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自打成人后，无可回避地总要肩负三个责任：第一个是要对社会负责，第二个是要对家庭负责，第三个是要对自己负责。可以说无人能够例外。一个人所能负担的责任与他的年龄有直接的关系。襁褓中的婴儿因为小，不用负担任何责任。他可以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全凭自己的性子来，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这被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稍微长大一些，能背着书包上学的阶段，也不用在意什么负责不负责的问题。在中国家长和老师的眼里，只要努力读书、听话、做个好孩子，就皆大欢喜了。倘若有点什么闪失，也不必过分紧张，自有监护人会出面打理。
可是，人一旦长到18岁成人后，情况就发生了质的变化。面对法律，自己的事情自己扛。一切的一切，都要自己对自己负责。作为社会的人，既要对职业和周围的人负责，包括上级、下级、同级、师长、同学、亲朋等不一而足。再到了一定年龄阶段，该谈婚论嫁了，又要肩负起一份对家庭的责任。足见，“负责”是人生历程中一个客观的无法回避的命题。
在现实的社会中，不是非得当个一官半职的人才能涉及“负责”的问题。放眼看去，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需要负责的事情不胜枚举。比如汽车司机需要对乘客、行人和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医生需要对患者的安康负责；教师需要对学生的成才负责；士兵需要对国家的安危负责；银行员工需要对客户的资金安全负责；等等。向秀丽、雷锋、王进喜……他们就是普通人的杰出代表，堪称是“负责”的典范。古人讲“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的就是普通百姓“负责”的事。
当然，比起普通老百姓来，各级领导干部可谓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他们所负的责任包罗万象，各行各业。往大处说，有的责任关系到江山社稷、社会发展、富民强国、和谐进步；往小处说，有的责任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等日常生活的小事。正如毛泽东同志对各级领导干部所强调的，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
领导者能否真正负责，绝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每个人的声望同每个人的作为是成正比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曾经涌现出一大批对人民利益极端负责的好干部，像焦裕禄、孔繁森这样的人民公仆。他们为了人民的利益尽职尽责，以满腔的热情、忘我的负责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与此相反，不把老百姓当回事，却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儿戏的领导者也不乏其人。他们是党内的蛀虫，是另一类不负责任者。他们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说一套，做一套，把对人民负责作为幌子；结党营私，贪赃枉法，中饱私囊。这些位高权重的人，一旦不负责任了，对党和人民所造成的危害是无法估量的。
除此之外，媒体披露在多次矿难中，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把责任当儿戏，视百姓为草芥，更令人不齿。还有一类被称之为“三拍”的领导者也很危险，他们决策时拍脑门，保证时拍胸脯，出事时拍屁股，净做表面文章，大搞形象工程，看似很负责，实则劳民伤财、浪费资源、贻害国家。
建设一个完善、高效和廉洁的社会体系，绝不是某个政党、某个团体或某个个人的事，而是社会全体成员的事，最终还是要建立在人人负责的基础上。每个社会成员都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高度负责，工作中兢兢业业，“以天下为己任”；大家职位不论高低，责任不分大小，只要抱定“责任重于泰山”的信念。如此，社会怎能不进步？工作中少一点激愤，多一点冷静；少一点浮躁，多一点实在，就一定会不辱使命、真正有所建树，和谐社会的到来将不会遥远。
但是，世上之事，往往知易行难。做一个敢于负责、善于负责的人要靠知识、靠能力，还要靠德行和良知。唐贞观二年，陕西关中大旱，闹蝗灾。一天，唐太宗李世民带人视察庄稼时看到不少蝗虫，抓了几只在手里，对它们说：“粮食是老百姓的生命。你吃粮食，是坑害老百姓。如果老百姓有过错，责任都在我一个人，我希望把灾祸转移到我身上……”于是他就把蝗虫吃了。这个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封建帝王爱民之切、“吃虫自责”的德行和良知，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借鉴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