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有堂徐银梅
摘要皇甫谧，籍贯今宁夏彭阳，我国魏晋时期杰出的学者，集文史哲医于一身，特别是在史学、医学两大领域有极深的造诣，震撼当时，泽被后世。在他一生的67个春秋中，大部分时光是在今河南洛阳附近度过。今甘肃灵台与其生活无关。
皇甫谧，我国魏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医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学识渊博，著述等身，淡泊名利，名震陇东，享誉全国。特别是他在史学、医学两大领域有很深的造诣。其《帝王世纪》《高士传》等史学著作叙述生动，首尾完备，考证详实，分析精辟，观点新颖，补《史记》《汉书》之不足；《黄帝三部针经》删繁存精，撮要纠舛，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成为针灸学的集大成者，故后人誉皇甫谧为世界“针灸学鼻祖”，并肩扁鹊，名齐华佗。这样一个重量级的世界文化名人，籍贯何地？唐朝官修《晋书》曰：“安定朝那”。在今何处？一说今宁夏彭阳，另一说今甘肃灵台。拙文略加考证，以供同仁参考。
一、皇甫谧生平述略
皇甫家族，春秋战国籍地宋国，西汉初年迁居关中。东汉初期，皇甫文、皇甫援活动于祖国西北地区。东汉中后期，皇甫规、皇甫嵩等又徙住安定朝那，故《后汉书》曰“安定朝那人”。皇甫规（公元104-174年）镇守边关，平羌有功，历任太守、中郎将、度辽将军、尚书等职。规祖父皇甫棱，曾任度辽将军；父亲皇甫旗，曾任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都尉；兄长皇甫节，曾任雁门（今山西代县西北）太守。规侄皇甫嵩（公元？-195年）亦东汉名将，以镇压黄巾军起义而颇受朝廷器重，官至太尉、光禄大夫、太常，史书誉其“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嵩二子：皇甫坚寿曾为侍中；皇甫叔献曾任霸陵（今陕西西安东北）县令。嵩侄皇甫郦，素“有专对之才”。
魏晋时期，从官宦名门的皇甫家族中走出一位医技精湛、有教无类、遁隐山野的世外高人——皇甫谧。
皇甫谧（公元215-282年），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郡朝那县人。高祖父皇甫节，高祖叔父皇甫规，曾祖父皇甫嵩，祖叔父皇甫坚寿、皇甫郦，祖父皇甫叔献，父亲皇甫叔侯，举孝廉，“谧族从皆累世富贵，独守寒素”。
皇甫谧自幼出继叔父，徙居新安（今河南渑池）。少年时，游荡而不好学，养母以孟母三迁故事教诲其修身笃学，皇甫谧彻然悔悟，发愤读书，手不辍卷，通晓诸子百家典籍，以博学而闻名于当时。
过而立之年，皇甫谧不幸得风痹疾。近不惑之年，皇甫谧遥闻生母去世，便回故里奔丧；因其叔父有子既冠，遂还本宗。逾知天命之年，皇甫谧又耳聋目眩。
个人疾患与济世救人的愿望，促使皇甫谧特别注重医道，他孜孜不倦，效法华佗存精于独识，追求仲景垂妙于定方，博采针灸学各家之长，在《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等医书基础之上，删繁存精，撮要纠舛，编著成《黄帝三部针经》（又名《针灸甲乙经》十三卷）。此书循经络理论，明确了穴位名称、位置及取穴方法，为后世针灸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不但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国际上也颇具影响。
皇甫谧潜心钻研学问，无意仕途。魏晋交替之际，朝廷“举辟”，邑人劝其“应命”，皇甫谧著《释劝论》以明示自己愿为“野美全志之士”。泰始三年（公元267年），晋武帝下诏征皇甫谧入朝为官。是时，皇甫谧病情严重，“躯半不仁，右脚偏小”，“浮气流肿，四肢酸重”。他以“窃闻同命之士，咸以毕至，唯臣疾疢，抱衅床蓐，虽贪明时，惧毙命路隅”为由，婉言上表，武帝甚为感动。泰始四年（268）十一月，晋武帝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皇甫谧再次谢绝，自表就帝借书。晋武帝悯其才，送书一车与之。皇甫谧虽羸病，而披阅不怠。
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十二月，晋武帝又发诏征皇甫谧为太子中庶子、议郎和著作郎。皇甫谧依旧不为所动，“栖心蓬荜，闲居养疾，留情笔削，敦悦丘坟，轩冕未足为荣，贫贱不以为耻”。
皇甫谧一生著述甚多。著有《帝王世纪》（十卷）、《年历》（六卷）、《高士传》（六卷）、《逸士传》（一卷）、《列女传》（六卷）、《玄晏春秋》（三卷）、《韦氏家传》（六卷）、《鬼谷子注》（三卷）、《论寒食散方》（三卷）、《依诸方撰》（一卷）、《地书》、《朔气长历》（二卷）和《皇甫谧集》（二卷）等，涉及文学、史学、哲学、医学和天文历法诸领域，并重于世。其中《帝王世纪》为《史记》注频频引用，《高士传》、《逸士传》和《列女传》为《三国志》注广引博摘。
皇甫谧不单撰文立著，更热爱教育，设馆授徒，晋朝名臣挚虞、张轨、牛综、席纯等均出于其门下；皇甫谧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对人生亦有独到的见解。他弘扬“仁者爱人”的价值观，践行节俭至上的人生准则，信奉神鬼皆无和人本自然的哲学理念。
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皇甫谧病逝家中，“时年六十八”。
谧有二子，即皇甫童灵、皇甫方回。皇甫童灵事迹不详。晋永嘉年间（公元307-313年），朝廷征皇甫方回为博士，不就。后避乱荆州（今湖北荆州），闭门闲居，南土人士咸崇敬之。六世孙皇甫希之，东晋末年桓玄（公元403-404年称帝）征为著作而不受，号曰“高士”。
二、朝那与东朝那考辨
朝那县何时设置？或说战国，或说秦朝，或说西汉，但谁都认可西汉朝那县。《汉书·地理志》载：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置安定郡，辖21县，即高平、复累、安俾、抚夷、朝那、泾阳、临泾、卤、乌枝（氏）、阴密、安定、参羉、三水、阴槃、安武、祖厉、爰得、眴卷、彭阳、鹑阴、月氏道。东汉大有调整。《后汉书·郡国志》载：安定郡辖8县，即临泾、高平、朝那、乌枝（氏）、三水、阴盘、彭阳、鹑觚。除将参羉县划归北地郡，将鹯阴、祖厉二县划归武威郡外，东汉时撤消了原安定郡11个县的建置。换言之，东汉安定郡辖区缩小，而县域反而增大。
两汉朝那县治在今何处？1977年春，今彭阳县古城镇出土了一尊铜鼎。敛口，双耳，鼓腹，圆底，三足，素面。通高23厘米，重2900克，容积4200毫升。鼎腹部一周阴刻三段铭文，即“第廿九，五年，朝那，容二斗二升，重十二斤四两”，“今，二斗一升，乌氏”，“今，二斗一升，十一斤十五两”。其中，“第廿九，五年，朝那，容二斗二升重十二斤四两”为铸刻，其他两段铭文为刀刻，故学术界称之为“朝那鼎”，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今收藏于宁夏固原博物馆。铭文中的“五年”是铸鼎的时间。“第廿九”是什么意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正好是汉武帝即位第二十九年。两汉时期，其他帝王在位时间均未超过二十九年，故朝那鼎可能是元鼎五年十月汉武帝巡视西疆赠予朝那县的礼物。但自汉武帝起，帝王始有年号，故朝那鼎又可能铸造于汉武帝即位（公元前140年）之前，最早不会超过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该鼎又可能是当时全国统一铸造的第29尊鼎。
鼎非凡物，乃立国之器，政权之象征。黄帝铸三鼎，象征天地人；禹收九牧之器，铸九鼎，象征九州之域；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象征政权归周。春秋战国时期，频频发生诸侯王“问鼎”、“得鼎”、“纳鼎”之事。先秦时期，国家大事，唯戎与祀，故鼎为祭祀之器。铸鼎祭祀风俗贯穿了中国封建社会全过程。秦汉时期，农为政本的思想逐渐为广大吏民所接受，国家大事，农祀并重，故鼎既为祭器，又为量器。玺代替鼎成为最高权力的象征，鼎成为地方政权的象征。但祭祀的举办、度量衡的推行仍是中央政府的统一行动，铸鼎大权仍归于中央。该鼎出土，为西汉朝那县治在今彭阳古城提供了实物证据。
彭阳古城乃西汉朝那县治，主要证据还有三：《北征赋》、朝那湫、古城遗址。它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更始年间（公元23-25年），班彪（公元3年-54年）避难离开长安，至安定郡，作《北征赋》。该赋记载了“北征”的路线。“朝发轫于长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历云门而反顾，望通天之崇崇。乘陵岗以登降，息郇邠之邑乡。”这是班彪北行途经今陕西的几个地方。长都就是西汉都城——长安，在今西安西北；瓠谷、玄宫均在今泾阳，云门在今淳化，郇邠指今旬邑西南。随后，班彪北行入今甘肃庆阳市境。“登赤须之长阪，入义渠之旧城……过泥阳而太息兮，悲祖庙之不修。释余马于彭阳兮，且弭节而自思。”郦道元《水经注》曰：“赤须水出赤须谷，西南流注罗水，然阪因水而得名。”故义渠之旧城应在今正宁西南罗川一带。泥阳治今宁县；彭阳治今镇原东南，位于茹河下游。过彭阳后，班彪沿茹河流域继续西行。“越安定以容与兮，遵长城之漫漫。”“安定”应是安定县，而非安定郡。这是因为《北征赋》又有“遂舒节以远逝兮，指安定以为期”。这句中“安定”才指安定郡（治高平）。两汉安定县治不详。但越安定，可见长城。战国秦长城起今甘肃岷县，穿今甘肃临洮、渭源、陇西、通渭、静宁，沿东北方向过今宁夏西吉，至今固原原州北，折东南方向穿今原州东境、彭阳境茹河上中游北部，抵今甘肃镇原西北，又折东北方向穿今甘肃环县，经今陕北，抵今内蒙古黄河南岸。故安定县治应在今镇原西北，位于茹河中游。班彪过了安定县，继续沿茹河北岸、长城一线西行。“登障隧而遥望兮，聊须臾以婆娑。闵獯鬻之猾夏兮，吊尉邛于朝那……隮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班彪途经朝那，抵达安定郡治地——高平（今宁夏固原原州）。《北征赋》充分证明了西汉朝那县治在今原州与镇原之间。
而今彭阳县古城镇的古城遗址，正好处于二地之间的茹河北岸川地中央。该城遗址为长方形，东西长682米，南北宽480米，占地面积32.7万平方米，城墙残高1-13米，基宽14米。开东、西二门。城墙四周辟有护城壕（残深2米左右，宽约30米）。城北墙外出土了西汉“朝那鼎”，城内又出土了西汉错金铜羊、陶水管等，地表散布着秦汉砖瓦，地下还堆集着4米厚的秦汉砖瓦层。该城址北屏黑土梁，南俯茹河，完全符合秦汉依山傍水的建城标准。
西汉朝那县境有国家级的祭祀重地——“湫渊”。《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曰：“湫渊，祠朝那”。三国苏林道：“湫渊，安定朝那县，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减，不生草木”。北魏《水经注》云：“渊在四山中”。唐《括地志》记：“湫渊，在原州高平东南二十里”。但唐朝湫渊水域面积已缩小。《元和郡县志》说：湫渊“周回七里，盖近代耗减”。元《重修朝那湫龙神记》一文曰：“开城州东北距三十五里，有湫曰朝那，有山环焉。湫东冈阜上置祠设像，神曰盖国大王。”《明史·地理志》载：“固原州……东西有二朝那湫”。明《固原州志》道：“东海，在州东四十里，广五里，阔一里，即古朝那湫”。清《固原州志》云：东海水“东流至白杨城”（今彭阳城）。《民国固原县志》亦云：东海水“流波乃家河”（茹河支流）。东海，今名东海子，位于今彭阳县古城镇西与原州区开城镇东交界处。其地理位置、地貌特征、距固原的里程，完全与这些文献的记录相符。而且东海子东岸缓冲坡地中至今仍堆集着秦汉至明清的残砖破瓦。
这些证据充分有力地证明了西汉朝那县治在今彭阳县古城镇。
东汉朝那县是否迁治或废弃？《后汉书》载：东汉永初五年（公元111年）三月，“安定郡徙美阳”；永建四年（公元129年）九月，“复安定、北地、上郡归旧土”；永和六年（公元141年）十月，“徙安定居扶风”；永康元年（公元167年）九月，安定郡回迁落治临泾（一说今甘肃镇原东南，另一说今甘肃泾川东北）；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分安定、扶风为新平郡”。与安定郡同迁的还有北地郡、上郡。三郡两次均迁入关中一带，这说明了三郡所辖各县多废弃。据《后汉书·西羌传》载：“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这只能说明随迁的“百姓”为县城周围的熟户。永建四年，尚书仆射虞诩上书汉皇帝，以三郡“沃野千里，谷稼殷积……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为由，建议回迁三郡。汉顺帝“使谒者郭璜督促徙者，各归旧县，缮城郭，置候驿”。《后汉书·段熲传》载：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段熲上书汉桓帝道：“匈奴长服，内徙郡县，得反本土”。“帝许之，悉听如所上”。《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曰：建安十六“冬十月，军自长安北征杨秋，围安定。秋降，复其爵位，使留抚其民人”。建安十八年，“诏书并十四州，复为九州”。《晋书·地理志》载：安定郡辖7县，即临泾、朝那、乌枝（氏）、都卢、鹑觚、阴密、西川。这说明早已恢复了朝那县的建置。至于安定郡辖地人口较东汉减少，这不是特殊现象，而是当时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这是“编户齐民”政策实施导致的结果。
东汉末年三国西晋，朝那县是否在原治地？《晋书·孝武帝纪》《晋书·苻登载记》曰：十六国时期，前秦主苻登率众下陇山（今六盘山）入朝那。是时，后秦主姚苌重兵在武都（今甘肃天水）。后双方鏖战安定（今甘肃泾川）。是时，若朝那县治在今甘肃灵台，则苻登会直入长安，不会有安定之战。《晋书·姚兴载记》《资治通鉴》载：东晋太元十九年（公元394年），前秦主苻登犯陇东，后秦主姚兴率领大军从长安出发，经安定，入泾阳（今甘肃平凉西北），苻登兵败奔平凉（今甘肃平凉北）。东晋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夏国主赫连勃勃犯陇东，后秦主姚兴率部自平凉入朝那。《晋书·姚泓载记》云：后秦永和年间（公元416-417年），夏国主赫连勃勃犯关中，兵败退保安定，姚绍进兵蹑之，战于马鞍坂（今地址待考），大败赫连勃勃，追至朝那，不及而还。这又充分说明了朝那县治在陇山之东和安定、平凉之北，而今甘肃灵台在安定、平凉之南。这有力地证明了十六国时期朝那县在原治地——今宁夏彭阳，由此上推东汉末年三国西晋朝那县亦在原治地。
东汉中后期，皇甫规、皇甫嵩、皇甫郦权倾朝野，享誉全国，而且他们都是“安定朝那人”，故皇甫家族以“安定朝那人”为荣。即使有人南迁，当西北政局稳定后，他们中间又有人会陆续返回原籍，更何况东汉末年关中、关东焚城毁池、争战不休，而关西、陇东相对稳定。就陇东而言，则南乱而北安，故皇甫家族相当一部分成员依然生活在六盘山下的茹河、红河、横河流域（泾河流域北部）。
《魏书·地形志》载：北魏太延二年（公元436年）置原州镇，正光五年（公元524年）改置，辖高平、长城二郡，高平郡辖高平、里亭二县，长城郡辖黄石（今彭阳新集）、白池（今彭阳城阳）二县，即原朝那县域分置黄石、白池二县。《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志》云：西魏大统元年（公元535年），朝那县治南迁良原（今灵台西）。《清史稿》称东朝那。《甘肃新通志》亦采纳西魏说。也就是说，朝那县治南迁良原是皇甫谧逝世后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