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的成果体现在这一年6月的《农业六十条》里：允许农民养猪、种菜，经营家庭副业。刘少奇在总结“大跃进”的错误时，说“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农村的公共食堂被解散，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包产到户”和自由市场。
此时，安徽宿县褚兰公社冯楼村的60多岁农民刘庆兰的创造让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大为叹服。在困难时期，刘庆兰带着患肺病的儿子进山垦荒，凭一把锹和一把四齿扒，4年内居然开荒种地50余亩，产粮一万余斤，交给生产队近5000斤，还有现金、牲畜若干。就在不远处的一个200余人的村庄，种地500亩，每年应上交2100斤粮食，却总不能完成任务。
曾希圣提议实施“农业生产责任制”，实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其实就是包产到户。1961年8月，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猛增到74.8%；两个月后，这个数字达到84.4%。此时，安徽省经过调研发现，落实“责任田”的生产队粮食平均亩产达284斤，比上年增产38.9%，成效明显。
一些人对此又起争论，反对者认为这是“单干”、“倒退”。其核心是人民公社制与“责任田”制的冲突，是“一大二公”与农民自主性的冲突。对此，中央的意见并不统一。邓小平借用刘伯承的话说：“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毛泽东原本支持“责任田”的实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责任田”的性质疑虑重重。在他看来，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是克服人民公社平均主义的有效途径，是调整和完善人民公社制的最后红线。但包产到户显然远远越过了红线，是“单干”，难道不是农村的“资本主义”吗？
在1962年1月的中央扩大会议上，“责任田”被批判，因为这是“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曾希圣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既没“大炼钢铁”，也没大放“卫星”的大寨，在三年困难时期，因为自己的实事求是获得了大地的褒奖。虽然连遭旱灾，但他们在1959年亩产仍高达600斤，1960年高达650斤。按照上级的要求，大寨每人留下400斤余粮，每户向国家卖“余粮”3500斤。他们还把粮食借给周边的村庄，有的曾因为大寨不放“卫星”而嘲讽过大寨，但陈永贵依然给予他们帮助。
对于大寨人来说，每年400斤粮食不算多，但在那个时代，却已堪称“富裕”。虽然还不能保证人人都吃饱，但总算能勉强果腹。
当时的郭凤莲还在武家坪村读小学，留给她的最深记忆都和吃有关。有一天下午，郭凤莲与几个小伙伴在院里游戏，玩着玩着，几个人饿得不行，下午的太阳还高高挂在天上，等大人回家还不知要等到何时。孩子们饥饿的眼神在屋里院外搜寻，可是哪里还有吃的东西轻易出现在眼前！
渐渐地，孩子们的眼神聚焦在院里的大磨盘上。几个孩子焕发出惊人的力量，她们居然把磨盘抬了起来，把磨盘底下的面扫出来，然后放到锅里煮好，蘸了点辣椒，几下就吃了个干净。然后，再刷锅洗碗，恢复磨盘。大人们回来后，啥也没发现。只是再磨面的时候很奇怪，怎么磨了半天才磨出来。
当时郭凤莲正在长身体，有一次干着干着饥饿就上来了，于是借着上厕所的机会，偷偷掰了一个玉米，跑到大人们看不到的地方，点堆小火，把玉米塞进去，一会儿就可以吃。还有收核桃的时候，偷偷吃一个半个的，决不敢多吃，因为吃核桃容易弄黑嘴唇，有时不小心弄上了，就得用石头磨磨嘴唇边，把黑迹磨去。
其实，这样的事在整个童年也不过两三回，不是饿到一定程度，郭凤莲他们是不会做的。那时候，大寨村里面，道两边都是苹果树。在郭凤莲的印象中，那些苹果总是红灿灿的，个儿特别大，似乎以后再也没见过那么红、那么大的苹果。但当苹果落到地上时，孩子们都会拣起来送到村支部办公室，没有人会偷摘一个苹果吃。
对于郭凤莲来说，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还是快乐的，即使是与艰难、饥饿的对抗也是在一个单纯而激扬的氛围里完成的，以至于她认为生活的一切本该如此。透过女孩朦胧的双眼，多难家事国事，纷繁世事，艰难时局，反复探索，都不过是一个玫瑰色的梦而已。不过，很快命运将在她的肩上放一个沉甸甸的担子。从此，她将挑起自己和大寨的兴衰荣辱。
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这八个字，40岁以上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这八个字曾经牢牢地与大寨联系在一起。
1963年8月，一场特大洪水袭击了大寨村，七天七夜的洪水弄得山流地冲，房倒窑塌。140眼窑洞塌了113眼，125间房子塌了77间，180亩土地被冲毁。洪水过去后，大寨简直一贫如洗，也就只有库房的粮食还存下一点，但好在人没死，牲畜还在。
原本就在艰难中度日的大寨人面临着最严峻的生存挑战，是向邻村请求帮助，还是向政府请求救济？人们似乎别无选择。
如今，在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的一部纪实影片中，还记载着陈永贵当时的决定，他说：“地是冲毁了，家也塌了，庄稼倒了，我们只要有人，家塌了我们会盖，地冲了我们能修，庄稼倒了，我们一个一个能扶起来；我们只要有人在，什么事情都能办，有我们这个一把锄头两只手，一条扁担两条腿，一定能够战胜这个穷山恶水，一定能够战胜这个自然灾害，加上我们党的领导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我们集体经济的优越，一定能够战胜灾荒。”
大寨人选择了一条最艰苦的道路，他们试图用自己的肩膀扛起灾难。没有人知道结果会怎样，人们只是默默地走向面目全非的土地和被毁坏的家园，用加倍的辛劳来追寻幸福与富裕。陈永贵代表大寨人表态：“不要国家的救济款，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物资；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的库存粮不少。”
在那些像钢铁般不停地劳动的人们中间，就有年仅16岁的郭凤莲和22名同样年轻的少女们，她们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最大的也不过17岁。
多年之后，郭凤莲回忆道：“正困难的时候，天不亮，人都下地了，干到晚上看不见路的时候才能回来，回来还得加班修房子，修完了房子回去以后吃酸饭，酸饭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白开水下点小米，再放点咸盐，再放点野菜，这就是酸饭。男同志少吃点窝窝头，糠面窝窝头，我们女同志吃一碗酸饭都睡觉了，没有办法。”
那时候，除了恶劣的自然条件，最大的敌人还是饥饿。快到中午的时候就已是饥肠辘辘，人们盼着午饭赶紧送到地里。人人的饭量都变得奇大无比，一个四口之家用的大锅，每人都可以喝一锅稀饭，有时是玉米面条上放点萝卜丝，没有什么营养，也没有什么油，很快就饿了，头犯晕。陈永贵会对大家说，把那腰带往紧的勒一勒，就不饿了。
宋立英的记忆同样如此：“那会儿确确实实是苦，冬天是吃冰碴饭，一天两顿饭，黑夜还得加班干，冻的冻的，我们也都不叫苦，也不叫累，怎么能修好，多打下粮食，咱们吃饱肚子，给国家作贡献。”
1963年11月，天特别冷。下午到五六点的时候，寒冷仿佛能够冻僵一切。少女们手上起了泡，开裂了，流血，然后再冻成冰。谁也没有戴过手套，没有穿棉鞋，没有钱去买，有的人甚至不知道什么叫手套，什么叫棉鞋。
数九寒天，陈永贵会点燃一堆玉米秆，让大家烤火。烤完火，陈永贵总是劝少女们早点回去。可是郭凤莲发现男人们却又接着干活去了，她不认为女人可以比男人少承担辛劳。于是，又喊着姐妹们回到现场。她们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垒石头，抱起石头走一大段路，垒到堤坝上。
这些和男人们一样承受苦难和繁重劳动的少女们，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陈永贵感叹说，“这是群铁妮妮呀”。“妮妮”是山西农村对女孩子的称呼，这个称呼后来变成更具普通话味道的“铁姑娘”，并风靡一时。郭凤莲逐渐成为“铁姑娘”中的带头人。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那个时代，是什么驱动力使郭凤莲们甘之若饴地承受如此艰难的劳作？
2008年，郭凤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一脸激昂地说：“参加了第一线的劳动，那就是要奋不顾身地干，就是一个字——‘干’，就是把‘干’字放在当头，能干的事我们就干，需要我们干的我们就干，需要我们怎么样干我们就怎么样干，所以我感到它是‘干’字当头，并没有什么其他想法，也没有想争个名，争个利，根本没有这个想法，非常单纯，（就是想）把大寨恢复了以后，我们能吃饱肚子，能穿上衣服，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当时想社会主义就是这样，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
青春岁月中的郭凤莲有一个外号，叫“大寨的刘三姐”。如今，已无人知晓是谁给她取的绰号。那时候，她虽然不知苦、不知累地干活，却也和现在的少女一样爱唱爱跳。
那是一个充满了单纯的激情与快乐的年代。繁忙的劳动、艰苦的环境并没有泯灭少女们的爱美之心。那个年代提倡“飒爽英姿五尺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革命化，要求女孩子们穿军装、理到耳根的解放头。郭凤莲却悄悄保留了自己对美的理解。白天，她穿着军装去劳动，晚上会悄悄地在家里穿着红衣服照镜子，甚至她的长辫子也不是自愿剪的。
有一次，郭凤莲参加民兵集训，一天睡觉起来以后，发现辫子突然掉下来一把，郭凤莲大吃一惊，不知是怎么回事。原来是和她同住的另一个女民兵，觉得郭凤莲的辫子不够“飒爽英姿”，于是趁夜里把郭凤莲露在外面的辫子剪掉一股。郭凤莲一看只剩下2/3，实在太难看，只好全部剪到耳根。后来，“铁姑娘”们都剪了辫子。
1966年春，年届20的郭凤莲面临着人生的一个大关头，因为她的年龄在当时已经可以当母亲了，但她没想到自己的婚姻问题居然摆上了大寨村党支部的会议桌，而且是连开三次会讨论她的恋爱结婚事宜。
此时的郭凤莲和“铁姑娘”队已经名声在外，有了许多追求者。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当“铁姑娘”队长、团支部书记、民兵连指导员等一个个光环落在郭凤莲身上的时候，这些给了她荣耀，也在她身上套上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摆脱的责任。无论是大寨还是陈永贵，普遍都不愿意郭凤莲嫁出去，希望她留在大寨，培养一个人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郭凤莲对大寨的小伙子们没有产生特别的感觉，她甚至想着也许会在大寨以外碰到一个可心的年轻人，并愿意到大寨当上门女婿。但是陈永贵没有松这个口，而是明确表态，郭凤莲应该带头在大寨找对象。陈永贵还积极为郭凤莲张罗对象，最后他敲定的“最佳人选”是原来在大寨放羊，后来参军入伍的贾富元。
此后的一切让郭凤莲如坠梦中：明明是自己的事，却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忙得不亦乐乎，而自己却动弹不得。当时为了做通郭凤莲的工作，大寨的领导们甚至跑到外村做她父亲和哥哥的工作，再让她父亲和哥哥来做她外祖母的工作。当全体人员一致表示同意的时候，一肚子不乐意的郭凤莲也没办法了。
多年之后，郭凤莲对采访她的记者笑着说：“我跟我爱人的恋爱是一天半时间，两个人谈话是半天，第二天就订婚。”当时，她唯一能做的最后抵抗就是死活不在结婚证上签字。可她没料到，陈永贵居然乐呵呵地替两人把名字都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