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寡头是一种对国计民生具有十分重要影响、而名声比黑社会好不了多少的身份。寡头们抱怨说，他们受到憎恨，是因为俄罗斯人在共产主义宣传和正统基督教禁欲主义的影响下抱有偏见，不理解企业家创业精神的价值和个人财富的合法性。但不管怎样，俄罗斯寡头是在疾风骤雨般的大规模私有化过程中，钻法律空子，靠非法手段起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怪胎”。
一、俄罗斯寡头的由来
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国内政局动荡、经济秩序混乱、制度缺失，从而给那些心眼儿活又有关系的人提供了空前的发财机会。一些人利用种种非法手段，乘机将能源、原材料和金融等领域的大批国有企业和资产占为己有，成为一夜暴富的寡头，而广大民众却被推向贫困的边缘。
俄罗斯的私有化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并非仅仅为了通过改革所有制，提高经济效率。它还有一种政治功能，就是要与社会主义制度决裂，彻底铲除苏联政治模式下的经济基础，造就作为新的社会支柱、构成社会中坚力量的私有者阶层，从而使社会变革不可逆转，为转向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开辟道路。
俄罗斯政府发行的私有化证券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俄罗斯的私有化就不可能根据效率原则，按照深思熟虑的计划，循序渐进地实施，而变成了一场国家主导下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的“群众”运动。在私有化第一阶段，政府向每位公民免费发放一张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私有化证券的持有者可用其直接或通过投资基金会间接购买企业的股票，也可自由转让流通。但是仓促的私有化运动无暇对国有资产进行准确评估，也没有对公民进行充分的关于私有化证券的宣传和启蒙。这种简单化的分配形式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严重的后果。对于大部分已经习惯了计划经济，根本不懂得资本、投资为何物的普通公民来说，私有化证券不过是一张面值1万的卢布、在恶性通货膨胀中随时可能变成废纸的钞票。
于是，他们漫不经心地就处理了自己的私有化证券，贫困的老人和整天为孩子的食物四处奔波的妇女会用私有化证券去换取一袋砂糖；借酒消愁的男子将它廉价转让，换取一点酒钱。而那些懂得其价值的人则以大大低于面值的价格收购私有化证券，有些投机商和被私有化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甚至雇人到大街上收购。这样，私有化证券大量流入投机者和少数“精英”手里，其中一半以上集中到了约600家投资基金会手中，它们用这些证券购买了数万家企业。1994年7月，俄罗斯政府调整方针，私有化进入有偿阶段，对私有化企业进行资产评估然后出售。私有化企业领导和经济主管部门官员趁机串通国资委的官员，压低企业资产价格，轻轻松松地把成百上千亿国有资产装进了私人腰包。
因此，不管采用哪种方式，私有化的受益者都是苏联时期的政府官员、经济领导和内幕知情人。私有化不仅没有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反而成为极少数人攫取国有资产而一夜暴富的捷径。苏联人民通过半个多世纪所积累的财富，被这些人欣然纳入囊中，变为寡头资本。西方资本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走过的资本积累路程，俄罗斯“资本家”用短短几年的时间就跑完了，并且掌握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当时，在俄罗斯有7大金融工业寡头：罗卡瓦斯－西伯利亚石油集团的别列佐夫斯基、奥涅克辛姆银行－诺里尔斯克镍业－辛丹卡集团的波塔宁、梅纳捷普－尤科斯集团的霍多尔科夫斯基、“桥”集团的古辛斯基、阿尔法集团的阿文和弗里德曼、首都储蓄银行－农工银行的斯摩棱斯基、卢卡伊尔集团的阿列克别罗夫。
俄罗斯的金融工业寡头不同于欧美、日本及韩国的财阀。后者主要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通过不断的兼并和联合而逐步形成的，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俄罗斯寡头的形成是“寻租”活动的结果，是权钱交易的产物。“寻租”是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所谓“租金”是指少数有特权进行不平等竞争的人凭权力取得的超额收入，而谋求得到这种权力以取得“租金”的活动被称作“寻租活动”。“寻租活动”是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如游说、贿赂等，得到占有租金的特权，进行“权钱交易”，取得高额收入。
有材料称，俄罗斯官员的收入中50%来自受贿。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政府官员大多还是苏联时期的各级干部。俄罗斯《消息报》在199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5%以上的政治精英和61%以上的经济精英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新的政治精英主要由原来的党务工作人员和苏维埃工作人员构成，而新的经济精英则多出身于共青团和经济工作者。“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门户换了，人事依旧，连叶利钦本人也是当年的莫斯科市委书记。因此，俄罗斯寡头要么曾经是苏联的党政干部，要么与当朝官员有非同寻常的关系，甚至有的担任过叶利钦政府的要员。例如，阿列克别罗夫是苏联最后一位石油工业部长、霍多尔科夫斯基曾任共青团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阿文曾任俄罗斯政府经贸部长、波塔宁曾任俄罗斯政府第一副总理、别列佐夫斯基曾任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斯摩棱斯基在解体前曾为党内领导人物建造邸宅，利用这重关系，他伪造转账汇票，通过中央银行非法借取数百万美元资金存入自己的银行；在波塔宁的“奥涅克辛姆银行’的创建中，财政部部长费奥多罗夫、对外经贸部部长达维多夫及其他部长在发放必要的批文和许可证方面给予波塔宁的帮助具有决定性意义；古辛斯基利用与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的关系，组建了莫斯科第一家商业银行“桥银行”，甚至其总部都设在市政府大楼里，“桥银行”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得到不断扩张，在1998年金融危机后，莫斯科市政府仍然坚持把所有市属单位的账户设在该银行；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尤科斯公司在购买某国有公司股份时少付了3亿美元，当时负责该业务的国资委官员当然也“功不可没”。
二、金融寡头操纵政府
由于寡头拥有巨大的资金、人事和信息资源，这使其拥有极大的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同时，由于其不光彩的发家史，为保护既得利益，其自然具有强烈的干预政治的动机。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主要媒体基本被寡头瓜分，7大金融集团不仅掌握50%的俄罗斯经济，还控制了绝大部分传媒。在大众传媒财团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庞大的“传媒帝国”。例如，从属于“桥”集团的“桥”媒体控股公司控制了独立电视台、《今日报》、《七日报》、《莫斯科共青团报》、《莫斯科真理报》、《莫斯科晚报》、《自鸣钟》、《文学报》、《综述》周刊、莫斯科回声电台等媒体。“桥”
媒体控股公司下的独立电视台是俄罗斯的第一个从事电子媒体业务的私人机构；此外，公司还拥有一颗价值15亿美元的通讯卫星。别列佐夫斯基集团控制的媒体主要包括：莫斯科TV－6频道、公共电视台、《生意人报》、《新消息报》、《独立报》和《星火》杂志等。据资料显示，1999年，俄罗斯70%的传媒受控于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两大“传媒帝国”。其他还有卢克伊尔石油公司媒体集团、天然气工业媒体集团、阿尔法媒体集团、卢日科夫集团、波塔宁集团。
但是，寡头垄断传媒的主旨并非是直接赢利(因为受整个经济形势的冲击，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传媒几乎没有利润可言)，而是借它提高个人和企业声誉、控制社会舆论，换取政治资本。
操纵媒体是俄罗斯寡头左右国内外政治的一个重要手段。通过媒体操纵选举，是寡头干政的最突出表现。在议会选举中，他们向政党和竞选联盟提供赞助，推出代表本集团利益的人参加议员竞选。俄罗斯舆论认为，2003年杜马选举中，尤科斯公司之所以花大价钱资助各派政治力量，就是因为在新议会的立法日程中将要通过新的《资源法》和《各级政权机关过剩资产私有化法》，资助政党就可以影响立法结果。在总统选举中，他们利用资金和媒体优势支持自己偏好的候选人，甚至操纵选举。1996年，叶利钦再次当选为俄罗斯总统就有受到操纵的痕迹，而这个幕后操纵的主要人物就是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他们为叶利钦的竞选活动提供了大笔经费，组织了以丘拜斯为首的10人竞选班子。竞选班子人选大多由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推荐，其中包括独立电视台台长马拉申科。在他们的策划下，竞选初期支持率还不到10%的叶利钦最终成功地连任总统。叶利钦也曾直言不讳地承认，正是由于寡头的支持，他才能击败久加诺夫。在地方选举中，寡头的影响力就更大了，在某些工业地区，寡头甚至可以完全操纵州长或市长的选举。
通过支持或攻击政府来干预决策更是俄罗斯寡头的家常便饭。1995-1996年，卢克伊尔石油公司就俄罗斯公司能否参加里海石油开发问题与俄罗斯外交部展开了激烈争论，结果，总理和总统都没替自己的下属撑腰，而是支持了石油公司。1997年春，《消息报》攻击切尔诺梅尔金总理，持有该报50%股份、亲切尔诺梅尔金的卢克伊尔公司老板对此自然大为不满，结果切尔诺梅尔金的对手、持有该报25%股份的波塔宁集团借机改组了编辑部，加强了对该报的实际掌控。别列佐夫斯基是切尔诺梅尔金的支持者，1998年切尔诺梅尔金下台，普里马科夫组阁，别列佐夫斯基与普里马科夫关系十分紧张。于是，他所控制的《独立报》便对普里马科夫展开大肆攻击，甚至影射其组织对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的暗杀行动，酿成一场严重的外交风波。
列宁对垄断资本有过精辟的概括：“今天是部长，明天是银行家；今天是银行家，明天是部长。”这个定义很适合俄罗斯寡头，他们有时也会亲自出马，担任政府要职。1996年，叶利钦获得连任后，别列佐夫斯基被委任为处理独联体事务的总统特别代表和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负责协调车臣事务；而波塔宁则被任命为政府第一副总理。叶利钦执政后期，克里姆林宫的常客阿布拉莫维奇则在盛产钻石的雅库特州当了州长。
叶利钦执政后期，俄罗斯金融寡头的权势极度膨胀，严重干扰了社会政治进程。金融寡头从寻求同盟、游说政府官员、提供竞选捐赠、利用公共舆论等间接的政治参与到直接参政，使政府机构在政策取向和组织构成上与利益集团融为一体，而不能真正为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服务。但另一方面，寡头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又有助于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大规模的私有化结束以后，私有产权结构使寡头自身的利益与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在某些时候也会重合，这时，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就会危及寡头的既得利益。因此，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他们也会关心经济改革，提高经营效率，来改善其经济地位。
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寡头们最终需要改变掠夺式的敛财方式，从不正当竞争转向正当竞争，需要投资固定资产、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方式等。
在当前的国际竞争环境下，也只有寡头集团才有足够的资本和技术基础来跟国际大资本相抗衡，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的经济安全。再者，寡头势力盘根错节、力量强大，治理难度极大，俄罗斯也不能不考虑对国内投资环境的影响和国际社会的反应。
因此，俄罗斯寡头也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垄断经济，遏制竞争，甚至操纵政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利益；另一方面，寡头集团的经营行为客观上也会产生一定的溢出效应，从而有助于俄罗斯经济提高国际竞争力和融溢出效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的定义是：“当生产或消费对其他人产生附带的成本或效益时，外部经济效应就发生了。就是说，成本或效益被加于其他人身上，而施加这种影响的人并没有为此付出代价。”简而言之，某种经济行为给其他人带来额外的利益或成本，而行为人并没有为此支付成本。
入世界经济。但总的说来，由于寡头掌握的大多都是能源、原材料企业和金融机构，对于提高俄罗斯的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竞争力不会发挥太大的作用。
因此，寡头对整个国家所起的消极作用要大于积极作用。如何治理寡头，成为当权者的一个施政重点和难点。
三、剪除干政寡头，分化寡头集团
由于寡头具有两重性，更由于它拥有庞大的资源，要想治理它，就需要软硬兼施的手段，既打击其嚣张气焰，又鼓励其合法经营。为此，2000年6月和2001年初，普京两次召见实业界人士，当面明确表示，对于他们的来历不明的巨额财富既往不咎，但今后必须要守法经营。他说，政府应该为企业家从事经济活动提供保障，但不能容许他们干涉国家政治。这一既有妥协又有进攻的策略，比较切合俄罗斯的社会实际。它提醒俄寡头们自觉退出政治领域，鼓励它们在市场竞争中守法经营，这样做有助于分化寡头集团，大大降低寡头治理的社会阻力。随着政府权威的增长，治理手段则可以逐渐变得强硬。
普京首先是清除政府中的亲寡头势力。在叶利钦时代，左右俄罗斯政坛的是“家族”——以叶利钦为名义领袖的政治经济集团。其成员是高级政府官员和寡头，核心是别列佐夫斯基。巅峰时期的“家族”势力足以左右政府，可以撤换总理，推行任何一项他们所想要的政策。治理寡头的关键是切断其与政府的联系，重新树立起政府的权威。
因此，普京上台后，马上就向政府中的“家族”势力发起进攻。普京首先在政府人事方面进行大换血，罢黜有“家族”背景的官员，提拔大批来自中等阶层的、年轻且有较高科技文化素质的人进入政府，其中许多人是来自圣彼前总理卡西亚诺夫得堡和克格勃的官员，被称为“圣彼得堡帮”
和“席勒维基”。这样做，既能建立亲信班子，又可以有力打击寡头，一举两得。2003年10月，“家族”的“遗老”、总统办公厅主任沃洛申因反对政府对尤科斯公司的调查而辞职；2004年2月，普京解除卡西亚诺夫总理职务，“家庭”势力最终被完全清除出俄罗斯政权核心。
与此同时，普京还以经济犯罪为由，直接拿干政的寡头开刀。由于寡头的发财之道都不干净，人人都有把柄可抓，至于谁会成为首轮打击的目标，自然是“枪打出头鸟”。被整治的都是对政府说三道四，甚至企图直接攫取国家权力的寡头；而另一些比较低调、闷声发财的寡头，则侥幸躲过一劫。
（一）摧毁“传媒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