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苏联的解体，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困扰俄罗斯人的国家走向问题——东方还是西方，再次成为俄罗斯社会争论的焦点。在有关国家走向的争论中，历史上形成的3种思潮以新的面目重新出现，并对俄罗斯国家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一种是由原来的西方派思想发展而来的自由主义，强调俄罗斯文明的欧洲属性，要把俄罗斯完全融入西方，成为西方的一员；另一种是与早期斯拉夫派有着内在联系的民族主义，主张保持和发挥斯拉夫民族传统和特点，强调俄罗斯仍是一个强国并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第三种是由强调俄罗斯地跨欧亚大陆的独特地理位置的早期欧亚主义演化发展而来，强调俄罗斯具有东西方结合的独特欧亚文明，主张在苏联领土上建立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联邦”，其目的是实现独联体国家的某种形式的重新统一，甚至建立某种形式欧亚大陆帝国的现代欧亚主义。这3种思潮在转型中的俄罗斯社会都有各自的政治势力和社会基础，而且与过去相比更具实践意义，对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国家发展和外交政策均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俄罗斯自由派的影响及困境
18世纪下半期，在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下，“开明专制”风行于欧洲各国宫廷。在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叶卡捷林娜二世成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位自由主义思想的宣传者。这种来自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经亚历山大一世的垂青和十二月党人的宣传，逐渐在俄国站稳脚跟，并在19世纪中期的西化派同斯拉夫派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争论中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俄罗斯的自由主义在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和斯托雷平改革时期得到很大发展。但自1917年，俄国自由主义传统被迫中断，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才以新的面目重现。
（一）俄罗斯自由派的主要观点及争论
苏联的解体，在激化了对传统自由主义争论的同时，也使其面临机遇和挑战。当代俄罗斯自由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戈尔巴乔夫民主改革和新思维时期。尽管自由主义者都认为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念是国际社会的通行准则，但自由主义在各国的发展中还是受到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所以，俄罗斯的自由主义的发展既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情况。
西方派。俄罗斯独立之初，西方派在这场自由主义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坚信走西化的发展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道路，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是俄罗斯和其他国家追随的榜样。在俄罗斯，这一思想得到科济亚历山大二世改革：19世纪上半期，虽然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俄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19世纪50年代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更加剧了社会经济危机。为阻止革命的爆发，亚历山大二世被迫于1861年签署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从此，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1861年改革是沙皇实行的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是俄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废除农奴制发，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解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有利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斯托雷平改革：1905-1907年在俄国民主化进程中断以后，斯托雷平领导实施土地改革。1906年法令规定农民有权退出村社，随时可将份地确定为私产，以建立独立田庄(在村社某一地段内获得一块份地)和独家农场(完全脱离村社的土地)，通过农民银行扶持“殷实”农民；1911年法令公布土地规划条例，规定凡进行土地规划的地方，村社份地均自动变为私产；推行向西伯利亚等边疆的移民政策。
斯托雷平改革旨在摧毁村社，扶植富农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列夫和盖达尔等早期改革派，以及像右翼联盟和“亚博卢集团”等学术理论家和政治势力的积极支持。同时，西方派自身也分歧不断。尽管他们都坚持俄罗斯必须借鉴西方国家，但是就学西方那些东西的问题未能形成一致意见，一些人把美国作为终极模式，另一些人则认为俄罗斯应该借鉴欧盟国家，甚至是东欧的发展经验。另外，在俄罗斯的西方派思想中，存在一种特殊的思想学派，它的宗旨是利用俄罗斯自身的民主改革经验，认为这对于俄罗斯来说是有必要的。但这一带有民族民主色彩的学派既没有多大的影响力，也没有着名的政客笃信。含有一定的民族民主哲学的戈尔巴乔夫思想在政治上的失败，对此作出了部分解释。总体上，俄罗斯的自由派可以分为现代派、制度主义者和民族民主派。
现代派。俄罗斯的现代派把当今世界的发展看做是不断适应西方国家创建的市场经济制度的过程。在政治方面，现代派在俄罗斯的自由派中最具有影响力。该派把西方国家作为世界上唯一进步的文明，认为对俄罗斯真正身份的主要威胁来自自身政治和经济的落后，以及它同非民主国家（例如苏联的盟友）的关系，只有通过同西方文明国家的一体化，俄罗斯才有足够的力量回应这些威胁。现代派认为，冷战的结束是西方文明在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完全胜利，也是俄罗斯接受文明世界的普遍价值观念（民主、市场经济和保护人权）的机会；对普遍价值观念的承诺将表明俄罗斯在70年之后重回正常的发展轨道。同时，苏联解体意味着冷战的终结，也消除了俄罗斯的外在威胁。这种观点类似于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俄罗斯的现代派基本赞同福山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俄罗斯只能完全融入西方社会，实行西化式的现代化；而且，如果俄罗斯不积极主动地推进这一进程的话，其现代化的进程将付出更大的社会和经济代价。盖达尔和科济列夫等西方派曾积极把这些观点付诸实践，深信俄罗斯宣布忠实于西方价值观念后，将很快成为西方的一员。
制度主义者。制度主义者与现代派把现代化作为俄罗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不同，制度主义者则把俄罗斯的发展建立在获取和增强其在当代主要国际组织中成员地位上，认为俄罗斯在国际机构中地位的增强有利于内部的社会和政治发展。针对现存的国际机构组织的结构安排，一些制度主义者提出了各种旨在提高俄罗斯地位的方案。尽管制度主义者常常批评苏联的无能，拒绝承认苏联在促进国家和社会发展方面的积极意义，但他们倡导在后苏联地区的新独立国家中增强政治和经济一体化；同时，他们也对仅仅使用“胜利”和“失败”来评价冷战的后果提出异议。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学派内部还存在两个相互对立的思想。一些人认为，主权国家的制度越来越与时代不符，国家之间的联系和全球公民社会的作用在不断增强。这些戈尔巴乔夫全人类观念的信奉者假设全球公民社会的出现为逐渐建立新的民主的世界秩序提供了必要条件，强调民主世界秩序将不是依据等级原则而是在各种网状平行原则基础上运行。另一些人则较为温和地评价国家的作用，不同意国家地位、主权或者国家利益已经丧失其重要性的说法。尽管强调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增强，但他们认为民族国家只是重新诠释自身的作用和功能，所以民族国家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尽管承认西方国家在国际上发挥领导作用，但他们重点强调增强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的作用，以及把参与这样的国际组织看做俄罗斯解决自身问题的必要途径。但制度主义者对于俄罗斯的未来并不是十分乐观和信心十足，因此他们认为俄罗斯必须作出更多的努力来推动这个整体目标的实现。
民族民主派。民族民主派强调在建构民主制度过程中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基础性作用。民族民主派并没有否认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重要性，但他们坚决认为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不能从外部进行改革，所以必须找到并依赖国家经验来进行改革。在苏联解体的背景下，民族民主派同温和的制度主义者走得很近。但同其他自由学派不同的是，他们热衷于强调在世界政治中俄罗斯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该学派和其他自由派都信奉全球共同体的哲学，只是各派针对全球共同体的起源采取不同的态度。依据民族民主派的观点，基本人权不只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该学派的支持者拒绝依据“进步文明”和“后进国家”的双重标准来认识世界。民族民主派认为，俄罗斯代表了一种独立的文明，但是也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
在进入到后冷战时代，俄罗斯和其他主要主体都正在不断地重新修订各自的角色，并且学习如何在相互依赖日益加重而又复杂的国际社会中生存。他们认为，当今世界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威胁：侵犯基本人权和不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因此，各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全球公认的原则而且各国能够遵守各自内部已经完善的准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不同民族、文化都能保持密切对话和合作的多样性统一的制度。在这一点上，民族民主派接近温和制度主义者的思想，因为制度主义者也强调在国际政治中单一民族国家永久性的重要性。然而，同这些制度主义者不同的是，民族民主派强调的重点在于俄罗斯自己的文化遗产而不是国际组织。他们强调，俄罗斯面临的挑战是找到一条恰当的文化发展道路，适应世界经济和安全体制，而不是一味地模仿西方模式。
自由派。在自由派中，民族民主派最先意识到国家利益对俄罗斯发展的重要性，认为有关民族利益的这场辩论对处于痛苦自觉中的俄罗斯是有益的。这场辩论的作用在于帮助俄罗斯社会认同民族的特殊之处，有助于确定俄罗斯社会的哪些价值观念应该被作为民主改革的基石。民族民主派也维护了外交政策多层面的原则，这种立场比较接近于温和的主张中央集权统治者和现实主义者的立场。在回应现代派选择亲美欧的外交政策呼吁中，叶利钦时期的总统顾问斯坦科维奇和杜马国际事物最高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卢金坚决认为推动俄罗斯同苏联国家一体化以及保持同亚洲国家关系的必要性。民族民主派的思想相对比较接近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社会民主的信念。事实上，许多民族民主派现在仍然是戈尔巴乔夫思想的支持者。在这一点上，他们接近一些制度主义者的观点，但他们也极为不满于戈尔巴乔夫对西方国家的过多承诺。
俄罗斯自由派最经常讨论的问题可分为两类：（1）冷战后正在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国际秩序？何种秩序对俄罗斯更为有利？（2）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主权以及国家利益受到什么样的冲击？俄罗斯应采用什么样的外交战略来回应所面临的挑战和形势？根据对以上问题的不同认识，自由主义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争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苏联解体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
自由主义内部各学派的代表常常提出各自不同的后冷战秩序的解释版本。现代派和激进的制度主义者仍然认为，国际体系在促进同质的自由和民主的发展，而且常常将这样的体系看做单极化。许多现代派人物认为，科索沃危机和伊拉克战争充分体现了当代国际秩序的特征，即单极化和实力仍然是规范国际秩序的主要原则。现代派中许多人也支持人道主义干涉和有限主权论。温和的制度主义者和民族民主派则认为推进民主的世界秩序的运动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业。不同于现代派，制度主义者强调完善国际组织的必要性。但是，并不是他们中的所有人都支持俄罗斯加入北约，尤其是在北约、美国干涉南斯拉夫和伊拉克后，而是更加赞同改善联合国的组织结构，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该派认为美国只有依赖现存的国际组织并顾及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它才能实现领导世界的目的。美国不可能永远地保持其霸权地位和单独承担维护世界体系稳定的重担，它将不得不尊重其他大国，例如中国、日本、英国、法国、印度和部分俄罗斯的利益。然而，一些自由派认为这些进程并不能在民主的单极化或国际组织的发展框架内理解。
他们指出，地区文化中心吸引力出现并建议有选择性的多极化理论是解释这一发展趋势的手段。这样的地区中心将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转变成几个有政治影响力的中心。
另外，自由派对世界进程的解释也多种多样。依据现代派的观点，美国是世界的管理者，保护着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制度主义者坚持认为国际组织和合法原则的至高无上；民族民主派的观点则强调国际体系的规范性规则在没有大国角色的认同下是不可能发挥作用的。所以，“9·11事件”后，现代派支持普京同美国站在一起，并认为俄罗斯同西方联盟应该不只局限在解决一些战术上的目标，而应该促成共同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价值。制度主义者和民族民主派的立场则更为复杂和谨慎。在支持普京的决定并对西方国家表示友善的同时，他们警告说，美国的单边使用权力以及狭隘的有选择性的全球化，是恐怖主义蔓延的原因之一。有些人甚至对把美国和欧洲视为文化上的相近持保留态度，并建议普京应该在“9·11”后明确站在欧洲一边。在有些方面，民族民主派的观点是同普京相一致的。普京并没有把军事干涉作为解决恐怖主义的长期手段，而是强调相关的国际法和联合国的作用；同时，他还注意不使自己的言行给人以带有亲美和反穆斯林的印象，并在恐怖袭击后立即警告不要把政策回应作为文明间的战争。
苏联解体后，关于国家利益的讨论成为俄罗斯政治学科争论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