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林员在山谷里发现了米丽莎开的那辆车,警察在第一时间赶了过来,车还在燃烧,护林员用林区的灭火器把火扑灭了,车辆已经变了形,消防员用切割机将车门切开,将尸体从切割开的车门里抬出来,勘察完现场,又来了一辆吊车,把烧焦的车从山沟里吊上来,整整折腾了一天。尸体已经面目全非,他们把尸体放在草地上,用一块布盖在死者的脸上,一会儿,殡仪馆的车来了,尸体被拉走了,两个警察用尺子量刹车留下的印子。
第二天一早,詹雨桐给米丽莎打电话,电话响了好一会,接电话的是个警察,他用低沉的声调说:“米丽莎出车祸死了,人已经拉到殡仪馆了。”
朱海波与詹雨桐还有孙喜宝赶忙前往殡仪馆。到了殡仪馆,他们的车刚刚停下,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走过来兜售花圈,孙喜宝从包里拿了一佰元钱买了一个,卖花圈的问孙喜宝花圈放哪儿,可是家属还没有来他们根本不知道花圈要放在哪里,此时的朱海波完全木然,脚步只是随着身体的节奏向前挪动着。
不一会儿,来了大概七八辆车,吊唁厅外面围满了人,两个人在大哭,一个老者是米丽莎的外婆,她被两个妇女拖着,哭的站也站不起来,她的衣服也皱了,还露出了肥壮的腰,另一个妇女把她的上衣往下拽了又拽。
朱海波把一簇鲜花放在米丽莎头顶,眼泪夺眶而出,这时警察过来交给朱海波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海波:
就要永别了,我无法再活下去了,我廋的成了皮包骨头,我现在心力交瘁,万念俱灰,和你在一起是我一生中最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还记得我们一起去南方旅行吗?你还记得那个位于太湖中间的小岛鼋头渚吗?我们在那里欣赏湖光山色,帆影渔歌。我们还让泥人师傅瞧着我们两个人的模样捏了一对泥人,像极了你我,还有我们去宜兴,去无锡,我们还去了泰安,在泰安,我们一块儿登了泰山,那座山真不愧为中国的名山,我们从山脚下爬到山顶用了两个小时。那天正好是五一,爬山的人特别多,我们在沿途还遇到了泰山挑夫,他们挑着担子,担子里放着各种生活用品,他们要一步一步沿着台阶三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山顶。他们的步伐很缓慢,有时也停下来歇一会,但他们的耐力却是惊人的,还有的挑夫一天往返三四趟,我们爬山的劲头其实是从挑夫那里学来的,每当我们爬不动的时候,看到挑夫我们的身上就来了劲。我们两个人在泰山极顶合了影,我们还跟一个挑夫合了一张。下山的时候天下起了雨,我们在小雨中慢慢地走下来。晚上我们换乘了去青岛的大巴,当晚就赶到那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出租车把我们拉到了靠海边的一家旅馆,旅馆很干净,就是贵了点。晚上你我牵手沿着海边散步,我还买了一颗海星,夜色越来越浓,那天晚上,我们听着海浪的声音相拥而眠。
我们去威海那天是我平生第一次坐船,记得小时候在《甲午风云》里看到中国的船被日本人击沉,我当时还发誓长大了要当海军呢。船行驶在海面上,冲开了一条V字形的水路。
还记得我初到研究所时,看到你的实验室里摆着的那些装在罐子里的鱼,那些鱼是泡在药水里的,当时我非常好奇,那些死去的鱼身上的光泽丝毫没有改变,比养在塘里的鱼还好看。你还教我怎样用显微镜,在显微镜下面看寄生在鱼鳃里的微生物。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是多么开心!我恨毒品,是毒品让我走上了另一条不归之路,毒品将我对全部理想的追求化为泡影。我走了,我将带着永久的遗憾离开这个世界,我死后,请在我的坟头放上一束百合花——
永远爱你的莎
就在上个月的一个阴雨天,米丽莎还去了水产研究所,没想到那次分手却成了永别。还记得上次米丽莎来鱼塘那天正在下雨,米丽莎被雨淋透了,朱海波拿了件新衣服让她换上,把米丽莎脱下来的淡紫色连衣裙换下来,朱海波将冻得瑟瑟发抖的米丽莎拥入怀里,他只感觉到她的心脏在跳动,他吻了她干裂的嘴唇,吻了她深陷的大眼睛,吻了她憔悴的脸。雨水润湿了他的双唇,他把她抱上了床,那是一张宽大的木床,是用大兴安岭的落叶松木做的,松木散发出来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屋子。她的身体对他来讲再熟悉不过了,她脊背上的那个胎记的颜色也变得暗淡了,她身上还带有淡淡的香味。床上放着一本书,书是翻开扣在床上的,书皮是蓝色的,一本看了一半的《深蓝》,是荷兰作家汉克·伍德的新书。外面的雨越来越大,雨声、汉斯菲尔德的叫声、床的吱吱声共同奏响了一只爱的交响曲。她,被毒品摧毁了美丽的青春年华;她,再也不能青春永驻;她,一个让他朝思暮想的堕落天使;她,从幽暗色调的酒吧到风景秀丽的乡村鱼塘,像蒲公英的种子吹落在荒芜的院落。
“人死在什么地方最好?”米丽莎问海波,“我愿意死在寒冷的地方。譬如北极,有北极熊有狗拉雪橇的地方,我愿生在热带,长在温带,死在寒带。北极是最理想的墓地,人的尸体会在那永久保存,北极比南极温暖。”
“不用去北极,”朱海波说,有点半开玩笑。“阿拉斯加就可以,那里的气温跟北极差不了多少,那个地方圣洁而悠远,没有人打扰,冰雪会给死者盖上一层厚厚的棉被。”
第二天清晨,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的早晨,米丽莎告别了朱海波,她来不及在这里多待一分钟,米丽莎的毒瘾犯了,不断打着哈欠,朱海波要给米丽莎买早点,被她拒绝了,她的嘴里流着口水,她的身体开始抽搐,她甚至还没来得急及穿上长筒袜,她开着那辆白色的丰田轿车,在院子里打掉头时差点撞在门墩上。出了院子,在塘边拐了几个弯迅速上了二号公路向城里的方向开去。
詹雨桐被警察带到局里了解情况,一个警察问詹雨桐:“米丽莎开的那辆车是你的吗?”
“是我的,是我借给她的。”
“你知道她吸毒,为什么还将车借给她?”
“我并不知道她吸毒,”詹雨桐说,“她死后我才知道的,她生前经常到我儿子的养殖场来玩,她是我儿子的女朋友,我们已经有些日子没有见到她了,我根本不知道她在吸毒。
“放在鱼塘仓库里的毒品是怎么回事?”警察问,“你事先不知道皮箱里装的是海洛因吗?”
“不知道,”詹雨桐回答,“她只是将那只箱子交给我,让我替他保管,说等我儿子回来,一定让他把皮箱交给警察,我按她说的做了,我儿子一回来,我就让他把箱子交给了警察,箱子上还粘着一张字条,是米丽莎写给警察的,那天出警的警察也看了,他们可以作证。”
“你的车已经报废了,你知道吗?”警察说,“那辆车被米丽莎开下了山崖,车辆起了火,米丽莎的尸体也烧焦了。”“我听我儿子说了,”詹雨桐说,“我那辆车倒不要紧,可是那孩子,我真不该把车借给她,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她。”说到这里,詹雨桐哭了起来。
“那天去鱼塘的三个男孩你还记得吗?”警察说,“请你描述一下他们的特征。”
“三个人其中有一个好像来过鱼塘。”詹雨桐说,“他们一进门就砸东西,还打了喂鱼的伙计,他们几乎把屋里所有的家具都砸了,就是为了找那个箱子。那个高个子男孩好像是凯瑟酒吧的老板,他又高又廋,头发染成了黄色,穿着一件黑色短袖衫,裤子的颜色忘记了,穿的是一双黄色球鞋,另外两个个头不太高,一个嘴里始终叼着烟,脸上还有几个斑点,另一个手里拿着棒,他穿的是一身牛仔服,圆脸,短头发。”
“你是什么职业,”警察问,“你在鱼塘呆了多长时间了?”
“我在本市艺术学校教美术,”詹雨桐说,“我是在暑假来我儿子的鱼塘的,平时学校里很忙,抽不开身,根本没有时间来看他,只能等到学校放假。”
“听说你丈夫在服刑?”警察说。
“是的,”詹雨桐说,“我上个月还去看了他。”
“他犯的是什么罪?判了几年?”警察问。
“贪污罪,”詹雨桐说,“判了六年,到下个月底就三年了,如果能减刑的话,他会提前出狱。”
警察拿着那张谈话笔录,让詹雨桐在右下角签字,签完字,警察把印泥递给她,让她在名字上摁个手印。詹雨桐把指头伸进印泥盒,摁得太深,整个指头都摁红了,她把手印摁在名字上,警察从桌子上撕了一张旧报纸的拐角递给她,让她把手指上的印泥擦干净。
“你先回去吧!”警察说,“你要随时听候我们的传唤,有需要提供的线索还需要你配合。”
“我一定配合,”詹雨桐说,“我能看一下我的那辆车吗?”
“可以,”警察说,“不过,车已经被送到回收公司了,你要看车的话,我可以给回收公司那边打个电话。”
到了回收公司,这辆车已经严重烧焦了,看上去整个车已经变成了一个黑色的框架,驾驶座的那个门子从中间断开了,另一半不知扔到哪了,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切割过,对了,她听海波说,车翻下山崖时,车门变形了,根本打不开,是消防员用切割机切开了车门才把米丽莎的尸体取出来的。车牌上的数字黑糊糊的,只能看见一个烧焦的4和一个9的上半部分。前面的挡风玻璃有几个洞,四周突出的是残缺的玻璃碴纹。
詹雨桐双手捂着眼睛蹲在地上哭了。
后来的几天,詹雨桐和朱海波一直待在鱼塘,等候警察的传唤。
过了几天,朱海波被警察带去了,警察问他:
“你跟米丽莎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她吸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们很早就认识了,”朱海波说,“她是我高中时的同学,她中途退学了,那些年她一直在给别人打工。我大学毕业后,我们又开始交往,我们有时也到外地去旅游,她性格外向,结交了很多朋友,不过,我从来没有看见她吸过毒,她吸毒可能是开酒吧的时候开始的。”
“你在之前见过那三个男孩吗?”警察说,“那三个男孩是她酒吧里的常客。一个月前,我在鱼塘东边的空地上举办了一个篝火晚会,其中的一个高个子男孩来过,那天,来参加篝火晚会的人很多,有米丽莎的朋友,水产研究所的同事,还有附近的农民,喜宝还烤了一只羊。”朱海波说。
“喜宝是谁?”警察说,“喜宝是我鱼塘的伙计,他负责喂鱼和鱼塘的日常管理。”
“他有暂住证吗?”警察说。
“有的,”朱海波说,“他们两口子一来鱼塘,我就到派出所给他们办了暂住证,暂住证都由他们自己保管,你要看,我现在打电话让他们送来。”
“不必了,”警察说,“如果那几个男孩子再去鱼塘,你要及时报告,我们已经在通往鱼塘的路口布了控,尽快将他们缉拿。”
米丽莎死后那些日子,詹雨桐总是做噩梦,尤其是当暴风雨来临时,窗户的玻璃被雨水拍打着,隔着窗帘间的缝隙看见外面天空中的闪电,倾盆大雨犹如倒在鱼塘里。她在梦里听见了敲门声,是一个女孩的声音,一个被雨水淋湿了头发和衣服的少女。“哇”的一声大喊,她从睡梦中惊醒,她被吓了一身冷汗,她摸索着找到灯的开关,再也睡不着了,雨在午夜才停下。渐渐地,渐渐地,詹雨桐抱着枕头在黎明即将来临时才进入了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