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结婚……艾伦，别吸毒……钥匙在窗台上的阳光里”，这是金斯伯格的母亲临终前的遗言。这位患精神分裂的母亲哲理般地把“结婚”和“阳光”里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金斯伯格1926年生于新泽西，父母是第二代俄裔犹太人。母亲娜奥米·列维·金斯伯格年轻时信仰共产主义，后来直至终生都是狂热的裸体主义、女权主义的左翼激进派。
娜奥米年轻时活泼、美丽、迷人，金斯伯格回忆年轻的母亲时经常把她与大明星嘉宝相提并论。但她来到美国后就开始了她的孤独。她的心里总装着劳苦大众的苦难，狂怒地攻击那些她认为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在这种盛怒之下，她毫不犹豫地加入共产党。狂热的共产主义倾向和美国现实的剧烈反差导致了她的精神错乱。结婚后，她的精神状况并未好转，还逐渐恶化。她终日处在被谋杀的恐惧之中：她的貌似和善的公公婆婆整日处心积虑地想毒死她；只要朝窗外望一望，她就想象出美利坚合众国的间谍正在某处监视她；她坚信，罗斯福总统本人曾下令在她的屋顶甚至大脑里安装了窃听装置以监视她的秘密思想。
在金斯伯格的少年时代，他的母亲就经常因精神病复发而住进精神病院。他不得不请假甚至旷课陪伴母亲，安慰歇斯底里症发作的母亲。他常常很忧伤，因为他没有任何办法减轻母亲的痛苦与顾忌。而更令金斯伯格伤心的一件事，就是母亲在疾病发作时不顾一切地裸露自己，这让他觉得尴尬极了。在长诗《卡迪什》中，金斯伯格非常坦率地描写了他母亲对他的哥哥尤金性诱惑的场景。正是担心这些给儿子们带来巨大的心理伤害，父亲路易·金斯伯格决心抛弃妻子。父亲的这种行为，更是让金斯伯格心碎不已。
少年时代的金斯伯格被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女人弄得无所适从。他同情母亲，觉得她被人家遗弃，然而，她变化无常的情绪和疾病发作时的疯狂举动使他内心深感不安。因此，对于金斯伯格来说，母亲，与其说她是个保护者，不如说她是个依赖别人的病人，是令人怜悯的对象。渐渐地，在金斯伯格的心里留下了这种阴影：女人是一种疯狂、丑陋、令人痛苦的异类。
即便如此，金斯伯格仍能体味到来自母亲的爱。在她神志清醒时，她常常给金斯伯格写信，信中交织着对儿子的无限爱怜、深深的绝望、盛怒的责骂和想早日出院的哀求。她去世前写给金斯伯格的一封信，让他铭记终生：“钥匙放在窗上，在窗台上的阳光里——我有把钥匙——结婚——艾伦，别吸毒——钥匙在餐柜里——在窗台上的阳光里——我爱你，艾伦。”
这种拳拳之爱指引了金斯伯格以后的人生，他之所以没有像BG的另一位领袖克鲁亚克那样一味沉浸在大麻和酒精中以致过早地凋谢了自己的生命，与母亲的这种教诲密不可分。此后，金斯伯格在布莱克神秘主义诗学、印度教、犹太教、藏传佛教、禅宗、道教和儒教中寻找这把能拯救自己的阳光里的钥匙。
（2）
金斯伯格的母亲死于1956年。
在母亲身边的成长经历给金斯伯格带来两个后果。一是成就了他的著名长诗《卡迪什》，那是作为在母亲葬礼上由犹太教拉比朗诵的祷文。长诗中除了控诉母亲在那个黑暗社会的遭遇外，还宣泄了他自己成长的伤痛。
其二是由对母亲复杂的情感升腾起来的对于女性的观点，影响了金斯伯格的一生。女人，总是让他感到恐惧。进入青春期后，金斯伯格也曾试图与异性建立恋爱关系，但对异性的本能排斥使他望而却步。在《卡迪什》中，金斯伯格就回味了与男性相恋的甜蜜与惆怅。
金斯伯格的父亲路易·金斯伯格，一生都钟爱诗歌，但他只爱那些古典而雅致的诗歌。他的正式职业是教师，是全家的经济来源。与母亲相比，父亲路易是个保守主义者。他重视传统文化，并常常告诫金斯伯格遵从现存的道德秩序和社会制度，所有那些离经叛道的行为都是可耻的。对金斯伯格来说，路易代表着理智，母亲却时刻准备着向现存秩序开火，童年的金斯伯格一直徘徊在这两种道路之间，他尽力想按照父亲的教诲走上正统之路，但来自母亲的遗传基因常常在他的血管里蠢蠢欲动。进入青春期后，特别是当他偷偷爱上另一个男孩时，甜蜜的惆怅与罪恶感交织在一起，几乎让他陷入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