等阶级显赫的经济地位，中等阶级没有改善经济地位的诉求，而只有改善政治地位的要求。这一要求，一般而言，只要当时的贵族地主阶级做出一定的让步，就完全能够达到。
当然，社会冲突最重要的方面，仍然在于社会下层，尤其是工人阶级反对现存社会制度、谋求政治与经济权利的斗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纪中叶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之前，工人阶级激进运动的主体仍然是手工工人，而现代机器大工业所催生的工厂工人，是一个人数不断增加的群体，但作为一个阶级，仍然处于形成之中，工厂工人作为工人阶级的主体走上历史舞台，则要到19世纪50年代以后了。手工工人为什么会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呢？这是由其不断没落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
在工业化来临之前，英国的手工工人有数十万之多，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靠自己的手艺吃饭，生活得非常美好。工业化是一个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的过程，换言之，是一个剥夺手工工人饭碗的过程，手工工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由此而一落千丈，成为工业化的受害者。这样一来，早在工业化之初，手工工人就远远地走在工厂工人前列，通过组建自己的组织来扞卫自身的政治与经济权利，就不难理解了。事实上，从18世纪末的伦敦通讯会开始，直到卢德运动，再到19世纪中叶的宪章运动，工人运动的主体都是手工工人，这一时期工人阶级所发动的斗争，也几乎都是手工工人为改变其日益没落的经济社会地位而进行的斗争。
相对于中等阶级的政治斗争、即议会改革斗争而言，工人阶级的斗争任务要艰巨得多。这是因为，工人阶级不仅没有经济地位，而且没有政治权利，这决定着工人阶级必然有着双重斗争目标，即改善经济地位与（通过议会改革的方式）分享政治权利，而这两大目标在工人运动中是交织在一起的。对于手工工人而言，他们发动斗争的出发点是在经济地位方面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其最终目标也是为了改善经济地位，不过，改善经济地位的方式与手段，仍然在于获取政治权利。例如，伦敦通讯会的领导人就认为，工人们所遭受的苦难以及所处的悲惨境地，完全是由于下院的代表权不公正、不平等而造成的。怎样才能纠正这个弊端呢？其结论就是进行议会改革。由此看来，通讯会关注的是政治方面的目标，不过其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经济方面的。在此后的卢德运动以及宪章运动中，工人阶级提出了诸多政治斗争纲领，不过，其根本目的仍在于改变其经济地位与经济命运，维护他们被工业化社会逐渐吞噬的基本生存权。
在斗争方式上，除了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等中等阶级采用的方式以外，密谋与暴动、甚至武装起义等暴力方式也被工人阶级所采用。实际上，纵观工业化几十年间的历史，我们发现，在工人运动中，和平方式与暴力方式的运动总是交替进行：当和平方式走不通时，工人们开始采用暴力方式；当暴力斗争被镇压而告失败时，和平的斗争方式又被人们运用。这两种斗争方式循环往复，贯穿于英国工人运动的始终。
不过，由于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英国工人运动的主流仍然是和平方式的，伦敦通讯会的斗争方式就是一例。伦敦通讯会成立以后，与当时中等阶级的改革派组织，如设菲尔德的“宪法知识会”、萨索克的“人民之友社”等组织保持日常联系，并共同探讨联合行动的问题。为了号召群众，通讯会印发了大量宣传改革的传单、小册子，向群众传播其议会改革纲领。在斗争方式上，通讯会内部虽然存在分歧，但“和平派”一直占据上风，中等阶级所采用的向议会请愿以及召开国民大会等成为其主要斗争方式。1793年5月，通讯会联合其他组织开展了一次全国性的向议会请愿活动，这次活动中，各地向议会共提交36份请愿书，但不少请愿书因“语言粗鄙，不合议会体例”而被拒之门外。不过，通讯会提交的一份获得6000人签名的请愿书，却“被下院收下，宣读，然后备案待议”。
由于请愿活动杳无音讯，通讯会等组织决定采取新的斗争方式，即模仿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召开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国民大会，这也是一种和平的斗争方式。
1793年11月，伦敦通讯会、宪法知识会、人民之友社等组织，在苏格兰地区召开了“联合起来争取****和年度议会的全英国民代表大会”，会上不仅重申了议会改革要求，而且成立了相关机构。这次大会随即遭到苏格兰军警的严厉镇压，大会领导人大多被捕并流放海外。在经历了短暂的偃旗息鼓后，从1795年起，通讯会又学会了群众大会的斗争方式，并于6月29日召开了一次5万-1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会上，代表们谴责了政府的镇压行为，要求政府对人民负责；大会还起草了一份“致国王书”，但犹如石沉大海。5个月后，有一次大规模群众大会在哥本哈根大厦附近召开，到会群众达10万以上。大会再一次表达了和平改革的要求，并声称愿意为此“九死不辞”。不过，三天以后，当国王出席威斯敏斯特议会开幕式时，发生了群众攻击国王车队的事件，政府以此为借口，提出“两项法案”，宣布禁止50人以上的集会，并授予地方官任意逮捕人的权利，而无需履行法律手续。两项法案的通过，标志着和平斗争方式的破产。
几十年以后，尽管一再遭遇挫折，和平的斗争方式又为宪章派所继承。宪章派所采用的和平斗争方式包括：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和游行，发动全国性的请愿活动，召开全国性代表大会，以及指派宣传员到各地宣传鼓动等。宪章派发动的声势最大的一次群众运动是在1848年欧洲革命风暴期间。这年的4月10日，宪章派在伦敦肯宁顿公地举行有15万人参加的规模巨大的群众集会，并且提出了一份有近两百********的请愿书，准备送往议会。由于气氛高度紧张，政府担心会引发武装暴动，于是派威灵顿公爵率领一支近万人的军队，封锁了会场通往议会的桥梁。不过，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宪章派领袖根本就没有想到会借机发动起义。集会在和平的气氛中结束，为了避免滋生事端，宪章派领袖还按照政府的要求取消了游行计划，而是将请愿书放在一辆马车上，由几名宪章派领袖护送运往议会。一年多以后，当欧洲革命高潮平息时，议会才将请愿书付诸表决，结果以222票对77票被否决。对于这样的结果，宪章派也并没有采取激进的武装斗争方式来对待，而是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中等阶级所采用的和平的斗争方式，现在也被工人阶级接受了，并成为工人运动中的主流斗争方式。为此，当我们看到，宪章运动中一些工人身着燕尾服、戴着礼帽、手持文明杖去参加游行示威，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想像的，不过在英国却是符合其历史文化传统的。它充分表明，尽管工业化时期英国的社会矛盾非常尖锐，社会冲突也持续不断，不过，这种冲突主要还是通过和平方式来进行的，这种温和的斗争方式，构成了英国式历史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特色。
不过，除了和平斗争方式以外，密谋、暴动、起义等暴力斗争方式，也被工人激进运动所采用。18世纪末的伦敦通讯会就在密谋暴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通讯会不仅参与“联合爱尔兰人”企图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且还成立了“英国秘密委员会”，准备迎接拿破仑大军攻打英国。在宪章运动期间的1839年11月4日，就发生了由宪章派的上万名矿工参与的武装劫狱事件，矿工与军警之间进行了猛烈交火，造成人员的死伤。不过，暴力斗争方式最为明显的，莫过于19世纪前20年的工人激进运动，尤其以卢德运动为最。
当时，兰开郡与约克郡的卢德运动暴力色彩浓厚。从1812年3月20日起，兰开郡的手织工开始攻击工厂，砸毁动力织机。由于工厂主的顽强抵抗，这里的斗争尤其激烈：有一家工厂被围三次才最终被烧掉；在4月20日米德尔顿的一次冲突中，厂方开枪打死5人，打伤10多人。次日，卢德派出动数百人，烧毁了厂主的厂房，此时军队前来镇压，又造成多人死伤。在约克郡，从1812年2月起，卢德运动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席卷各地，工厂主们好似惊弓之鸟，纷纷屈服。对于那些顽固作对的工厂主，卢德派们则格杀勿论。4月18日，卡特赖特在去工厂途中遇刺，不过有惊无险；10天后，另一位工厂主霍斯福尔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卢德派枪杀。在卢德运动的高涨期，围攻工厂、捣毁机器、枪杀雇主、抢劫钱财之事不时发生，政府出动了大批警力用于防范与镇压，但收效甚微，卢德派活动地区的局势一直动荡不安。
在1820年的彼得卢大屠杀后，人们试图用暴力来实施报复。1820年2月，当获悉内阁所有成员将于23日晚在某处举行工作晚宴时，以西斯尔伍德为首的20多人在卡图街秘密集会，商讨刺杀计划。23日晚，正当密谋者准备起事时，接到密谈报告的警察突然来到，双方进行短暂的交火后，密谋者纷纷被捕，卡图街密谋随即失败，领导者被判绞刑。随后，政府的高压政策进一步升级，工人运动随之沉寂下去。
在工业化高潮阶段的宪章运动中，暴力方式也一度浮出水面。在宪章派内部，确实也存在着要求用暴力或武力解决问题的“暴力派”，尽管这一派并不处于主流。宪章运动中的暴力事件与起义图谋也并不是没有。如1839年11月4日，在威尔士的新港，就发生了由宪章派的上万名矿工参与的武装劫狱事件，矿工与军警之间进行了猛烈交火，这就是“新港起义”，结果遭到镇压。在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宪章派中以麦克道尔为首的一些人，曾经举行秘密集会，商讨在伦敦发动暴动的事宜，但后来又紧急取消了。材料表明，宪章派领导层中，除了麦克道尔本人以外，其他人都没有卷入，因此这次密谋不能算是宪章派所为。由此看来，暴力或武力斗争方式在宪章运动中并不多见，实际上，这种斗争方式也一直没有能走上历史的前台，即便50年代初大规模群众性运动以失败而告终时仍然如此。
工业革命时期是一个社会剧烈转型的时期，也是社会下层的政治与经济权利遭受剥夺的时期。在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中，社会下层通过各种方式谋求自身解放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止。对于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手工工人而言，这场斗争是他们谋求生存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斗争的剧烈程度可想而知。工人阶级为改善自身政治与经济地位的斗争，与中等阶级争取议会改革的斗争，互相交织在一起，它严重动摇了贵族寡头制的根基，同时也使得当时的社会治安不断恶化。实际上，自17世纪革命以来，英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时期，其社会冲突能像工业化时期那样剧烈，以至于历史学家哈孟德夫妇毫不夸张地指出：“这个时期的英国史，读起来像是一部内战史。”这也许是对工业化时期社会冲突的最恰当概括。
工业化时期社会冲突的加剧，从根本上而言，源于当时英国社会的一种严重撕裂与不和谐状态，源于政治与经济权利分配的严重不公正与不平等。只要这种状况还在持续，那么，社会冲突就不可能缓解。社会冲突的加剧是一个重要的隐患，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如果不是社会如此地分裂，它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就。英国在这方面经受了曲折，但当它意识到这一点时便开始对政治与经济权利的不平等进行解决：几次议会改革的推行满足了社会各阶层所要求的政治权利，而济贫措施的出台以及后来福利国家的建立，也大大减少了经济方面的不平等。这样，到了19世纪下半叶，英国的社会冲突大大缓解，一个较平等、较公正、较和谐的新型社会开始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