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伯诚
摘要史书称皇甫谧为“安定朝那”人，“安定朝那”究竟为何地，安定朝那的内徙和缩小及汉与羌人发生的战争是否能证明皇甫望族也“彻底内徙”？朝那鼎的出土意味着什么，皇甫谧墓、皇甫书室等遗迹能说明什么？本文旁征博引，就此问题予以阐述。
《光明日报》2006年3月11日以专版“弘扬皇甫谧历史文化，打造皇甫谧文化品牌”的通栏标题，刊出中共平凉市委、平凉市人民政府的《打造皇甫谧文化品牌，建设平凉文化名市》，中共灵台县委书记毛文平、灵台县县长苏克俭的《传承源远流长的“皇甫文化”》，兰州大学文化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杜斗城的《皇甫谧籍贯之考证》等三篇文章。前两篇是“文化广告”，不必当一回事去推敲，而杜斗城教授的文章确值得认真研究，因为它是学术而不是广告。杜文持皇甫谧籍贯甘肃平凉灵台说，其主要观点是“皇甫氏为‘安定朝那人’的‘安定朝那’应指内徙之后的安定朝那，内徙之后的朝那，应在今甘肃灵台。”（以下引文不注出处均为杜文）为支撑这一结论，杜教授提出三个方面的理由：其一，东汉安定郡辖县比西汉安定郡的范围大大缩小了，竟减去十三县之多；还有一个重要变化是郡治不在原来的高平（今宁夏固原）而改治临泾（今甘肃镇原县南）了。其二，东汉时安定郡因遭西北羌人攻略而内徙和缩小，“特别是萧关（在今甘肃平凉北）之外的属县，不是内徙合并，就是被羌人占领了。此时朝那县也应内徙了”。其三，今灵台县境内有皇甫谧墓、“皇甫书室”等遗迹及“皇家坪”、“皇家湾”等地名，“当地文史工作者均认为其应与皇甫谧有关”，不能轻易否定，“至于近年来，有些学者以宁夏固原彭阳县古城镇出土的‘朝那鼎’为重要依据，确定古城镇为西汉朝那县治，未免失之偏颇”。
以上三点理由是否能够确证皇甫谧的籍贯是甘肃灵台县而非宁夏彭阳县呢？笔者认为值得商榷。杜文也介绍：“目前，对皇甫谧籍贯的不同说法主要有三说：一为甘肃平凉灵台说。二为甘肃平凉西北说。三为宁夏固原说。这三说实际上是由于对‘安定朝那’这一历史地理区域范围的看法不同而引起的。
《晋书·皇甫谧传》明确认定皇甫谧为“安定朝那”人。那么，“安定朝那”到底为何地？它今天到底是在甘肃灵台，还是在宁夏彭阳？在考辨杜斗城教授坚持的“灵台说”之前，先列举当今学术界有关“固原说”的两种较有权威性的说法。其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下册第1930页：“皇甫谧（公元215-282年），幼名静，字士安，晚年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宁夏彭阳县西）人”。其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出版彩图本《辞海》第4分册，第4755页：“皇甫谧，魏晋间作家、医学家，安定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人”。而1979年出版的《辞海》（下册）第4052页曾说皇甫谧为“东汉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西北）人”。这就是杜文中说的“三说”中的第二说。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修订版的《辞海》改“甘肃平凉西北”说为“宁夏固原东南”说。这一改动说明1978年至1999年的20年间，学术界对皇甫谧籍贯有了新的趋向一致的认识。不知杜教授认为两部权威性的辞书持“宁夏固原”说是否持之有据？下文将就杜文持“甘肃平凉灵台”说的三点论据进行商榷，并求教于学界卓识者。
杜文说：“至东汉时期，安定郡及其属县均发生了很大变化。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安定郡辖县八，曰临泾、高平、朝那、乌枝、三水、阴盤、彭阳、鹑觚。由此可知，东汉安定郡辖县比西汉竟减去十三县之多，可见东汉安定郡的范围大大缩减了。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变化是郡治不在原来的高平（今宁夏固原）而改治临泾（今甘肃镇原县南）了。这就是说东汉时的安定郡治已不在宁夏固原境内而南徙至今甘肃陇东。至于其郡一些易受羌人攻略的属县，特别是萧关（在今甘肃平凉北）之外的属县，不是内徙合并，就是被羌人占领了。此时朝那县也应内徙了。”杜文并引《后汉书·西羌传》《后汉书·顺帝纪》证明东汉时的安定郡不但内徙，而且内徙了三次，即一徙临泾（今甘肃镇原），二徙美阳（今陕西武功），再徙扶风（今陕西西安附近）。“特别是宁夏固原地区，至少在第二次内徙后就被羌人占领了”，而且认为“这次内徙是很彻底的”。
笔者认为东汉时安定郡的内徙和缩小是史实，但这并不能证明皇甫谧的籍贯也由固原彭阳内徙到甘肃灵台去了。而且这种内徙也并非杜文说很彻底，安定郡的汉族人都被羌人赶到关中长安附近了。历史上的真实情形首先是，自东汉至魏晋各少数民族大量内徙，西北方的少数民族逐渐向关中方向转移，北方少数民族也向塞内迁徙。匈奴族南徙甘、陕，其中包括羯人和杂胡。而匈奴别部卢水胡和羌人主要分布在甘、陕、青等地。羌人少部分住在四川和西藏地界。关中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为数最多，如西晋江统所说：“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晋书》卷五六《江统传》）少数民族内徙关中并非是要把汉族赶跑，而是共处。并不像杜文说的那样全是暴力性的“占领”、“攻略”。胡汉长期杂居，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后汉书·西羌传》上说汉族“百姓恋土，不乐去旧”，不肯内徙也证明在他们眼里西羌人并非是凶恶的反叛。就秦陇地区而言，自东汉历三国、魏、晋至北魏，一直是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杂居的地带。这个地区包括雍、秦、岐、泾、邠等州府形成胡汉杂居、民族融合的共同生存的境况。在西晋灭亡之前，基本上是汉族中的豪门巨族为主体的政权联合少数民族酋豪，采取以军事专政和怀柔安抚的统治办法。关中秦陇地区的高门士族以韦、斐、柳、薛、杨、杜、皇甫等姓为首，所谓的“秦雍九族等衣冠华胄”，其政治经济势力相当强大，如汉末，董卓是凉州的下层豪强，韩遂、马腾为关中豪强并割据关西，皇甫嵩是安定的大豪强。自东汉中后期以来，朝廷对关中秦陇地区控制比较薄弱，地方大小豪强控制政权，官吏多不遵王法，政刑酷虐，贪求无已，因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少数民族内徙后变为郡县编户，改变生存方式，被控制在土地上，要他们服兵役和供给财赋物资。他们不能忍受压迫、奴役、饥荒等痛苦，多次举行起义反抗。如公元136年（东汉永和元年），关西羌族起义，就是官逼民反，虽然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其实是由阶级压迫逼出来的。公元161年（东汉延熹四年），关中陇西羌人10余万人自动来归附，凉州路通。皇甫规在安抚羌人后，诛逐汉族贪虐大官五六人，小官吏百余人，羌人悦服，又有10余万人来归附。汉末至西晋时期，关陇地区胡汉人民不断举行起义，即使到北魏，秦雍九族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衣冠华胄基本上都留居本地，成为胡汉统治阶级联合政权的重要势力，不像中原望族著姓在西晋灭亡前夕大规模地迁居江南。公元329年，后赵石生入据长安。石虎挥军西来，攻下刘熙、刘胤占据的上珪（甘肃天水市），俘刘氏兄弟及其公卿将相等3000人，皆杀之，枕尸十里，曾徙其文武吏、关东流民、秦雍大族9000余人于襄国。可见至五胡十六国时期，关西秦雍大族的势力仍相当强大。
此外，东汉时的安定郡的内徙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是由“两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造成的，羌人造反起兵，首先杀的是他们。地方官吏为自保而强迫百姓内徙，采取的手段极其残酷，内徙对当地百姓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后汉书·西羌传》上记载：“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辙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趿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大半。”地方官吏比胡羌反叛要可怕得多。这些属于内郡人的地方官吏要走，并不等于当地的高门大姓也能强迫内徙。当然“内徙”也是史实。自东汉直至西晋灭亡，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时有战争，统治权反复易手。这种民族斗争的复杂状况必然会影响到地理沿革的变化。就安定郡的变化状况而言，东汉移治临泾县（今甘肃镇原县东南），属凉州。辖境缩小，后因羌人动乱，公元111年（永初五年）一度寄治美阳（今陕西武功西北），公元141年（永和六年）又寄治右扶风（今陕西兴平市东南）。但到三国魏、西晋时期仍治临泾县，属雍州。北魏移治安定县（今甘肃泾川县北），为泾州治。（见《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下册，第2829页）《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寄治”的史实明晰，称：“汉置安定郡，后汉因之（注曰汉郡治高平，后汉移治临泾，永初五年，羌乱，郡寄治美阳，永建四年复。今为乾州武功县）。晋亦曰安定郡（注曰：‘仍治临泾。’后魏为安定、高平诸郡地”（《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八《陕西》七，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7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