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争论主要集中于如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等国家利益的内在方面，后来则转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问题上。现代派坚持认为国家利益不断被侵蚀，并相信全球化会用全球公民社会的利益取代国家利益，从全球公民社会的利益保护出发，要求保护被国家政权所压制的个人权利和自由，特别是在集权主义的国家中。一些人甚至否定了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的重要性，建议俄罗斯应该逐渐地把其主权转让给西方主导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自由主义的其他代表则较为谨慎，有些制度主义者认同全球化削弱了单一民族国家的基础的看法，但把重点放在强调这一进程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上，因为世界还没有为此作好准备，而且这个世界仍然试图在传统的国家和政权组织的框架内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在国际舞台上仍是单一民族国家发挥主要作用，即使在国际组织的基础上达成的决议也是如此（例如，欧盟就只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国家联盟而非超国家的实体）。可见，制度主义者更加接近民族民主派的立场。民族民主派仍然坚信国家实体的重要性，尽管全球化在不断发展。在他们看来，经常被自由制度主义者用来作为主权转让的最明显范例的欧盟的发展中，国家和国家主权仍发挥主导作用。
同样，自由派内部在外交政策的选择方面也存在有很大差异，在外交政策导向上很难达成一致。现代派以及激进的制度主义者坚决认为，如果不采取倾向西方和欧洲－大西洋价值观定位的话，俄罗斯将面临不可避免的被边缘化的境地。在科济列夫时期，有人建议俄罗斯应该保持同亚洲国家，尤其同中国的距离，认为同中国的接近对俄罗斯没有益处而且是危险的：一方面，鉴于中国的巨大经济和人口潜力，俄罗斯只能发挥很小的作用；另一方面，有可能被美国认为其目的旨在同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抗。在这些人看来，就国际舞台上的独立外交政策而言，俄罗斯因缺乏足够的资本而无法自由活动。换句话说，如果俄罗斯必须扮演低级伙伴角色的话，扮演主要伙伴角色的应该是最发达的西方国家或者欧洲－大西洋共同体。温和的制度主义者和民族民主派怀疑西方或欧洲定位的外交政策。基于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缘现状，他们建议俄罗斯不应该拒绝其欧亚身份，应该寻求同亚洲和穆斯林国家合作，而不是单纯同欧洲和美国进行合作。同时，民族民主派并不认同温和派的“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并没有扩张野心，而是一个很好地融入了世界经济组织的国家。还有人强调，西方国家不愿意同俄罗斯合作，所以没有足够理由实施同西方国家的单边战略伙伴关系。
（二）欧洲－大西洋主义的影响及困境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推动下，自由派在新条件下重新兴起，并很快在思想领域取得优势。在俄罗斯国家的发展道路上，自由派认为，民主的俄罗斯无论是在意识形态还是在国家利益上与西方都是一致的。这种观念在实践中明显表现为欧洲－大西洋主义，可以说是传统的西欧派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演变和发展。
随着苏联解体，欧洲－大西洋主义的影响更达到空前的程度。亲西方主义者（或称西化主义者）致力于形成一种不同于斯拉夫派和欧亚主义的独特战略。亲西方学派强调西方体制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延续和有发展前途的文明，俄罗斯是绝对的欧洲国家，必须选择西方世界及其体制，只有通过与西方社会融合，俄罗斯才能够解决国内各种问题和迎接来自欧亚地区的各种政治挑战。这样，俄罗斯的发展战略应当创造性地适应全球和地区出现的新情况，而不是像其他流派所提倡的努力稳定欧亚大陆和与周边国家融合。
例如莫斯科卡内基基金会副主任、着名外交专家特列宁认为，由于来自外部、尤其是西方社会和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化的影响，俄罗斯目前正处于传统地缘政治和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化这两种趋势的边缘，必须作出果断选择。
“俄罗斯正处于后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甚至前现代社会边界之间，唯一理性的选择应该是强调俄罗斯的欧洲特征，使其更深入地融入欧洲。明确自己亲欧洲的选择能够使俄罗斯更容易实现现代化，适应于21世纪。为此，俄罗斯首先应该使自己的周边欧洲化，如果不能融入欧洲，俄罗斯很可能会被边缘化。所以，俄罗斯无论如何再也不应退回欧亚大陆”。而且，特列宁认为这种选择必定是面向西方的，俄罗斯主要是欧洲国家，而不是亚洲国家，所以亲欧洲的选择是自然的，俄罗斯必须在后苏联地区起带头作用。同时，如果俄罗斯要发挥作用的话，就必须建立自由民主社会，而不是致力于进行反西方的地区稳定或联合；即使俄罗斯要发展同邻国关系，充其量也就是发展与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双边关系。特列宁指出，俄罗斯要想摆脱苏联解体以来的不利处境，就必须与西方合作发挥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因为“欧盟不仅是俄罗斯外交的重点，也是影响俄罗斯国内政策的制定和俄罗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随着冷战的终结，亲西方思想在俄罗斯很快占据主导地位，包括总统叶利钦、外长科济列夫、代总理盖达尔及总统顾问布尔布利斯等成为这一思想的重要支持者。其中“民主俄罗斯”及后来盖达尔领导的“俄罗斯民主选择”
等政党是欧洲－大西洋主义的主要倡导者。尽管这一思潮在形式上并没有被确定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但掌握政权的少数亲西方主义者事实上将其视为唯一正确的理论并在俄罗斯积极加以推行，使西方民主思想广为流行。叶利钦于苏联解体前的1991年在美国纽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道：“俄罗斯已经作出的选择不是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共产主义道路，而将是美国及其他西方文明国家所走过的文明之路。”盖达尔指出，俄罗斯要摆脱落后就必须“彻底改变社会经济制度结构，努力去除几百年来形成的所谓特殊性，统一于已经中断的欧洲社会和文化之中，从东方转向西方”。
在回答关于谁是俄罗斯的重点伙伴时，外长科济列夫指出，俄罗斯的重点伙伴是，“有着成熟经济和民主的富裕发达国家，也就是美国、西欧和日本”。在西化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叶利钦开始照搬西方模式，对内实施“休克疗法”式的激进自由主义改革，对外推行向西方“一边倒”外交，在许多国际、国内重大问题上作出让步，以期得到西方的投资、技术、市场等经济回报。由此，西化主义者主导下的外交领域很快形成了从全球收缩的地缘外交战略。
对于与俄罗斯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独联体地区，他们甚至也认为“俄罗斯应当从原联盟地区撤出，不再干涉该地区的民族和地区冲突，并促使这些冲突的解决国际化，应公开放弃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任何特权和利益”（科济列夫）。正如俄罗斯着名国际政治学者罗戈夫所言，当时，俄罗斯在外交上，“全力地向西方表明，俄罗斯是‘同路人’”。
但实践证明，独立初期俄罗斯过于理想化的亲西方政策是完全失败的。在国内，以自由主义为取向的激进改革不仅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导致经济持续滑坡，政治斗争也愈演愈烈，人民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社会动荡不安。一方面，俄罗斯不仅没有换来所期待的大量援助和实现融入欧洲的目标，甚至同美国连平等伙伴关系地位也没有取得。自转轨到1994年底，俄罗斯仅从西方得到不附带条件的贷款46亿美元（包括世界银行提供的6亿美元），这还不到俄在这3年中的年GDP的1%。在2002年5月的俄美彼得堡峰会上，俄罗斯同意美国退出反导条约，使美国部署NMD没有障碍后，美国布什政府才于6月8日承认俄为市场经济国家。欧盟委员会也才随后于2002年11月承认俄为市场经济国家。杰克逊法案是1974年美国国会为了向苏联施压，把是否允许犹太人自由移民问题和美国对苏联的贸易关系挂钩制定的法案，时至今日，在俄犹太人早已能自由出入国境，但美国国会仍不愿废除这一过时的法案。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北约东扩和近邻独联体地区的不断冲突导致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环境急剧恶化。
独立初期，俄罗斯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早期自由主义（或称理想主义）思想，而忽视了世界上仍然存在的现实主义以权力为中心的国家利益差别，最终导致外交政策失败。正如科济列夫在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一次谈话中说，“苏维埃联盟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过分关注于国家利益。所以，现在我们将更多地考虑人类共同的价值问题。但是，如果您有什么想法并且能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确定我们的国家利益的话，那么我将对您非常感谢”。
总体上看，欧洲－大西洋主义带有较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忽视了世界上仍然存在的以权力为中心的国家利益的差别，忽视了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因为在欧亚大陆有着重要利益的俄罗斯如果一味地面向西方，必将制约其在后苏联地区维持传统影响力的行动，同时也就预示了该地区各种矛盾及冲突的不断升级。同时，在现实主义仍居主导地位的今天，随着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全线退出，美国必将取代其在该地区的终极裁判者、保护者及捐款人地位，使俄罗斯的国家利益面临全面威胁。而把NMD（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国家导弹防御计划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前总统里根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的基础上形成的。当其他国家对美国发起导弹攻击时，导弹预警卫星的红外探测器能探测出导弹尾焰的高温信号，从而发现导弹的发射情况并进行太空导弹预警，同时地上雷达对来袭导弹进行目标获取、跟踪、识别并评估其可能造成的破坏。卫星和雷达获取的信号送给作战系统，指挥官根据掌握的情况向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当导弹接近美国时，作战部认便发射1枚或多枚拦截器来进行拦截，将来袭导弹系统摧毁。美国表示，NMD系统是针对那些所谓对“文明国家”带来威胁的“野蛮国家”（尤指朝鲜、伊朗等）而研制的。
俄罗斯的这种亲西方举措说成是对西方的适应未免有些太过理想化。正如俄罗斯哲学家梅茹耶夫指出的那样：新西化派蔑视自己的国家，只是从幻想如同西方、巴黎那样的生活才进行改革，而国家被认为是私有制的主要敌人，尽管实际上对私有制形成障碍的是村社而非国家；新西化派是平民自由主义，其在俄罗斯并没有根基，无论从宗教、文化还是民族方面，都与俄罗斯的历史没有联系；新西化派不屑于自己的民族特点，其最大的特征在于国家虚无主义。
随着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和周边地缘环境的恶化，亲西方外交招致朝野一致谴责。而强调俄罗斯民族的传统、特点及特殊历史使命的新斯拉夫派思想，以及强调俄罗斯具有东西方相结合的独特欧亚文明，并主张在原苏联的领土上实现独联体国家某种形式的重新统一的现代欧亚主义的崛起，正是对亲西方外交失败的一种反应。
二、新斯拉夫派思想及影响
俄罗斯民族主义是伴随着俄罗斯民族的形成而产生的，并在促进俄罗斯各部族的统一、反抗外族的入侵和国家建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就在这一进程中，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
（一）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形成和演变
正如俄国着名的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所指出：“在古老的联系和传统的基础上，在东斯拉夫人种族共同的基础上，在自古以来语言共同性的基础上（因为语言结构，即语言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是许多时代的产物），在逐渐形成的共同的风俗习惯、日常生活、法律、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罗斯民族的统一意识开始在日前兴起的古罗斯国家中，在国际舞台的统一行动中、在为‘罗斯国土和信仰’的共同斗争中、在共同的政治生活条件下形成起来。”但随着俄罗斯民族在逐渐强大后开始大规模对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侵略和兼并，俄罗斯民族主义发生了质的变化，具有了明显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扩张色彩。彼得一世使俄罗斯民族主义完成了由地区性的极端民族主义向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转变。彼得一世在为其皇位继承者所立的遗嘱中要求：俄罗斯将有使命在将来成为欧洲的统治民族，永受神的光辉的指引，并得到神的支持。
在接触到了来自西欧的自由主义思想后，19世纪40年代，在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激烈论争。斯拉夫派认为俄国自古即拥有优秀的文化和传统，认为俄国的农村村社、东正教和专制制度是俄国独有的特性，俄国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特点，走迥异于西欧的发展道路；相反，走西方式的道路对于俄国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彼得一世改革毁灭了俄国悠久的历史传统。斯拉夫派一般反对对农奴制和专制制度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并抨击彼得大帝把俄罗斯的发展偏离了正确的轨道，甚至主张回到彼得一世以前去。1856年，阿克萨科夫在《首都的意义》
中称圣彼得堡为“俄罗斯的外国首都”，认为圣彼得堡割断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吁请皇帝迁回“人民的首都”——莫斯科，放弃圣彼得堡这个只属于“政府的首都”，否则只能以间接方式管理俄罗斯。这既表明了斯拉夫主义者反对俄国西化的观点，也反映了其主张沙皇和人民直接结合，反对国家官僚化的思想。斯拉夫派的形成和影响表明，俄罗斯民族特殊论已经转化为一种意识，成为知识分子对俄罗斯国家历史和未来所持有的一种观念。为了回答恰达耶夫针对俄罗斯没有过去（历史）的指控，斯拉夫主义者指出，恰恰不是俄罗斯，而是工业化的欧洲没有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