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不仅可以担任朝廷官员，还可以在长安附近居住。唐初在边远地区设置州府，一般都任用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为州府官员。
我们可以从唐太宗对有关突厥族的处理中理解他的民族政策。唐高祖武德九年（年），突厥两可汗乘太宗新立，领兵进逼京师，直至渭水便桥之北，太宗并没组织反击，而是领六骑亲出，与突厥可汗隔津而语，责其背盟，突厥可汗疑太宗有备而退兵。后来突厥频频侵扰中原，太宗在派兵征服突厥后，捐弃前嫌，大量任用突厥贵族到朝廷做官。贞观十三年（年），当太宗驾幸九成宫时，突厥可汗的子弟阴结部落数十人夜袭太宗御营。事平之后，太宗既没对突厥部落进行镇压，也没将其驱逐出境，而只是让他们从黄河南岸的河套地区迁往黄河北岸。唐太宗采取的民族平等和兼容并蓄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间的经济、贸易、思想、文化的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唐太宗因此受到各族人民的爱戴，“汉唐气魄”也为后世所景仰。
对于那些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破坏民族团结，出卖民族利益，妄图分裂的民族败类，中国人民向来是坚决反对的。西晋的“八王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明代的“宁王之乱”，清代的“三藩之乱”和“噶尔丹之乱”等等，都在人民群众的反对中以失败而告终。至于像后晋石敬瑭那样以割让燕云十六州来换取契丹贵族的支持，不惜损害民族利益心甘情愿地做契丹贵族的儿皇帝，像南宋秦桧那样处心积虑地破坏民族抵抗斗争，死心塌地地出卖民族利益，像明代吴三桂那样为了个人利益无耻地引清军入关等等，更为中国人民所不齿。西子湖畔岳王墓前双膝跪地的秦桧夫妇，一直被人们用铁手批颊，便是极好的证明。
对于那些坚持民族沙文主义立场，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所作所为，广大人民群众不仅不予支持，而且给予了尖锐的批评。汉武帝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有较为明显的大汉族主义倾向，因此，班固在《汉书》中为武帝作传时“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辞”。
其所以如此，实质上是批评汉武帝的民族政策，“谓其不能法文景之恭俭，转以开疆辟土为非计者，盖其穷兵黩武，敝中国以事四夷，当时实为天下大害。故宣帝时议立庙乐，夏侯胜已有武帝多杀士卒，竭民财力，天下虚耗之语，至东汉之初，论者犹以为戒，故班固之赞如此。其《西域传赞》亦谓光武闭玉门关，谢外国朝贡，虽大禹之叙西戎，文帝之欲走马，殆无以过。其持论犹此意也。”至于元朝统治者将人民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实行民族压迫，当时就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而且一直受到后人的批评。
坚持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爱国传统的重要内容之一。正是在各民族友好交往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在统一国家的强有力的保护下，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学技术成果，形成了极有特色的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就农业和手工业而言，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对生产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例如。秦汉时期居住在塞北、西域的匈奴等民族培育出了驴、骡等许多优良牲畜品种，这些牲畜的传入对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有很大促进。张骞通西域后，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多种作物的栽培技术传入中原，丰富了中原地区的作物品种，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北方种植的高粱，是西南少数民族首先种植然后传入的。宋元之际，居住在长江、黄河流域的汉族的棉织技术仍然是落后的，元代着名民间女纺织家黄道婆，年轻时由江南水乡乌泥泾来到海南岛，向当地黎族人民学习轧花、纺织、漂染等一整套棉织技术，改进并制造了当时颇为先进的脚踏纺车，后来回到乌泥泾传授推广，促进了江南棉业和纺织业的发展。至于中原地区先进的科学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更是多方面的。“丝绸之路”将中国丝绸和陶瓷等手工业产品及其生产技术传入西域各国以至整个欧洲。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就没有中国的古代文明。而中华民族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又是建立在爱国主义的坚实基础之上的。
到了清朝，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变化，中华民族的疆域基本形成，有了辽阔的版图，各民族的融合与文化交流也达到了新的高度。比如，藏族的唐卡画便是清朝时期中华各民族文化交融的艺术再现。
孙中山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便强调中华民族，“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各民族的融合与交流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历史必然趋势。综上所述，在曲折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相互依赖，和睦相处，亲如一家。尽管在有些民族之间曾经互相侵扰攻伐，出现过民族压迫剥削，但是，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保持着逐步接近、友好合作的关系，一直是中华民族关系史中的主流，各民族在长期的融合交往中，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兄弟情谊。历史上各族人民之间的通婚和亲，有力地加强了中华民族各兄弟民族间的血肉联系。在开发祖国的宝贵资源的过程中，各民族间更是自发地彼此学习，交流优良的生产技术和创造发明。民间贸易，“互市”通商，地方性政权与中央王朝的“贡”、“赐”等都是民族交融的渠道。汉族人民耕地、交通所用的马牛等牲畜，许多来自北方少数民族，而北方少数民族食用的盐、茶、粮食等则多由汉族提供。历史证明了中华文明，有容乃大，胸襟广阔，海纳百川。中华文化的大度是数千年来一直维系中华各民族坚固的心理纽带，使之既能经受历史大潮的冲击，傲然于世界，又能适应时代的变革，丰富发展，开拓创新。
三、中华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精神的母体是中华民族文化，因而随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中华文化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与民族精神，既是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无形纽带，也是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前进发展的内在动力，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生生不息、存在发展的文化根基。
中华魂，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凝聚着炎黄子孙的思想、感情、智慧、意志和力量，是中华民族赖以形成、生存、发展的内在依据和巨大动力。“灵魂”二字，旧指人体的主宰。“盖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亡反”，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用的。中华魂是中华民族身上起统帅作用的思想、主旨。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以中华民族精神为核心，以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民族大一统为主要成分的三位一体结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之魂的核心，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表现形态，中华民族大一统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体现在国家价值取向上的表现形式。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大一统这三者都是在不同层次上构成中华民族之魂的东西。
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待社会、自然、人生的独特态度，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价值系统，它使中华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显示出同一性和独特性。可以说，中华各民族的不断混合、杂居、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铸就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反映。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灵魂的核心，中华民族必须依靠中华民族精神的支撑，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依靠中华民族精神的有关内涵，才能凝聚为一个很好地生存发展下去的整体。而中华民族精神所具有的教育、激励、导向功能，能使中华民族稳步前进。
讨论到此，我们可以为中华民族精神给出这样一个定义：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支撑其走向进步、走向现代化、走向文明的思想、观念、伦理、品格、气质、心理等精神因素的总称。中华民族精神既是已经形成了的，因此需要弘扬；中华民族精神还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因此需要培育。
那么，中华民族精神都包含哪些内容呢？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这是对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内容和基本思想的高度凝练和概括，为我们准确把握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了正确指南。但是，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那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我们推动实践创新的根本指针，又是我们深化理论探索的崭新起点。”我们要以江泽民同志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上述论述为根本指针和崭新起点，在认真学习、准确领会、努力实践的基础上，把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研究和认识不断推向深入，并且把继承民族优良传统同体现时代进步要求紧密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
中华民族精神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它的核心内容或者说基本思想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此外，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舍生忘死的牺牲精神、气节精神，敬老尊贤的伦理精神、仁爱精神，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探索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开放精神等等，都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思想材料。中华民族精神犹如民族思想脉动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不同情况下会形成或悲壮慷慨，或昂扬激越的不同乐章。例如民主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大庆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等等。这些不同乐章既是中华民族精神主旋律的具体表现，又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