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狂人日记》中,假如从一个“迫害狂”患者的角度来看,鲁迅对其所作的能充分表现这一患者的特征规定是极少的,“我”无名无姓,没有病因解释,没有病史说明,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也有极宽的范围。而另一方面,鲁迅又极为精细传神地把握“迫害狂”这类患者的共同特征。这说明,“我”作为一个具体存在并不重要,鲁迅对于狂人的选择并不在于这个狂人是谁,而是因为选择狂人符合于鲁迅的艺术设置和艺术表述,假如小说中的“我”是一个一般的人,那么鲁迅就无法在其身上表述“多疑”的这一意识。从小说的实际情况来看,“我”这一狂人所表现出来的病状是“迫害狂”一类的共同特征。实际上,“我”只是一个承载物。一方面,“我”承载着狂人所共有的病状,以达到小说所要求的艺术真实的要求,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的病状在某一层次上与作家所要表述的东西相吻合。而在具体的文本创作之中,作家不可能直裸裸地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作品中的人物,相反只能是遵从所选择的人物性格特点和发展规律,融入自己的东西。由于艺术选择加上艺术家的艺术表述能力,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方面极为真实地描述了“迫害狂”的征状言行,但另一方面又极为巧妙地昭示小说并不是要表现“迫害狂”的征状,而是要表述狂人所承载的合乎狂人身份其实是作者自己的东西。也即鲁迅之所以选择狂人是因为狂人有显著的“多疑”特征,它暗合着鲁迅“多疑”意识的内核表述。所以鲁迅选择了狂人来承载“多疑”这一意识,作者着重要表现的不是这个人,而是这个“我”所承载的意识“多疑”。可以说这一部小说是一部以狂人所承载的“多疑”并依据这一意识的某种特征展开的小说。片段精读早上,我静坐了一会儿。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我说“老五,对大哥说,我闷得慌,想到园里走走。”老五不答应,走了;停一会,可就来开了门。我也不动,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果然!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满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大哥说,“今天你仿佛很好。”我说“是的。”大哥说,“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我说“可以!”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我也不怕;虽然不吃人,胆子却比他们还壮。伸出两个拳头,看他如何下手。老头子坐着,闭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便张开他鬼眼睛说,“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养肥了,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么好处,怎么会“好了”?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截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但是我有勇气,他们便越想吃我,沾光一点这勇气。老头子跨出门,走不多远,便低声对大哥说道,“赶紧吃罢!”大哥点点头。原来也有你!这一件大发见,虽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妙语撷萃
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
延伸阅读
链接一鲁迅纪念馆
上海鲁迅纪念馆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人物性纪念馆,1950年春由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筹备,1951年1月7日正式开放,周恩来总理题写了馆名。上海鲁迅纪念馆以鲁迅故居、鲁迅墓、鲁迅纪念馆的生平陈列三位一体,1994年由上海市政府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1年6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布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上海鲁迅纪念馆原与山阴路上海鲁迅故居毗邻,1956年9月迁入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1998年8月开始改扩建,于1999年9月25日建成开放。鲁迅纪念馆新馆建筑风格保留了原二层庭院式的江南民居的特色,又融入了现代博物馆的理念。陈列手段新颖、独特,反映了上海鲁迅纪念的学术成就,功能和设施已达到国际一流,鲁迅纪念馆现有文物资料20余万件,1650平方米的陈列展厅,以鲁迅手稿、文献照片、遗物为基础,辅以展示艺术与雕塑、场景、蜡像及多媒体影视等多种展示方法相结合,从新文学开山、新人造就者、文化播火人、精神界战士、华夏民族魂五个专题表现鲁迅为追求民族和社会的解放而英勇不屈地进行斗争的生平业绩,以鲁迅的作品、思想和人格感召观众,让观众在走近鲁迅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链接二《新青年》
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陈独秀主编,上海益群书社发行。1916年2月出至第l卷第6号休刊,同年9月1日复刊,改名《新青年》,期次从第2卷第l号起。
《新青年》大力宣传新思想,提倡新道德,猛烈批判封建文化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引导青年冲破封建礼敦的束缚。发表了胡适《文学改良绉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鲁迅《狂人日记》以及胡适最早的一批白话诗作。同时,该刊还注意吸收外国优秀文化遗产,先后译载了屠格涅夫、王尔德、莫泊桑、契柯夫的作品。
《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影响最大的刊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链接三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文化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在进行帝制复辟活动的同时,还大力提倡尊孔读经。他刚登上总统宝座,就大搞尊孔祭天。1913年6月亲自发表“尊孔令”,鼓吹了“孔学博大”。1914年又发布《祭圣告令》,通告全国举行“祀孔典礼”。为支持袁世凯帝制复辟活动,中外反动派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1912年起,他们在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孔教会”、“尊孔会”、“孔道会”等,出版《不忍杂志》和《孔教会杂志》等。康有为还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宣扬“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势无中国矣”。面对这股反动逆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和封建势力同流合污;有的偃旗息鼓;许多人则感到彷徨苦闷,找不到出路。但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却发动了一次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同封建尊孔复古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新文化运动是从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开始的。陈独秀任主编,李大钊是主要撰稿人并参与编辑工作。陈独秀是一名激进民主主义者,他仇视当时的封建军阀统治,要求实现真正的民主;他批判了封建社会制度和伦理思想,认为要实现民主制度,必须消灭封建宗法制度和道德规范。李大钊则反对复古尊孔,要求思想自由,号召青年不要留恋将死的社会,要努力创造青春的中国。该杂志于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时,迁往北京并改名为《新青年》。进步知识分子团结在《新青年》周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复古势力进行猛烈的冲击。他们集中打击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基础的孔子学说,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他们还主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1917年起他们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新青年》实际上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导中心。1916年初,袁世凯称帝,在此之前,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杨度发表了《君宪救国论》等文章,散布中国宜于实行君主制,没有君主便要“灭亡”的谬论。《新青年》针对这种情况,发表了陈独秀《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之觉悟》,李大钊的《民彝与政治》、《青春》等主要论文,揭露了君主专制的危害。《新青年》从1918年1月出版第四卷第一号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登一些新诗,这对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文学创作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旧礼教旧道德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指出隐藏在封建仁义道德后面的全是“吃人”二字,那些吃人的人“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就是这吃人的历史,宣告“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这篇小说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一些进步刊物改用白话文。这又影响到全国用文言文的报纸,开始出现用白话文的副刊,随后短评、通迅、社论也都采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所有这些文学改革,使全国报纸面貌为之一新。1917年爆发了伟大的俄国十月社公主义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新青年》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大量篇幅发表了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社会主义理论文章。1918年11月,《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同志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著名论文,热烈欢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宣传了西方的进步文化。以后,又传播了社会主义思想,反映了新型的革命阶级的要求,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这一运动的深入发展,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特别是青年学生集合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为迎接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作好了思想准备。这次运动的主要缺点是其领导人没有把运动普及到群众中去,只是局限在知识分子圈子里,他们除了一般的政治口号外,没有提出实现民主政治的具体办法。同时他们形式主义地看问题,不能正确地对待中国文化遗产。但这个运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了封建主义一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在思想界形成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潮流,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当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的时候,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转变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列主义的运动,《新青年》也逐渐变成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