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陈永贵带着大寨人苦战的时候，毛泽东也陷入了思考。中国农村薄弱的基础设施对农业发展的制约日益明显，但是要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往往超出一个村，甚至一个乡的规模，劳力不好调配，工程不好规划，建设不好进行。这需要将人们的力量集中到一起。
在此前不久，中国共产党提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一化三改”。当时估计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来完成这一历史性进程，也就是说需要至少15年的时间。但是这对于“只争朝夕”的毛泽东来说，还是太久了，他希望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能以更快的方式开展。1954年，全国的农业合作社从10万个发展到48万个。
此时，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已经发现过快的农业互助运动存在的问题：一些地方的干部冒进思想抬头，希望快一点过渡到社会主义。还有一些地方公有化程度过高，耕地、牲畜和大型农具无偿或低价归合作社集体所有，甚至有的地方连零散手工业和家庭副业也取消了。但手里刚刚有了土地的农民却并不十分愿意把土地再归到集体，“怕归公”的顾虑让一些地方的农民人心浮动，甚至滥杀牲口或者贱卖，滥砍林木。
还有的高级社规模太大，一下子就由二三十户扩充到成百上千户，比如安徽蚌埠郊区86个初级社两个月之内并成6个高级社，最大的社包括2900余户。事实上，许多农村干部根本没有领导上千户进行集体劳动的经验，乱弹琴、瞎指挥盛行，大呼隆、一窝蜂普遍，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大受影响。同时，大锅饭已露头，勤者懒者一个样，贫者富者全拉平，人们的积极性大受影响。
1955年初，邓子恢汇报了这些情况，建议控制一下进度，刘少奇、周恩来表示同意。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刘少奇签署了一则通知，要求将合作化运动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并提出了“停、缩、发”三字经。3月18日，刘少奇对邓子恢说，农业合作化“一五”发展三分之一，“二五”发展三分之一，“三五”发展三分之一。
但是，毛泽东在4月的一次视察让事情发生了变化，他看到了长势良好的庄稼，这么好的长势能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吗？他认为，这是“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放出的风声。他要求邓子恢重新研究一下，加快互助运动进度。但邓子恢一番研究的结果是维持原议，这让毛泽东感到十分不满。
7月31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语气严肃，态度严厉：“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法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最后，他以斩钉截铁的口吻下了断语：“理论家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8月26日，毛泽东明确要求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由中央直接管，中央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被尴尬地放到了一边。
享有崇高威望的毛泽东对“小脚女人”的批判，促使农业合作社掀起了高潮，各地不顾实际条件是否成熟，加快了并社的步伐。到1955年12月下旬，中国65%的农户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到1956年上半年，则达到了90%以上。
不过，大寨完全是另外一幅场景。自然条件的严酷让那里的人们必须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依靠集体力量。
当温州永嘉县干部戴洁天在燎原社实践包产到户的时候，大寨和几个村庄合办了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为社长。对于社员的积极性，陈永贵的办法是干部带头。他的名言是“干部干部，先干一步，多干一步”。
随着公社越并越大，有些农村干部滋长了一些不良习惯，比如不愿意再深入田间地头，养的闲人也多了。有人说，“过去是一人坐轿四人抬，现在是一伙人坐轿一伙人抬”。“好好劳动七八分，游游逛逛十来分，坐在家里瞎指挥，秋收时节地没耕，男女老少一肚气，埋怨干部不上地。”
陈永贵为大寨干部参加劳动制订了一个“三不准”：没有特别重大的事情，一般不准占用劳动时间；不准干部占用劳动时间在办公室里办公；不准从地里叫走社员谈话。干部在晚上开碰头会，研究第二天的工作；结果在第二天一早边吃饭、边开会宣布，不占用劳动时间；如果临时有事，就在劳动间隙找社员谈事，又称“地头会”。
陈永贵本人一直带头劳动，甚至在上地回家的路上也顺手搬石头回村，好用来盖房子。到县里开会，他会把村里生产的粉条拿到县里去卖，回去的时候再捎带着给村里买些生产生活资料回去。即使日后成为国务院副总理，每次回到大寨，他还是参加劳动。对于他来说，劳动已经成为深植骨髓的生活方式。
此时，陈永贵并没意识到一种激情正在中国大地上酝酿，甚至这种激情可以在欧洲、亚洲的许多地方找到共鸣。无论这种激情是否理性而客观，它只是一部分人在某个时期关于梦想的实践，只是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
1957年11月6日，在纪念俄国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赫鲁晓夫宣布，15年后苏联将在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上超过美国。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被这个巨大的构想而触动。11月18日，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宣布：“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说，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1958年2月2日，一个陌生的字眼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1958年5月5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开幕。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要在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还通过了“苦干3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
“大跃进”开始了。当时，衡量是否实现超英赶美的标志是钢铁产量。
9月1日，一个数字——“1070”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这一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的社论，社论说：“全力保证钢产量翻一番，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实现钢产量翻一番的最重要的条件是，目前我国正在形成的全民炼钢铁的热潮”。
1957年，中国钢产量不过535万吨，如今翻一番实在是一个过于艰难的数字。为此，不仅钢铁厂开足马力，遍布全国的几百万座土高炉也开始冒起了黑烟，人们将大量的生活资料投入到土高炉里，甚至连生活必需的铁锅、铁锁都熔了进去。其结果，只有800万吨钢可用，其余的300多万吨土钢根本不能用，但造成的资源浪费（比如大量森林被当做炼钢的燃料，一些铁矿石因为土法上马，质量不过关）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却极为严重。
此时，与“大炼钢铁”一起走进农村生活的还有“人民公社”。
1958年8月1日，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人们在一个公文里使用了一个新名词：“人民公社”。几天之后，毛泽东视察华北农村。在七里营，他对“人民公社”大加赞扬，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他还特别表扬七里营公社“一大二公”。
消息一传到大寨，陈永贵大为振奋，立即联络了7个村组成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后改称大寨人民公社。但随后出现的许多现象却让陈永贵感到困惑。
比如湖北一个乡开大会宣布：1958年某日就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第二日便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大会散后，人心浮动，有人直接跑到商店，想拿啥拿啥；有的跑到邻居家里，捉鸡取鸭。甚至有人问乡党委书记：老婆还是不是自己的？党委书记瞠目结舌，不知怎么回答，说要请示上级。许多地方的公社把农民家里的粮食集中起来办集体食堂，好吃好喝，甚至一天五餐，吃饭不要钱，来了就吃，吃完就走，宛若流水席，浪费现象比比皆是。
陈永贵想，如此做法，何以长久？毕竟粮食的总量是有限的，以前人们各过各的日子，精打细算；如今颗粒归公，人们生怕吃亏，猛吃猛喝猛浪费，哪里还有持久之道？
过惯了苦日子的大寨虽然也办起了公共食堂，但并非流水席，而是根据劳动日确定基本口粮，按月发粮票，多吃不补，剩余归己。如此，在尽量公平的基础上，既节约粮食也保证了生活。
对于风靡全国的“大炼钢铁”，陈永贵也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农民不种地，却去炼钢铁，实在是不务正业。当土高炉蒸腾的黑烟飞舞在全中国上空的时候，大寨静悄悄地干着自己的“主业”——种地。
对于甚嚣尘上的“浮夸风”和农业“卫星”，陈永贵更是百思不得其解。他看到《人民日报》1958年8月27日的一篇文章，标题赫然写着《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两个星期后，又一颗“卫星”傲视中国苍穹：“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花生亩产一万多斤的高产‘卫星’，从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和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的田野上腾空而起。”
其实，这些数字还只是一个起点。此后，广东连县亩产6万余斤，广西环江县亩产13万斤纷纷出现，粮食似乎不再是实实在在用来果腹的事物，而是美丽而虚幻的彩虹，好看却摸不到。
祖祖辈辈在地里刨食的陈永贵，对于土地就像自己的掌纹一样熟悉。大寨人惨淡经营那么多年，年年搞基础建设，不断施肥改造，才让土地亩产提高到540斤。陈永贵很怀疑那动辄上万斤的产量是否是在地球上发生的事？那宛若孙悟空翻筋头一样一夜十万八千里的产量到底是现实还是神话？
在一次省里的劳模会议上，陈永贵在座谈中明确怀疑这种神话。他说，谁如果真打这么多粮食，就请谁到大寨吃拉面。但人们说，如果真打这么多粮食，谁还用到大寨吃拉面？陈永贵意味深长地说：“那他就连拉面也吃不到了。”
事态的发展让陈永贵不幸言中。1959年，粮食部长沙千里在《人民日报》撰文宣布：1959年，虽然遭受了大面积的自然灾害，但中国粮食产量达到5500亿斤。其实，当年粮食产量只有3400亿斤。由于估产过高，当年征购粮食高达1348亿斤，高征购让许多地方甚至征走了农民的口粮和种子。
“大跃进”的恶果开始显现，再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单方面撕毁与中国的合同，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开始出现了非正常死亡人口。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2870亿斤。当时的湖北省省长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告急，说：“李副总理，你就是砍我的脑壳，也要给两亿斤粮食！百姓们没法活了。”李先念沉吟良久，苦涩地说：“你就是砍了我脑壳，我也拿不出两亿斤粮食。”
此时，朱德到江西永新考察，在这个当年红军浴血奋战，得到过人民全力支持的地方，他发现人们在用红薯叶充饥，一时悲从中来，说：“我对不起永新县的乡亲们。”
1961年初，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来到农村调查研究：
毛泽东组织3个调查组，分别去了浙江、湖南和广东。
刘少奇在湖南长沙县天华村住了一个多月。
周恩来去了河北邯郸。
朱德去了四川。
陈云去了江苏青浦。
邓小平和彭真去了北京顺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