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清道光年间洋务派选送“幼童”赴欧美游学起，留洋之风日渐盛行。
近代，西方教育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日愈发达，而中国则一步步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深受刺激的一代国人，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西方，重视对西方科学技术和科学知识的学习，于是，开始了向外派遣留学生（当时称“游学生”）。至清末，“废科举，兴学校”，随着科举取士之路的终断以及西学影响的扩大，留学更形风热。为了富强祖国和振兴中华民族，满怀“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及“实业救国”等理想的中国青年，或远赴欧美，或近渡东洋，纷纷漂洋过海，去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去寻找救国救民的良药秘方。
在近现代留学之风的影响下，为了培养回族教育师资，从而大力发展回族文化教育，中国回族民间也开始了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云南回教俱进会振学社托请曾在昆明作宗教考察的阿富汗著名宗教活动家、教育家大章·穆罕默德先生帮助联系，请求埃及政府准许中国回族派遣留学生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经过一番周折，其请求获埃及国王及爱资哈尔大学校长批准，并荣幸得到了埃及国王将资助中国留学生的许诺。1931年1月，云南回教俱进会振学社首先向埃及派遣了留学生团（被称为第一届留埃学生团）。该留埃学生团由留学生马坚、纳忠、林仲明、张有诚及留学生指导员沙国珍5位成员组成。其中，马坚为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推荐，纳忠、林仲明和张有诚，则系由云南回教俱进会组织本省回族学生考试而选拔录取。留学生指导员沙国珍（字儒臣）先生为昆明明德中学英语教师，被云南回教俱进会“公聘”而带队前往埃及，并委托其在生活学习等诸方面给留学生以指导帮助。当时，根据学生考试情况，成绩最为优异的纳忠，被云南回教俱进会“择优录取为公费生”，林仲明、张有诚以及由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选拔推荐的马坚，为“自筹旅费”。
向埃及派遣留学生团，这在中国回族历史上尚无先例。云南首届赴埃留学生团的派遣，揭开了我国回族教育之新篇章，为中国穆斯林公派留学生赴埃留学开了先河。此后，又有北京成达回民师范学校及云南回教俱进会等派遣的第二届至第六届留学生团赴埃留学。至1938年，留埃的中国学生共有40余人。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后，或执教大学讲坛，或任教伊斯兰教经学堂，或从事翻译与著述，或供职外交部，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中阿文化的交流，作了各自的贡献。
纳训为云南回教俱进会所选派的第二批留学生团，也即中国第三届留学生团成员，于1934年1月赴埃留学。
在中学毕业后，纳训曾一度面临了人生道路的艰难选择。当时，第三班毕业同学大都“按自己的志向和条件，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他们“有的到本校小学部或回家乡小学任教”，有的“就地升入普通高中或师范学校继续深造”，有的“到外地升学（如成达师范和西北公学）”，有的“到其他学术文化界和行政机关工作”，有的则“从事经商、务农和从军”。纳训本想报考云南法政学校，走做官之路，但却未能如愿。此时，摆在他面前的有如下几条路：一是可报考高一级学校，继续深造。二是也可托人帮忙找个合适的工作，解决生计。三是就他当时已修完阿文大学课程的学问来看，已达到经堂大学“穿衣”（毕业）学生的经学水平，已具备当阿訇的资格，他还可去清真寺应聘当阿訇。但这些，纳训都觉得不尽如意。比如继续求学，将来能更加有所作为，可还得给哥哥姐姐们增添经济负担，他于心不忍；如找个工作，或者应聘当个阿訇，能帮助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却又荒废了学业，他又不大甘心。到底何去何从？哪一条道路更适合于他？纳训一直举棋不定，十分矛盾苦闷。他闲居家中，甚感前途渺茫。眼看报国无路，壮志难酬，心中频添悲楚，几多落寞的伤感、悲凉。他有时在家里看看书，更多时间，则到田里跟父亲一起干干农活，以此打发苦闷难挨的日子。
人生犹如爬山，有时绝崖跌起，荆棘横生，举步维艰，已觉无路可行，可转眼间又峰回路转，曲径通幽，前景依然。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纳训的人生之路也大有此况味。正当他闲居在家，整天忧心忡忡，痛苦地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一道灿烂的阳光骤然照临寒舍，顿时驱散了笼罩他心头的重重阴云。一天，愁苦不堪的纳训，突然收到了一封明德中学师长的来信。信函内容大致如下：经云南回教俱进会振学社研究，决定再次从本省回族学子中选派一留学生团赴埃学习，以备将来本省回族教育之师资。经考察选定，该留学生团由纳训、马俊武（字兴周，云南开远人）、林兴华（字庚虞，云南蒙自沙甸人）三人组成。届时由纳训带队，从昆明启程前往埃及。请纳训速速筹备路费，及早作好出发准备。
由于毕业后数月蛰居乡村，又深感前途渺茫，心绪不佳，纳训与老师、同学均联系较少，故而在此之前，从未听说云南回教俱进会振学社拟再次选派留埃学生。接到师长来信，很是出乎预料。读罢信函，犹如寒冬之遇春风，久旱之逢甘霖，纳训喜不自禁，激动万分。埃及，那是明德中学第三班同学所向往的地方；赴埃留学，不仅是他曾经有过的梦想，而且也是明德中学所有同学的梦想啊！
对于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纳训并不陌生。在清道光年间，著名云南伊斯兰教经学者马复初先生孤行万里，游历阿拉伯，就曾在埃及游学两年，还曾经观瞻访问爱资哈尔大学，在他留下的游埃日记中，就有着不少叫人神摇心荡的描绘记述。1928年，云南穆斯林“新教派”革新，引起了一场所谓新老教派之争，两派各执一端，互不相让，争论异常激烈。为解决纷争，使两派能够互相尊重，云南回教俱进会曾致函埃及爱资哈尔大学，请爱大学者根据《古兰经》和“圣训”原则予以裁决。同年，云南回教俱进会接到当时的爱大校长穆罗威的复信。信中告诫说：“尊敬的中国穆斯林弟兄，请勿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你们当团结一致，将安拉的绳索抓紧，不要自己分裂。”至此，云南新老教派的一场激烈争执方告结束。
20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又有阿富汗著名学者白德尔·拉赫曼和大章·穆罕默德两先生先后到昆明，两位大师在讲演中，又都曾热情洋溢地向云南穆斯林介绍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使得爱大对云南穆斯林的影响更加深入人心。而在三年前，同窗纳忠的赴埃留学，更加激起明德中学同学对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的热情向往。纳忠的远渡重洋，以及他在来信中对千塔之城开罗，对千年名校爱资哈尔大学的诗一般的描绘和盛情歌赞，将一颗颗年青心灵都牵往了埃及。因其志向的高远，纳训对埃及的向往又更为深切而强烈。好友纳忠赴埃之后，他很长时间睡卧不安。那雄伟壮丽、金光耀眼的金字塔，曾多少次进入他的梦乡；那美丽而温柔多情的尼罗河，曾经多少次流入他的梦中。而今，昔日的幻想竟已变为现实，梦魂牵绕，朝思暮想的金字塔和尼罗河已频频召唤着他！纳训一遍又一遍地捧读师长的来信，一次又一次地体味着俱进会前辈和明德中学师长给予他的温暖关怀，以及对于他的热切期望，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他的心中，充满了对俱进会前辈和明德中学师长们的无尽感激之情。毕业数月来，他常觉无以报答前辈、师长三年来的栽培之恩，常感愧对前辈、师长们。想不到诸位恩公还是那么记怀和关爱着远在乡下的他。感动的泪水浸湿了纳训的眼帘。
云南回教俱进会振学社所选派第二批留埃学生团（中国第三届留埃学生团）的三位成员，纳训、马俊武系从明德中学第三班毕业生中选拔，林兴华则系云南蒙自沙甸渔峰中学所推荐。明德中学第三班共毕业三十多名学生，纳训和马俊武为何能被选派留学埃及？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时值纳训的《一千零一夜》六卷译本出版发行，风行全中国，誉满海内外，有记者登门采访纳训，曾问及他当年因何而被选送埃及留学，是因为他“为人诚实”“品德优秀”，还是因为他“成绩优良，学业超群”？纳训沉默不语，“不肯说”其原因。后记者一再追问，他摇摇头，反复强调自己在当时，只不过“是三十多个同学中最不显眼的一个，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
实际上，当时云南回教俱进会选派留埃学生十分慎重，并非随意指派。比如纳忠等首届留埃学生，系经考试，从全省应考学生中选拔而出。第三届留埃学生（即纳训等人）的选拔，虽未组织考试，但也是经过严格挑选。应该说，他们三位都是其所在学校回族学生中的佼佼者，除了应具备的道德素质之外，其阿文和汉文基础都较扎实。之所以能获此殊荣，被选中留学埃及，乃是因为他们的品学兼优。就纳训来讲，其为人正直朴实，品性端正，出类拔萃。由于他在全班同学中年龄稍大，相较而言，比其他同学思想更为成熟，故而学习最为勤奋刻苦，成绩也最为优异。并且，他除了努力学好阿文、汉文各门功课外，还被聘参加《清真铎报》的编辑工作。当时，明德中学学生能被聘参编《清真铎报》，除纳忠之外，就只有纳训一人。可见其水平不低。尤其是他在《清真铎报》上所发表文章，曾产生了一定影响。很显然，在明德中学第三班全体同学中，他是深受教师赏识、同学敬佩的优秀学生。也正因如此，在举行毕业典礼时，他才被同学推举，代表第三班全体同学上台致《答谢词》。可见他被选送埃及留学，理所当然。德才超群的纳训，可谓受之无愧。然而，数十年后，面对记者的追问，他不仅闭口不谈自己当时学业与品德的优越条件，以说明原委，释其疑问，反而一再声称自己在同学中很是一般，“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足见纳训令人可敬可佩的谦谨胸怀，同时，也足见他数十年来一直铭刻于心的对于云南回教俱进会诸公及明德中学师长的感激之情。在他看来，当时，他在第三班同学中很是平常，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而他之所以能得到出国留学的机会，不过是自己比别人幸运，得到了诸位恩公的赏识、抬举与格外栽培，故而不值一提。
不过，纳训以及那一代所有的云南留埃学子，也确实是幸运的。其幸运的是，他们生逢20世纪那一国家危机四伏，民族灾难重重的时代。那是一个至今仍令人不禁频频回首凝眸的激动人心的时代。唯其国家危机，民族多难，中国回回民族的国家意识、民族自救意识空前觉醒。在西方进步文化思想与中国近代救亡图存思潮的冲击，以及中国从北到南掀起的伊斯兰教教育启蒙和文化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当时的昆明，风云际会，英才荟萃。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围绕着云南回教俱进会振学社，聚集了一大批以拯救国家、民族和宗教为己任的回族爱国爱教人士。例如马观正、马伯安、马生凤、白耀明、杨文波、何廷栋、王廷治、保廷梁等，他们有的是曾亲历晚清灭种灭族的“丙辰劫难”之历史见证者；有的是留学日本，曾“昂立于富士山之绝献山，濯足于太平洋之潮流”，归国后又征战沙场的护国将军；有的求学于北大，曾是“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急先锋。他们匡时济世，叱咤风云，舍生忘死，忠肝义胆，一身浩然正气，一腔赤子热血。在近现代历次爱国斗争中不惮于前驱，充分体现了中国回回民族关心祖国命运，勇于赴汤蹈火，为国献身的伟大爱国精神。
这批爱国爱教的回族激进知识分子，是那么风流倜傥，才华横溢，那么气宇轩昂，睿智超群！他们将国家、民族和宗教使命系于一身。一方面，为拯救日趋衰落、摇摇欲坠的祖国而戟指战叫，一方面，又深深忧虑着自己的母族以及宗教前途命运。为振奋民族精神，复兴民族宗教，他们精诚团结，矢志不渝，积极发展回族文化教育，出版伊斯兰教经籍教典，弘扬伊斯兰教文化，传播爱国爱族爱教种子。正是在他们的一致倡导下，云南的经堂教育改革在全省蔚然兴起，继之，昆明高等中阿并授学校、昆明私立明德中学、明德小学又应运而生，他们高瞻远瞩，着眼于国家、民族、宗教的未来。为培养回族教育师资，从而大规模造就经世致用，能服务于国家、民族、宗教的“阿汉两通”回族人才，以敢为人先之精神，以面向世界之眼光与恢弘气度，在20世纪30年代初，首先向埃及派遣了留学生团。他们卓有远见的举动，开创了我国回族民间向外派遣留学生团之先河，为中国回族学子铺就了一条通往天方的求学之路。
更令人钦佩敬仰的是，诸公之磊落、高旷襟怀。他们锲而不舍，积极联系，两次选送留埃学生，并非图一己之名或谋求一己之利，其苦心孤诣，指归所向，尽在振兴国家，复兴民族与宗教之大业。其选才育人，秉公置私，一视同仁。不论贵贱亲疏，不分门第等级，唯才是举，始终坚持了以道德学问取人。真正是出以公心，为国家的富强、民族发展、宗教复兴而扶英育才。诸公的为国为族为教之大公无私精神，只从当时云南几次选派留埃学生情形即可看出。首先，在振学社所选派留学生团成员中，竟无一人是俱进会及振学社诸公之子女或远近亲属。其次，所有被选拔的留学生，都没有任何背景可以依凭。他们都是回族中的下层贫民子弟，出身寒微。生逢国家衰败，现实黑暗，充满了忧患与苦难的艰难时世，云南留埃学子几乎无一不家境清贫，经济拮据、困顿。马坚、纳忠、纳训、林仲明、马俊武、林兴华等，都无不如此。这些留埃学子，既不是俱进会、振学社诸公之亲戚，也无超乎一般的人情关系，他们即使有心“巴结”诸公，与之拉拉关系，也断无迎来送往之资。其被派送留学，所依凭者，都是其品性、才学。即他们都因其卓尔不凡，品格出众，学习出类拔萃，在云南回族学子中夺冠翘楚而深受诸公亲睐，得到诸公的格外爱护与栽培。前人有云：“大丈夫舍小我而存大我，忘小家而为大家。”此之谓也！诸公之品格情操，秋阳曝之，江河濯之！
在云南现代回族史上，名人涌现，一代回族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引人注目。尤其是马坚、纳忠、纳训等一批享誉国内外的回族文化精英的同时出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这一奇迹的创造者，便是以国家、民族、宗教利益为重，秉公置私兴办回族教育的云南回教俱进会振学社诸公。可以说，倘若没有诸公的高瞻远瞩之卓越识见，及其大公无私，唯才是举之宽广胸怀与奉献精神，便没有马坚、纳忠、纳训等一批回族杰出的阿拉伯文化学大师的涌现，也就没有他们后来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的大展宏图，没有他们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特别是对中阿文化交流所做的杰出贡献。即一代回族知识分子的成才，除了他们自身的不凡天姿及其不懈的刻苦学习因素外，还与那批充满强烈国家、民族、宗教意识的爱国爱教前辈精英的精心呵护、辛勤培育密切有关。
从这一角度来讲，纳训和马坚、纳忠等留埃学生，以及那一代保送到国内各地学习的云南回族学子都是幸运的。他们的幸运，其实也是中国回回民族的幸运。因为马坚、纳忠、纳训等一代回族杰出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以及宗教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足以使所有的中国回族深感光荣、骄傲与自豪。
祖国的苦难，民族、宗教的危机，激发了这批聚集在云南回教俱进会振学社旗帜下的诸公之崇高使命感、责任感。他们不仅能为国家、民族和宗教秉公执私，一视同仁地选才育才，而且还曾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给留埃学生，包括被选送国内各地如西北公学、北京成达回民师范学校等求学的众多回族学子，以热情关怀和慷慨帮助。当时的云南回教俱进会振学社，作为回族民间的爱国组织，并没有国家拨给的任何经费。故而，被选拔留学，以及推荐保送到国内各地求学的回族学生，其从昆明至求学地全程路费，全部都得学生自行解决。而这些回族青年学子，又大都家庭穷困，不堪重负。为解决其路费，使之能够顺利到校入学，俱进会、振学社诸公及明德中学师长可谓煞费苦心。他们一边带头捐款，一边不辞辛劳，四处奔波，到处游说，极力动员回族士绅、商贾及穆斯林群众捐资捐款，以筹集资金，资助学生。诸公育才之心切，其精神品格之高尚，在人人都为自我打算的今天，不知要使多少人汗颜！
纳训的赴埃留学，从始至终得到了俱进会振学社诸公及明德中学师长的百般关怀。此录在纳训赴埃前，振学社成员、明德中学部教务主任李敏生先生为其留学事，致纳训一函于次，前辈、恩师的拳拳之心，从中可见一斑。
鉴恒贤契青览：
日前先后寄两函，后一函内附有工会致田师一件，一概未知收已否，久未见复音，殊为念念。现在俊武兄已到省，诸事正在进行中。留平生一行九人已于三日去矣，前函所问贤契自筹之款，情形如何？一层未知。贤契能谅余之衷情否？日久未见音信，是否因此一问而生疑？余殊觉耿耿于怀也。以目下两三人旅费总数而言，照子嘉函共需国币一千八百元，计合滇币一万四千四百元。现在庚虞交来四千，俊武交来四千五百，清真工会补助三千五百，崇善公补助五百，利和昌补助一千，何瑞廷补助四百，马彩廷补助二百，共计已有一万四千一百。此外尚有马会长、杨校长等尚未确定捐数。故照国币而言，一切旅费似乎已经不成问题矣。不过为小心起见，宽打窄算，还是应备作港币，每人六百元方妥，故较国币须一千四百元方好。此项应增之数，当然应作进一步之劝捐。不过，余之令贤契稍稍自备一点者，实为欲求冠冕之意，并非对贤契加一种苛求。此种用意，彼此在省城不曾谈过，今时行日已迫，兴昌已于三日前已到沙，贤契等三人与护送之人，现已约定本月下旬在香港会合同行。又贤契近日身体好否？至不来信之原因，难道又是小有不适之故耶？此函到后，务望复一函，并早早前来为盼。
此问
近好
敏启（附印）
十一月六日
再：现因留平学生启程，已觉唤起众人对于明校之同情，其一种扶持明校之情，不觉大显露，即素日对明校不睦者，今亦慷慨捐给。留平旅费事，不多日送去。本校生七人，是亦最好现相也。
李敏生先生这封信，是在他通知纳训，要纳训自筹一点赴埃留学的路费，但却久等不见纳训回音时写寄的。看得出，此前（即收到留学通知后），纳训曾经赴省城，李敏生先生曾跟他面谈过旅埃需做的准备，即筹集路费。之后，似为商议纳训等人赴埃事宜，恩师又专门给他写过两封信。但纳训均未回音。先生为之很是着急，以为纳训的迟迟不予回信，是因为他要纳训自筹路费，纳训为此多心。但实际上，这是李敏生先生的多虑。赴埃留学，这是纳训梦寐以求的多年向往。纳训于明德中学毕业后，东不成、西不就，处于困境之中，深感前途渺茫，而当他正为自己不可预知的命运而焦愁之时，却得知他被选派留学。其喜悦之情，可以想见，不可能怪罪恩师或多心于恩师。何况，他困守家中，筹款并无任何进展，而恩师正积极为他们辛苦奔忙。为使第三届留埃学子如期赴埃，振学社和明德中学诸位恩公如此操劳，作为晚辈，按照常理，纵是铁石心肠也会感激涕零，深怀愧疚，哪还有多心与怪罪前辈之理？而且，从纳训一贯淳朴作风和大度为人及其最重感情来看，也决不会不明事理或小气到如此地步。事实上，他对明德中学师长，向来毕恭毕敬，崇仰之至，他迟迟不予回信，肯定有其难言之隐衷。
如此看来，信中提到纳训所解释的“身体小有不适”（即生病）可能是实。但按常理，留学之事那么重要，纳训即使在病中也不会把它忘掉，可能他自己也在积极谋划和筹措路费。可从他当时的家庭经济情况来看，所能凑到的路费恐怕也为数不多。而未完成恩师交给的任务，纳训肯定深感脸上无光，因而也为之着急。一般说来，因碍于面子，一个人无论家境如何困窘，都不大愿意向别人表露。纳训向来脸皮很薄，更不会轻意向别人哭穷。估计他从未跟李敏生先生说明自己的家庭苦况，故而李敏生先生才要他想办法筹点路费。怎么办呢？向老师说明情况，又甚觉不妥，害怕老师不大相信，有些难堪，故难以启齿。可眼前的问题又难以解决，于是，他不知所措，处于重重矛盾痛苦之中。即不好向恩师作解释，说明情况。这可能是纳训迟迟未给李敏生先生回信的真正原因。
不过，无论有何种原因和多大理由，不可否认的是，纳训一直未给极关心他，又正急盼他回音的恩师李敏生先生复信，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有悖常理、让人难以理解的事实。这就难怪李先生要怀疑，以为是因为要纳训准备路费而多心了。
然令人感动的是，尽管如此，李敏生先生并不因为学生的这种客观存在的傲慢无礼态度，而过多地指责与教训纳训，或者因此心怀怨恨，干脆置之不理，撒手不管。从来信中分明见出，先生依然在捏指计算着纳训等人的行期，依然在苦苦思考着、筹划着如何凑足他们三位留埃学子的路费。至今读来，他那殷勤奔走，四处游说，作揖劝捐的身影状貌仍如在眼前。而且，唯恐纳训为筹不到款而焦虑，先生在信中，一再安慰他，告知他族胞已日趋觉悟，捐资者渐多，旅费实已“不成问题”。先生起初因考虑纳训的面子，没有跟他开诚布公，实话实说，眼看纳训有可能“生疑”、多心，这就不能不向纳训说明自己的一片苦心。于是，才索性给纳训挑明原因：要他“自备一点者，实为欲求冠冕之意”。即希望纳训多少准备一点，完全是为他的面子考虑，而绝非对他“加一种苛求”。对学生如此宽容大肚，替学生着想如此细微周全，爱护学生如此至真至诚。是何等宽广的胸襟，何等高尚的师格人品啊！先生仁厚的师者风范，令人崇仰。其舐犊之情，感天动地！
当时，在俱进会同人中，对纳训、马俊武等第三届留学生的赴埃极尽关心的还有俱进会会长马骢（字伯安）、明德中学校长杨士敏（字文波），以及时任思普地区保款专员的白耀明等诸先生。他们都曾经带头捐款，并大力宣传、动员族胞捐助，在他们的带头及宣传影响下，捐资范围由回族商人扩大到一般回族群众，终使纳训等人的路费得以解决，为其顺利赴埃铺平了道路。并且，所筹资金还稍为宽余，使留学生们大放宽心，不必担心万一在旅途中遇到意想不到的开支，路费吃紧。临行前，俱进会在昆诸公包括明德中学师长还与带队者纳训亲切交谈，鼓励其勤奋学习，希望他们学有所成，将来服务国家、民族和宗教，不辜负全滇回族对他们所寄予的厚望。就连远在思茅任上的白耀明先生也曾致函纳训，给以谆谆教诲。此录白先生致纳训两封信函，从中可见其对纳训等留埃学子的殷殷关怀与期盼之情。
函一
训棣青榄：
昨得来书，籍悉近想之坚决，卫道之真切，殊足使远人喜出望外。在由省出发时，适棣有入清史学校之举，当时殊以为不然。但我且做官，何能阻人不作做官思想？故常郁郁以此误入歧途为恨。今因留学机会，使棣有“以后身体，不致被人支配，思想不致被人转移”之言，殊见其勇于改过。决于造学之美德之表现，且敢以广灰布衣，去厕入西装队里，尤佩其不以衣冠害鹄的，棣真所谓铁中铮铮者，以此二事，不觉使得泥中之我，为之赞赏不已。但须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式微之道心，未尝不深藏照原稿不有觉悟，但终不成功者，即不能坚持式微发现之道心耳。甚望棣于发现此美德当中，急筑坚固堡垒以捍卫之，勿使随得随失。盼甚甚！
中文一道，严格批评，愚及门尚远，殊不足以作指导。但以野狐禅之见，略为棣一言之。凡一国人，必知其国之历史、政治，始可以言造学，其学始能有所树立。若空谈学理，无补于世，即学富五车，于己身何济？于国家何益？故古人谓学须有经济，但谈专门，亦非易事。今仅为棣言其当用者数种，略注意及之，或不无小补。中国历史皆包具政治、习惯、风俗及各特点，但汉以后之史，多成皇帝私书，故殊无价值。古书不得不研究者，为《左传》《国语》《国策》《史记》《汉书》五种。若有余力，《资治通鉴》不得不阅。今新出之历史，未尝不经科学化之整理，但个人主观甚强，读其书，不觉均有随其评论之趋向，殊觉旧设自己主观，故愚不取。
今人各偏所好，自是常态。但能彼此舍短就长，作比目之相需，未尝不是佳兆。欲求完整，亦大难事，是亦不可矫正者。
此次出埃，愚或骤难做到，但最近之将来，或当由陆路来追棣等耳。
前做之稿（送儒臣家者）未寻获，拟另做，数日后始能寄也。他稿俟有所获，当赎寄。不一一。
此问
近佳
小兄孟愚手启
二十六日
函二
鉴恒、兴周、庚虞三棣青榄：
今朝送鉴恒等上车，返家途中，遇适卿送英文信件来，殊感外人做事之精神，吾人种种皆后于人，而萎靡不振，因附寄二信之便，再与棣等一谈琐屑。
处世相似而实相反者，不可不注意辨别以力行之。如谦恭与舀谀不同，节俭与吝啬有别，粗鲁与胆大迥异，小心与胆小悬殊，忍让与屈服各别，和气与党同乖离。凡此种种，指不胜屈，今为棣等一析之。不问富贵、尊卑，长我亲我育我敬我者，我皆敬之，谓之“谦”；见贫则怒，遇富则喜，卑者颐指气使，尊者趋谦惟谨，是之谓“谀”；当用则用，不当用则否，谓之“俭”；当用不用，谓之“吝”；急公好义，仗义疏财，谓之“舒舍”；应酬交际，估（沽）名伤财，谓之“滥费”；不问是非，惟力是视，谓之“粗暴”；大义所在，不顾利害，身家、妻孥以行之，谓之“胆大”；遇事谨慎，择其大而遗其细，谓之“小心”；同类相亲相爱，互助，偶有小见，互相迁就，谓之“忍让”；遇人无礼，终不能与之较，谓之“屈服”；过失相规，同事相爱、相让，谓之“和气”；互助为恶，朋比作奸谓“党同”。以上所指，不过择其大者，吾教同人，食牛性躁，多不能合作共事。棣等尤应力避此弊，以蕲无贻人口实，幸甚！鉴恒性稍固执，以后宜加温和；兴周性躁急，庚虞太濡滞而无恒心，是皆宜注意改善者。今当远别，不惜哓哓作老朽之谈，望鉴其心而略其迹，幸甚。凤梧有连，未知能同行否？不暇另致书，统此致意是盼。不一一。
此问
旅礼
小兄孟愚手书
八日午（26）
白耀明先生这两信，都写于纳训等人出国留学前夕。其时，先生在思茅、普洱、车里、佛海、澜沧等地税务总局局长之任上。白耀明先生是纳训极其敬重的学识渊博的前辈学者。为使自己能学有所成，纳训在明德中学学习期间，或致信，或登门拜访，曾经多次求教于白先生，还向先生谈到自己想报考云南法政学校，进而从政做官的理想。白先生函中所云“适棣有入清史学校之举”，即指此。其“清史学校”，当指云南法政学校，该校创办于晚清，故有此称。先生说，“当时殊以为不然。但我且做官，何能阻人不作做官之想”，可能是因为工作太忙，先生竟忘了他曾对纳训作了一番和颜悦色的婉言开导。或者以为对纳训的劝说还不尽明了，乃谦虚之辞。实际上，纳训聆听其教诲，已得先生指点迷津。
由白先生信函内容可知，纳训在出国留学前，曾写信给白先生，告知先生其留学喜讯。其中函一，即系白先生致纳训一人的复信。且看得出，纳训曾在信中表明，他今后将埋头研习伊斯兰教经典、教义，以为挽救教胞日愈衰颓的信仰而尽微薄之力。并且表示，他想在学习伊斯兰教经典的同时，仍继续学习中国历史文学，遂再次向白先生请教学习文史之法。此外，他还专门向白先生汇报了其近期的思想变化，尤其谈到他对于“做官”的一些新认识。纳训很高兴自己终于能走白先生所指出的做学问之路，他庆幸自己“以后身体，不致被人支配，思想不致被人转移”，可以自由自在地求知问学，为人处事。
白先生展读纳训来信，看到纳训的思想已有转变，“喜出望外”。对其“勇于改过”与“近想之坚决，卫道之真切”和“决于造学之美德”，及其对人生道路思考的进步大加赞赏。复信热情洋溢，充满了对青年纳训的肯定与鼓励。
先生学养深厚，知识广博，天文、地理、经史无所不通，尤其在文学及史学方面，造诣非同一般，且有着丰富阅历与治学经验。按照纳训的求教，他为纳训解答了其信中所提出的问题，循循善诱，指出了修研学问的途径，并提供了一些自己摸索的治学方法。白先生对于学问修养之见解，既涉及治学之道，也涉及为人之道。其中，文、史、宗教无所不包。对于宗教，先生以为伊斯兰教义的内涵极为深邃，需要人们用心去理解、感悟。而我族前人大多只知机械地照本宣科，对深藏在教典中的深奥真谛不能彻悟。一般学者学道的不成功，就在于不能探求伊斯兰教典之深义。而学者的不能探其深义，则又导致广大群众对宗教教义的不理解，也不求理解。他期望纳训等人在将来的学习中，努力研究发现之，阐扬之，使之不致失落。先生之言至为深刻。他不仅指出当时一般人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形而上学，不求甚解的毛病，也指出了大多数族人遵行教门，但却与伊斯兰教典真义有着隔膜。其用意在于提醒纳训吸取教训，埋头探旨发微，从而深入、扎实地研习伊斯兰教典真义。
对于汉文化知识的学习，白先生强调应首先了解中国的政治、历史，方能有所深入，并有所建树。而且，先生颇注重学问的经世致用。他告诫纳训，要学以致用，不能脱离实际，去“空谈学理”。“若空谈学理，无补于世，即学富五车”，也对国家、社会、个人都无益处。至于对史籍的阅读，先生认为，“汉以来之史”，汗牛充柱，“多为皇帝私书，殊不可信”。他主张，《左传》《国语》《国策》《史记》《汉书》必读。若有余力，《资治通鉴》也不得不读。先生特别不主张只读那些新编史书，因为新编史书虽经科学化整理，但往往无形中渗透了编撰者自己的观点，初习者容易受其影响，以至被人牵着鼻子走。又，现代人编写的史书，各有其偏爱。若要阅读，须采用比较的方法，加以比较、对照，有选择地取舍，使其长短互补。先生的对于做学问的态度与方法的看法，也至为精辟，实际上也是他自己的治学经验的总结，十分可贵。今天，重读这封时隔70余年的信函，仍能使人从中获得教益。其学养之深厚，见解之深刻，令人钦佩之至。比如先生认为，“汉以后之史，多为皇帝私书，故殊无价值”。为尊者讳，确实是这些汗牛充栋的史册典籍的一大弊病。无独有偶，现代大文豪鲁迅就曾经宁可信赖那些散落民间的野史笔记，也从不相信那些为历代帝王涂脂抹粉的所谓“正史”。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此外，白先生对新编史书的看法，以及如何阅读这些现代史书的见解，也穿云透雾般精辟独到。对于初学者来说，只有这样地阅读，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而真正认识中国的历史，进而把握历史之精髓。白先生的这些指点，无疑给了纳训深刻启示。
先生的第二封信，系写给纳训、马俊武和林兴华三位留埃学生。即写于第三届留埃学生团即将启程之时。由信中可知，纳训等人在赴埃前，曾经拜访先生，与之告别，此信即写于先生送走纳训等人之后。地点应是在蒙自沙甸，即白先生故里。其时，先生正探亲在家。在与三位留埃学子的相聚中，白先生肯定已谈了不少有关学习方面的指导性意见，待将纳训等人送上车后，又偶有感想，遂追寄此信，用心何其良苦！先生信中谈了他对于为人处世的一些看法，并指出了纳训等人日后各自需注意的一些问题。其主旨，在于想让三位青年学生懂得，并能够正确选择和坚持自己今后为人处世的原则及态度方法。其中，对各种各样的处世态度，皆条分缕析，纵横议论。其鞭辟入里，穷微入神，笔墨酣畅淋漓，颇具启发性与说服力。唯恐学生不理解或有所轻慢，先生循循善诱，特别指出了族人中大多存在的“性躁”，“不能合作共事”的弱点，并一一指出纳训等三位青年各自的性格弱点，以促使他们在新的人生征途上，克服族人所共有的弱点以及他们各自的性格不足，做到力避其短，以期在将来的学业及个人修身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对三位留埃学子成长之关心，以及对他们的殷切期望，溢于言表。其深宏的分析议论，极富启迪意义，足以警醒后学。
一个人在青年时代所受的教育与影响，往往根深蒂固，难以磨灭。纳训也如是。白耀明先生在这两封信中所谈到的问题，无论是为人处世原则，还是学习方法，抑或是对民族与宗教的看法，以及对纳训等人性格的分析等，无不充满睿智和卓识远见，其谆谆教诲及深刻见解，对纳训的治学态度乃至人生追求等，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甚而，纳训对于中国穆斯林在宗教信仰上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民族身上所存在积弊等方面的思考，都似乎与白先生的影响大有关系。例如，纳训留学归国后，曾一度想尽自己之力，纠正中国穆斯林对于伊斯兰教的认识的一些偏误，革除回回民族身上的痼疾，以重振民族精神等。白耀明先生也曾有过类似的向往，但未能付诸实践。从他在致纳训的信中便可看出，先生是寄希望于一代留埃青年，期望他们在学成归来后，能够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即纠正族人对伊斯兰教教义认识的错误，奋力挽救民族与宗教之颓势。
恩师的教诲刻骨铭心。由于满怀对诸位前辈的崇仰之情，难忘恩公对自己的关怀、培养与期待，纳训后来，一直将李敏生和白耀明等先生的信视若珍宝。诸先生的这些信件，曾跟随他漂洋过海，又跟随着他回归祖国，始终被他小心翼翼地珍藏在身边。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奉调赴京工作，因当时铁路还未修通，从昆明到北京，须多处转车，而迁家需带东西较多，恐途中丢失，纳训才将它寄存亲戚家，嘱其代为妥善保管，日后再完璧归赵。也正由于如此，诸先生的信函才躲过了“文革”劫难，幸得保存至今。
赴埃留学，是纳训人生道路的一次极为重要的转折。当时，尽管从纳训毕业后所面临的情况来看，在他面前，也有着几条道路可走，但无论是找关系，谋个职业，还是受聘“坐清真寺”，当个阿訇，抑或像有些同学，到北京成达回民师范学校或西北公学学习，从他的远大志向来看，都不是那么理想。即使其才华不致被埋没，也不可能有他留学埃及后在文学翻译上取得的那样大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赴埃留学的这一人生转折，改变了纳训一生的命运，决定了他此后更加有所作为的光明美好前途。即赴埃留学，预示了他日后文学翻译的辉煌成就，使他最终实现了青年时代贡献祖国和人民的崇高理想。但也因此决定了纳训将要踏上一条充满荆棘也充满鲜花，充满阴霾也充满阳光，充满痛苦也充满喜悦与希望，需要他倾尽毕生心血汗水的伟大而艰辛的艺术创造之路。
男大当婚。旧时，在云南农村回族中普遍有早婚习惯，一般男子年满18岁即该完婚。纳训读中学时年龄已偏大，到中学毕业已有22岁，按传统习惯，他当时已是晚婚年龄，早该结婚成家生子。何况，他即将出国留学，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归来。岁月不饶人，如不赶快结婚，等到留学回来再作考虑，那时人至将老，而家室子嗣俱无，境况将不堪设想。因此，父母亲很是为他的婚事忧心。也许由于父母亲的催逼吧，或者是纳训想要了却父母亲的唯一心愿，以消除他们的心病，在出国留学前夕，纳训即匆匆结了婚。
与之缔结连理的夫人是云南新兴（今玉溪）大营人。其岳父马子蕃先生，为新兴一带颇有名望的士绅及地方文人，曾任云南回教俱进会新兴分会会长，故时人称之“士会长”。子蕃先生后来转为经商，从事皮革制品的生产及销售生意，虽其生意规模不大，却在新兴一带名声极响，可能因其系地方名人，或者其所加工皮革质量较高的缘故，解放前，凡玉溪商人，几乎无人不知皮革商子蕃先生。但也因其做生意而结怨，最终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在解放初期的“土改”运动中，子蕃先生被划为商人兼地主。据说其家庭并不富裕，没有多少家产，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地主”。在土改时期的清匪反霸中，被镇压的人常常会“拉垫背”（即拉别人陪其死），子蕃先生即被一个在生意上曾与之发生过纠葛、口角的人扯了一脚。俗话说：“人咬人无药医。”先生有口莫辩，再说，其辩解也无人相信，随即被错杀。待尘埃落定，事情真相大白，人已被杀，只好不了了之。当时云南情况较为复杂，在土改运动中，类似子蕃先生这种被冤枉错杀的案例并不少见。
但在纳训结婚时，其岳父大人还未从事经商，家境与平常百姓无异，充其量也只是小康生活水平。这从纳训曾为赴埃旅费而一筹莫展，焦虑发愁，最终靠公费资助解决路资即可见出。
当时，在云南农村，一般回族家庭还比较封建，青年男女很少自由恋爱，其婚姻一般都是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纳训虽已受过新式教育，思想意识较新，但由于家在传统气氛较为浓厚的乡村，其婚姻也未能免俗。从物色对象到说媒提亲乃至最后订婚，均系出嫁新兴（今玉溪）大营的大姐、三姐以及时在昆明的二姐出面，代父母亲一手包办，最后，再由父母亲请阿訇择定婚期。至结婚日，三位姐姐均亲自参与“送亲”，将弟媳一直送至河西（今通海）纳家营。
婚姻是儿女的头等大事，凡深爱儿女的父母亲，都极想将儿女的婚宴操办得隆重一些，以尽父母之责。纳训的父母亲，也很想把纳训的婚宴办得像样，使儿子和女方一家都感到光彩，即便开销再大也要争此脸面。但毕竟是贫苦人家，经济条件有限，尽管父母亲已倾其所有，但最后，纳训的婚宴也办得很是一般，与当地那些富豪子弟的婚宴相比，不论排场、规模都相差甚远，仅仅是过得去而已。然而，父母亲的如此良愿美意，已使纳训感动不已。
纳训的婚礼仪式，也完全遵照了回族传统婚礼习俗，不像汉族青年结婚那样，男戴洋礼帽，女加凤冠霞披，系典型的回族传统式婚礼。其装束打扮一如平常，仅只比平时穿戴更新而已。新婚大喜，宾客盈门，蓬荜生辉。客人围坐“喝糖茶”，“吃喜宴”，请阿訇念“尼科海”（宗教仪式）、撒喜果，其后，同辈青年闹新房，一派喜庆气氛。纳训头戴白帽，架一副黑边眼镜，屋里屋外地忙着招呼客人。虽脸上微露羞色，却神情庄重沉静，举止彬彬有礼，显示出其在乡村中与众不同的书生气质与潇洒风度。
照理说，纳训的这种从始至终由姐姐们一手操办的婚姻，明显属于旧式的封建包办婚姻。而这种包办婚姻，因无感情基础，缺少共同语言，有可能虽婚无爱，仅仅是用婚姻绳索将青年男女捆绑为一对夫妻而已。但纳训的婚姻较其他人的包办婚姻却有些不同。因夫人系新兴回教俱进会会长马子蕃先生的千金，曾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之，其人质清貌美，温雅贤淑，待人接物礼貌得体，落落大方而不失分寸，其对公公婆婆又极有孝心，并且还有着一般农村回族姑娘所特有的精明与勤劳能干。纳训的父母亲心中窃喜，对她甚是疼爱，待之若亲生女儿。纳训也与她感情很好，彼此体贴，相敬如宾。
不过，新婚燕尔不足一月，青年纳训即告别家乡，漂越重洋，远赴埃及求学。纳训从此与亲人天各一方，水远山遥，鱼雁无凭，生死两茫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