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俄共”内部出现两个中央、两个主席，两者都声称自己才是唯一合法的，而对方是在搞分裂。双方各不相让，争执不下，就诉诸俄罗斯司法部进行裁决。一个共产党内两派闹对立，竟要政府给予裁决，这在国际上是罕见的。最后，俄司法部裁定，久加诺夫组织召开的代表大会，超过法定人数，会议合法有效；而吉洪诺夫另立的“俄共”中央，因党代会虚增与会代表，未达规定的法定人数，大会本身和有关决议均属无效。久加诺夫方面虽然打赢了官司，但这一场争斗却使“俄共”元气大伤，在政坛上影响力大减，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也严重下跌，党员人数也减少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四）面临重重困难的“俄共”
迫于国内外政治及经济环境的压力，“俄共”虽然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在逐渐调整自己的政治方针，但总的说来，“俄共”所坚持的政治纲领仍然属于保守型的，它主张建设一个有组织的、民主的、代表所有劳动者利益的党，扞卫俄罗斯作为一个联邦共和国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党的战略目标则是通过议会斗争和宪法手段，努力争取获得苏维埃形式的人民政权；而且，除搞议会斗争外，还要搞群众性抗议活动。久加诺夫更明确指出：“俄共”是一个由志同道合者组成的政党，人们自愿地团结在一起为社会主义及人民政权而战，为恢复伟大的苏维埃政权而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俄共”号召力之所在的“苏联”已经逐渐走进了历史，离普通民众越来越远。2005年，“俄共”全党因自然原因共损失了近21000人，接收的新党员却只有9800人。当时，久加诺夫即指出：由于党员人数锐减，“俄共”作为群众性政治组织的政治地位已受到了绝对现实性的威胁。
针对如何发展本党的影响力，久加诺夫提醒自己的同志们：尽管“俄共”
在俄罗斯2/3的行政中心区都设有自己的地方分支机构，但是，在俄罗斯全部15.7万个居民点中，“俄共”只在1.5万个居民点上有自己的基层组织，只占其中的9.5%。在“俄共”的大部分委员会中，很少有人会在墙上挂上一个“俄共”在居民点上的力量配置图。结果，在解决一些重要问题时，“俄共”就面临票数不足的困境；而在大选中，其宣传员及观察员人数不足的问题就更突出了。
对于“俄共”而言，2006-2007年将是非常困难的日子：2006年10月以及2007年3月，俄罗斯联邦的许多地区都将进行选举。所以，“俄共”中央现已出台了一个5年发展计划：争取每年让党员人数增加10万人，也就是说，将现在的党员年增加量扩大10倍——事实上，即使仅仅是让“俄共”保持住现有的支持率，“俄共”也应当将新党员的数量扩大一倍，达到2万人。考虑到形势如此严峻，“俄共”中央今年决定成立党组研究所，专门负责指导全党改变“党员人数锐减”这一情况，其所担负的任务则是在具体的居民点上紧密地与民众们一起工作，建全“俄共”基层组织，在居民中寻找“俄共”的支持者，并准备吸收他们入党。“俄共”所有地区级及地方性委员会则接到了“俄共”
中央的命令：立即研究制订出发展党员的详细计划，选择经验丰富、名望很高的骨干分子为主抓此项工作。
一个党派政治地位的巩固，少不了经济及物质技术作保障。然而，“俄共”
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2005年，尽管“俄共”地方组织较之上一年度多向党中央缴纳了73.5万卢布的党费，其总额也仅为2950万卢布；而且，上年度“俄共”得到的自愿资助仅为400万卢布，较之以前少了两倍多。而“俄共”目前一年的财政需求大约为1亿卢布。为了保持党的正常运转，“俄共”不得不开始了资金的筹集计划。根据俄罗斯的《政党法》，“俄共”中央及其下属的地区委员会在加大了出版活动力度的同时，也开始生产带有“俄共”标志的手表、自动笔、勋章等纪念品。比如，新西伯利亚及莫斯科州生产的“俄共”标志围巾，以及特维尔斯克生产的“胜利元帅”挂历，就在经济上获得了不菲的收益，并受到了“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的表扬。
2008年，俄国将举行新一轮国家杜马选举和总统大选，如今，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已投入了紧张的备战之中。但是，在总结上次大选左派反对党团惨败的教训并为今后的选战定调时，久加诺夫在2006年6月再次强调指出：“经验证明，反对党是不可能在国家宣传机器方面取得优势的。因此，反对党不应当在当局适宜的领地上打防御战，而是应当在自己的社会领域里发动攻击——加大大规模街头抗议的积极性。”可见，“俄共”仍然将未来总统大选的期望压在街头抗议集会上，但这一主张在社会上最有生机的群体——青年群体——中却绝对找不到多少支持者。承载太多历史使命的“俄共”，再次走到了生死关头。“俄共”现在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党员人数锐减的问题。现在，“俄共”党员总数逐年降低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党员年龄老化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俄共”现有党员18.4万人中，48%的党员在60岁以上，43%的党员在30～60岁之间，只有7%的党员小于30岁，全党平均年龄则为58岁。
三、衰落的原因及前景
“俄共”从兴盛走向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俄罗斯缺乏政党生长的良好政治生态环境
如前所述，“俄共”所以能在20世纪90年代兴盛一时，主要不是它自身强大，而是处在转型期的俄罗斯各项体制机制均不健全，整个国家陷入经济政治的重重危机之中；再加上当权者的无能和妄为，为反对派提供了用武之地。“俄共”代表在社会转型中受害的贫困群体，自然能够吸引众多支持者，“俄共”在当时人数众多，组织网络比较健全，斗争目标明确，作为议会第一大党就成了最大的反对党，甚至可以与叶利钦角逐总统。从这点看，“俄共”在叶利钦时期的扩张和发展，并不是正常的政治生态下的产物，恰恰相反，正是俄罗斯长期的专制统治使正常的有组织的政党政治严重缺失，叶利钦时期的政治混乱又给政党的无序竞争提供了空间，使“俄共”获得了扩展自己的机会和条件。
普京仍然奉行强权总统和“无执政党”的政治制度，他本人未参加任何政党，但他比较尊重国家杜马和政党的作用，经议会通过，酝酿已久的《政党法》
于2001年6月正式颁布。《政党法》的出台，不但使政党活动开始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而且使普京治下的政党三维格局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这就是，总统本人大力扶持和依靠的政权党──以“统一俄罗斯党”为代表的中间派，以“右翼联盟党”为代表的右派，以及以“俄共”为代表的左派。在经济和社会状况好转的条件下，普京依靠强大的政权党的支持，挤压左右翼政党的活动空间，以达到在现政权下政治运行平稳发展的局面。
应该说，当今的俄罗斯，虽然出台了《政党法》，但离理想的成熟的政党政治还有很大的距离，主要表现在议会和政党难以制约总统的权力，难以在参与重大决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普京需要的是权威主义的统治，他需要一个听命于他，又在杜马中占据优势地位的政权党，不需要任何一个不驯服的反对党。在这种情况下，普京当然不会愚蠢到像专制君主那样直接取缔“俄共”
那样的反对党，但对“俄共”进行各种形式的挤压和打压也是情理之中的。“俄共”的几次分裂，不难看到这样的影子。尤其是谢列兹尼奥夫不愿服从党的决议，不愿退出杜马主席职位一事，不但由于与其本人的利害相关，而且与其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倾向有关。再说，从普京的执政理念看，他奉行中间主义路线比较符合俄罗斯的基本国情，但这一理念的核心仍是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这也使他比较能够接受和容忍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而排斥“俄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不健全的政党制度、权威主义的强势总统、俄罗斯传统的专制主义政治文化，构成俄罗斯“强政府、弱政党”的政治生态。这些是“俄共”由盛及衰的深层次原因。
（二）“俄共”缺乏自身的正确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