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中，”熊秉明放下咖啡，凝望着他，“如果你当年也留在巴黎，大致也走在无极、德群他们的道路上，排在他们的行列里。你满意吗？”
该怎么回答这询问呢？他懊悔当年的归去吗？他痛心三十年的坎坷吗？他羡慕无极与德群的成功吗？不，倒是他们应该羡慕吴冠中，朝朝暮暮，立足于自己的土地上，拥抱着母亲，时刻感受到她的体温与脉搏！
他轻轻地然而却是果决地向秉明摇了摇头。
1982年，吴冠中晋升为教授，迁入了劲松小区新居，平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一间画室。当然，画室很小，远不如无极、德群、秉明的画室宽敞豪华，但这毕竟是自己的，他珍视它。而且，艺术家之间的竞争并不在物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并不一定同步发展，有时甚至成反比，这又是一条耐人寻味的规律！
1983年，吴冠中应邀担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并且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在一些人心目中政治“淡化”的情况下，年近七十的艺术家参与了政治，也许会被人认为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荣誉”，其实，这也正是这位爱国知识分子的必然归宿。他的一生，何曾真正脱离政治呢？革命的、反革命的，正确的、错误的政治都曾影响到他的命运，他的人生、他的艺术不是一直和祖国、人民的命运休戚相关吗？
1985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吴冠中新作展》，短短的数年中，他又奉献出一批崭新的杰作。
同年，吴冠中应邀参加香港艺术节《认识现代中国画》研讨会。
吴冠中在1950年从法国归来时，是从香港登岸的。那时感到香港只是个冷落的小小口岸，远不如记忆中上海的繁华。三十多年过去了，再到香港，这里已换了人间，成了现代都市、花花世界，令他眼花缭乱了，颇有“刘姥姥进大观园”之感。但是，香港之所以约请“刘姥姥”，自有它的道理。你看，在那摩天大楼群中，琉璃瓦的庙宇上竖立着十字架；“珍宝海鲜舫”里有凤阁、龙楼，并且仿制了金銮殿；海水浴场边守卫着观音大士和雕塑的狮、象……西方的、东方的，现代的、传统的，在这里杂居，并存，相辅相成，相安无事。香港不会变成内地，因为它比内地更早地进人了现代化，倒退不回去了；香港也不会全盘西化，因为它毕竟根根联接着中国大陆。就是这样一个中西交融五方杂处的地方，它呼唤什么样的艺术呢？是仿造古董吗？吴冠中明确地回答：“金銮殿和观音的复制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在推开了金銮殿和观音的地方建立什么，当然也不是柏德嫩和维纳斯。”香港艺术节的选题《认识现代中国画》，目的正是促进我们传统绘画的现代化，潜台词就是反因循守旧。艺术节的主持者和组织者从纽约、香港和大陆，从不同角度和方面探索中国画创新的四位同行王季迁、方召麟和吴冠中、宋文治，表现了独具慧眼和对民族艺术的责任感，这次研讨会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活动本身。
在香港期间，吴冠中参观了苏士比艺术拍卖公司的中国书画拍卖。豪华的“富丽华”酒店三楼的红色大厅里气氛肃穆，吴冠中怀着虔诚的、恐惧的、凄凉的心情坐在女士们、先生们中间，他希望通过包括拍卖在内的各种途径把中国画推向世界，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又对这种将艺术品绝对商品化的交易感到悲哀。主持者是洋人，高踞主席台上，讲英语。每幅被拍卖的作品依次用幻灯放在屏幕上，主持人高唱其价，从较低开始，他和几位工作人员紧张地注视着全场动向。有人举手，即表示认购。几个人同时举手，于是提价……直到最后只剩一只手了，主持人手中的木槌打下去，一槌定音，拍板成交。吴冠中早被友人告知：在现场不要搔首、挖耳，以免被误会为举手认购，他将双手牢牢地压在膝上，不敢轻举妄动。他不是来买画的，是来看“热闹”、看“行情”的。一幅作品的产生，耗去了作者的生命，融进了作者的心血，但一经流人人间，便成为商品。自己无权过问了。价值的潮涨潮落，受商品流通的制约，受人们欣赏趣味的支配，谁也掌握不了自己作品的“身价”。并不因为生前位高名重而永享荣华，也许死后一落千丈；或许生前默默无闻，死后被捧人云霄。加之生意场中又有许多哄抬价格的招数，亦有附庸风雅之辈以高价买画为荣，也会出现戏剧性的后果。吴冠中是在看到拍卖目录中没有自己的作品才敢于出场的，不然，一位“母亲”看到自己的“儿女”被拍卖该是何等滋味儿？他颤栗着，听着主持人报出他的老师林风眠、潘天寿的名字，盼望他们的作品被人们喜爱、争购；他听到老友石鲁的名字，眼泪几乎要流下来了。他仿佛又看到了躺在医院里的石鲁，那是在十年浩劫中被折磨得精神发疯、奄奄一息的石鲁，“四害”倒台之后已经再不能作画了。不久便告别了人世，带着太多的遗憾走了。如今，活着的朋友在看到拍卖他的“遗产”。石鲁的遗产堪称当代中国画坛最宝贵的财富之一，“身价”也日益看涨，但与梵·高相比，还是十二分的低微。来日方长，这当然还不是定论，但石鲁本人却再也看不到自己以后和梵·高的竞争！
这是吴冠中第一次目睹艺术品的拍卖，一次战战兢兢的灵魂折磨。但是，这不也是一页浓缩的历史吗？中、外艺术史就是这样一页一页写成的，它是残酷无情的，勇敢的艺术家何必回避它呢？为什么世界艺术品市场中不应该推出中国的梵·高？
1985年4月，台湾《雄狮美术》出版《吴冠中特辑》；
1986年，吴冠中出访日本京都；
同年，吴冠中应香港中文大学和《明报》社之邀，参加香港《现代中国画展》以及研讨会，并被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聘为毕业考试评委；
1987年，吴冠中任《中国油画展》代表，出访印度；
1987年9月10日至10月4日，香港艺术中心包兆龙画廊举办《吴冠中回顾展》。
这次展览，是吴冠中数十年艺术生涯的精品荟萃，集中展示了他雄厚的实力和探索之路。当年他在巴黎留学期间所作的法国风景、归国舟中的速写，以及60年代初期赴西藏的写生，“文革”当中侥幸劫后残存，得以重见天日；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的作品，鲜明展示了他的独特风貌，浑厚古朴的《高昌遗址》，描绘玉龙雪山雄姿的《春雪》，铁铸铜浇般的《松魂》，点线斑驳的《苏州园林》，大气磅礴的《长城》，清新明丽的《水乡周庄》……令人叹为观止。
他的老师林风眠先生亲笔题写了《吴冠中回顾展》的展标，并且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画展。林风眠是他最崇敬的画坛前辈和艺术领路人。吴冠中充满深情地说：“林先生慈祥，林先生一颗童心，林先生是真真的艺术家！”这是一位真正的知音的“的论”。吴冠中融会中、西的学术观点和艺术成就，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最早便得力于林风眠的启迪。林风眠是真正的东方艺术家，又真正钻研过西方艺术，因此，“电工不怕电”，敢于“带电操作”，他的一生都在与庸俗战，与因袭保守战，与生搬西洋战，是真正的民族艺术、现代艺术的斗士。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愤慨社会的污浊，“躲进小楼成一统”，在孤独、寂寞中咀嚼东、西方艺术的精髓，“一片冰心在玉壶”。夜不成寐的猫头鹰、独栖寒枝的乌鸦、飞过阴霾的孤鹜、无人的野渡、天涯的孤舟……蕴藏着一颗痛苦而又不甘沉沦的心。他的画从不媚俗欺世，没有轻盈的微笑，而含着不动声色的哀愁。林风眠的出现，是中国画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开了现代水墨画的先河。但是，正如许多巨匠都并非迅速被人承认一样，林风眠的艺术长期以来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文革”当中几乎连画家本人也被毁灭！
定居香港的林先生又和他的老学生见面了，半个世纪的师生之谊，从何说起呢？不必说，痛苦也罢，思念也罢，勉励也罢，都融入两人的画幅中了。八秩高龄的林先生应该欣慰了，他的艺术，到晚年终于赢得了国人与世人的公认，他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比他年轻的吴冠中如今接过老师手中的大纛，已成为“油画民族化”、“中国画现代化”这场革命的主帅了！
1988年，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举办了《吴冠中画展》，狮城万人空巷，举国竞睹，轰动南洋。
同年，日本西武株式会社在《大中国展》中独辟一馆《吴冠中展》，又一举征服东瀛。中国驻日大使杨振亚题词祝贺：“勇于拓新”。日本画坛巨匠“三山”之一的加山又造出席了开幕式，并邀请吴冠中光临他的画展。西武流通集团会长提清二在参观《吴冠中展》时赞叹：“在中国还有人画这样的画？！”
这次画展的成功，使日本朋友对吴冠中的独特艺术风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西武株式会社社长山崎光雄在祝酒时说：“明年9月，我们将在西武举办法国博览会。得知吴先生早年曾在法国留学，我有一个动议：邀请吴先生以东方画家的身份重游巴黎，在明年的巴黎博览会中展出《吴冠中画巴黎》，不知您有没有兴趣？”
吴冠中略一沉吟，即席作答：“这个动议很好。我是一个东方的画家，但西方的艺术也培育了我。我乐于以东方人的眼睛重新观察巴黎，并且把观察所得展现给东、西方人民！”
1989年3月底，吴冠中偕夫人飞赴巴黎。
巴黎，曾经在你身边度过难忘的三年的吴冠中又回来了。这一次，不是匆匆的路过，也不是探亲访友，他要在这里生活一个月，踏遍你的每一个角落。你还记得他吗？一个身材不高、瘦骨嶙峋、肤色黧黑的中国人，他的母亲在中国，却也曾吃过你的奶，你是他的乳母！如今，他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老乳母啊，好好看看他，也让他仔细看看你！
梵·高的竞争者
在那个星光灿烂的夜晚，濒临死亡的梵·高躺在病床上，握着弟弟提奥的手。房间里只有这两个人，这一对患难手足。他们轻轻地谈论着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他们在故乡松丹特共同度过的童年，莱斯维克的那个老磨坊，溪边的小路，在微风中波浪起伏的麦田，厨房后面的刺槐树芳香的白花，还有妈妈给他们做的奶酪饼……
“那似乎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文森特。”提奥深情地说，他意识到，哥哥提起往事并非吉兆。
“是的……啊……人生是漫长的。提奥，看在我的面上，注意你自己的身体，要多保重。你得为乔安娜和小家伙着想。把他们带到乡下什么地方去吧，那样他们才能长得健壮。你也不要在古比尔呆下去了，提奥。它们已经耗去了你生命的全部，但没有给你任何报答。”梵·高说。
“我准备自己开一个小画廊，文森特。而且我举行的第一次画展，将是一次个人画展。文森特·梵·高的全部作品……就像你亲手……在公寓房间里设计的一样。”
“啊，我的作品……为了它，我冒了生命的危险……而我的理智也已经差不多完全丧失了。”
奥维尔的夜晚星光灿烂，在这家小小的旅馆里，文森特·梵·高最后栖身的地方，他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
吴冠中告别了梵·高，大踏步走出墓地。他已经偿还了夙愿，他相信梵·高的灵魂已经得到安息，他自己的心也可以平静了。
他和夫人奔走于巴黎的大街小巷。戴高乐广场、凯旋门、枫丹白露、塞纳河、大皇宫里的《高更回顾展》、米勒的故居、莫奈杰作《睡莲》诞生地的池塘，还有许多梵·高曾经写生过的地方，以及画家麇集的蒙马特高地……
一个月的时间，他过得紧张而充实。他住在西武驻巴黎办事处附近的一家小旅馆，生活依旧俭朴、随便。没有专供他使用的小汽车，每日里安步当车，或者和许多游客一样挤地铁。他仍然像当年在巴黎求学时一样，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只想作画，艺术家一鸣惊人只能靠作品，而不是排场。他也不可能排场，他的祖国还很穷，不可能为一位艺术家出国写生提供一笔可观的外汇，而人民币在国外还不能使用。他只有借助于日本人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愿望。日本人有钱，梵·高的《向日葵》、《鸢尾花》就是被日本人分别以5330万美元和3985万美元的高价买走的，日本人现在还不肯以这样的高价收藏吴冠中的画。今年5月，在香港苏士比的一次拍卖中，吴冠中的《高昌遗址》一画被香港一位收藏家以187万港币的价格买去，创了中国画售价的最高纪录，而和梵·高还差得很远。但是这个距离在逐渐缩短，将来有一天……精明的日本画商已经看出他将是梵·高的竞争者。竞争吧，竞争！“艺术家难道意味着——卖？我认为艺术家指的是一种始终在寻求，但未必一定有所收获的人；我认为它的涵义与‘我知道它，已经得到了它’正相反。我说我是艺术家，我的意思是‘我在寻求、我在奋斗，我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艺术中。’”梵·高这么说，吴冠中也这么说。他们都以自身而殉道于艺术，而这样的艺术足可以征服世界。
一个月之后，他满载而归。
又是一个月之后，他完成了四十二幅作品《吴冠中画巴黎》。这些作品将在10月的东京《法国博览会》上向世界亮相。
他放下了画笔，应邀飞赴美国，参加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举办的《吴冠中巡回画展》开幕式。这个画展将先后在美国东西南北四个博物馆——伯明翰博物馆、康萨司博物馆、纽约约翰博物馆和密西根底特律博物馆巡回展出。这些作品按照作者本人的意愿规定：只展不销，只是让西方人见识见识，现代东方艺术已经以新的姿态、新的面貌大踏步地走向世界了。至于如何认识它，那是历史老人的事儿了，如果历史老人饱经沧桑之后童心未泯，那么将不会重复对于梵·高所犯的错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1989年7月，画展还在巡回之中，吴冠中却已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北京。
行前，美国朋友执意挽留他，甚至希望他定居美国，那里有他广阔的用武之地。吴冠中没有片刻的犹豫，淡淡一笑，答道：“留下，就养不活了。不是我养不活自己，是这里的水土养不活我的艺术！”
吴冠中，扎根于黄土地的一棵高粱。
吴冠中画过一幅绿高粱，一幅红高粱。
绿色的高粱，青葱的叶丛簌液作响，那是生命在展放的音响；红色的高粱，饱满的颗粒像缀满了红宝石，那是成熟的骄傲和喜悦。
“从青高粱到红高粱，走完了生命的旅程，惟一的不可重复的一次旅程，人们自己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他说。
（发表于1989年第9期《当代》。收入霍达报告文学集《万家忧乐》，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霍达报告文学选》，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