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亨利·福特和詹姆斯·库兹恩斯高调宣布“5美元日薪”时，他们强调的是社会公正和工业合作两大主题，然而，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却为享受这种高薪资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亨利·福特从小就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勤奋”、“节俭”等优良品德，事业成功后，他也一直在提倡这些美德。当然这只是针对工人的，在他的内心深处也许就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工人们既然从他这里拿到了钱，他就有权利对他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进行监督。为此，福特汽车公司成立了专门的“福特社会工作部”。按照亨利·福特的说法，这个部门的作用就是防止某个雇员因为富有而影响工作效率。福特社会工作部的人将对每个工人进行调查，如果哪位工人不属于那种“有价值的雇员”，他会遭到无情的解雇。
什么叫“有价值的雇员”？就像亨利·福特经常和他的同事和员工说的那样，他既要生产汽车也要塑造人，这种人就是亨利心目中的出色的美国人，就是用他从他母亲那里继承来的价值观念来改造他的工人——强调自我控制，自我约束，看重家庭道德。
那时候，福特工厂的一个雇员为了拿到5美元日薪，需要证明自己不喝酒，对家庭成员没有虐待行为，必须定期在一个储蓄账户存钱，搞好家庭卫生，有良好的道德个性。福特社会工作部就承担这样的考察任务。起初，这个部门有30名调查员，这些调查员都是公司精挑细选出来的，他们本身都以工作可靠、品行良好而著称。调查员深入每个工人家调查其生活情况，回来后向公司汇报，哪些人合格，哪些人不合格，哪些人进厂时撒了谎，等等。社会工作部还为员工制订了专门的道德规范条款。1915年，公司出版了《对员工提出的注意事项和建议》，副标题是：“帮助他们把握福特利润共享计划所提供的机会”。这是一本带插图的小册子，一共有41页，详细解释了社会工作部提出的标准和程序，在一开头就点明了宗旨：
“整个计划的唯一目标是使每个员工及家属提高理财水平和道德水平，教育员工要有勇气和愿望得到健康、幸福和繁荣；在现在和将来好好赡养父母；不论是在疾病、健康或老龄的情况下都好好照顾家庭以摆脱恐惧和焦虑；要让员工和他们的家庭过上健全的生活，而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奋斗。”
小册子里具体列举了一连串的“注意事项和建议”，比如，鼓励员工和他们的家属经常用自来水和肥皂洗手，每天洗澡、刷牙，不随地吐痰，养成文明的习惯，也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父母应努力为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确保孩子所交的朋友品行良好、思想健康，父母应该为孩子树立榜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良好的榜样作用是巨大的）。员工不要轻易购买那些需要分期付款的商品，因为那是提前预支行为，福特先生是不提倡的。员工还要为退休储蓄一笔钱，存到一家可靠的银行，当然还可以进行一些可靠的房地产投资，购买消防保险和人寿保险，这是为未来做打算。
这个小册子，福特汽车公司每个员工都得到一本。社会工作部的调查员们深入福特工人家中进行宣传劝导，让所有的工人及家属都很好地理解福特的理念。公司设立社会工作部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具体实行起来却出现了偏离，调查员对工人的调查时常触及工人的私生活。有一位工人在福特公司工作了很多年，忠心耿耿，但他对调查员的工作很不满，因为在调查员的严厉追问下，“我妻子把什么都告诉了他们，什么都瞒不住。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这种做法可是有点奇怪”。
调查员也为员工免费提供各种事务咨询，比如购房程序、清偿债务、购买人寿保险等。刚刚富裕起来的福特工人需要把他们千辛万苦挣到的钱做一个有效的规划，以便使这笔钱能够带来更多的利益。
可以想象，在美国这样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度里，出现像福特社会工作部这样的一种组织，以及组织内的人员对福特工人的无孔不入的干预，会在工人中造成多大的烦恼和不安。但亨利·福特对这项工作始终抱有热情，对社会工作部给予极大的支持，使得这项工作不断地扩大。到1919年，这个部门已经膨胀到150人，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先后有被亨利称为“天才的人事干部”的约翰·李和福特家族的密友、爱德塞尔的老师、底特律圣公会的牧师塞缪尔·马奎斯。马奎斯牧师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亨利·福特时说的一番话：“假如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把一个最懒惰、最无能的人带到这里，给他一份工作和一份工资，让他重新树立起对人生的希望，我敢保证，我一定能够使他脱胎换骨……把他变成一个真正的人……”马奎斯牧师忠实履行了这一职责。
亨利·福特本人也曾私下对一个同事说：“我们的工厂既要制造汽车，也要塑造人。这个公司作为盈利机构已经没有什么用了，除非我们能够用来做一些好事。”
亨利·福特一直对慈善事业不抱好感，但在内心深处，他又想为别人做一些事情，而且他已经有足够的力量了，那么，他就要以自己的价值观为出发点，做一些他认为重要的事情，从而实现他一直倡导的公正、人性。从中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麦高菲精选读本》对亨利所产生的绵延一生的影响。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亨利·福特设立的这个旨在实现他个人美好理想的社会工作部后来完全变了味，成为一个专门监视和控制工人的专制工具。社会工作部的那些调查员专门搜集工人的传闻和流言。为了证明一个工人的清白，他的妻子或儿女经常被公司的工作人员招到工厂来作证，每个人都提心吊胆，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被调查的对象，工人之间互相猜疑，彼此不信任。再加上极高的劳动强度和单调乏味的工作，许多工人内心的焦虑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为了摆脱这种状况，许多人不得不离开福特工厂而另谋出路。留下来的工人状况并也没有得到改善，他们每天在生产流水线上工作，没有一分一秒的空闲，还要忍受调查员们无孔不入的调查和盘问。这种状况让很多工人面临崩溃。
福特工厂的状况很快传到了外界，大家针对福特社会改革的功过是非展开了一场辩论。这场辩论不仅在报纸杂志上一时热闹非凡，甚至引起了美国国会的重视。福特试图塑造工人个人价值观和私人行为，到底是社会改革的一种合法表现，还是公司企图控制每个工人的个人生活？就在日薪5美元宣布大约一年后，亨利·福特被美国众议院工业关系委员会传唤到美国国会，就这一问题回答了议员的询问。当问到“一个公司对自己的员工实行如此严厉的控制，这合适吗？”这个问题时，亨利·福特回答，他只是想让他的工人都发自内心的感到幸福，帮助工人和他们的家庭，鼓舞员工的士气，增强他们的满足感，当然也就同时提高了生产力。
亨利·福特再一次处在风口浪尖上，两方观点截然不同。一方怀疑福特公司实行的专制作风严重限制了工人的个人自由，是家长制作风的体现，违背了美国一贯倡导的自由原则。另一方则肯定福特工厂在社会道德和经济上的成绩，肯定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