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不可否认，约拿·利维坦是上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之一，至少——按照纽约艺术评论界权威威尔·理查德话来说：“此人即便不能同约翰内斯·维米尔、文森特·梵高这两个荷兰人在艺术上的造诣相比，其神秘的经历、近乎传奇的人生及市面上少之又少的画作足以令纽约、伦敦、巴黎那些私人收藏家为之疯狂。”威尔·理查德是典型的美国人，身材高大，留着一副英国人的胡须，一张扁平的脸像是拳击台上挨揍的拳击手。我头次在姨母家的客厅见到这位老兄，无论如何也无法将他与那个在《艺术家》、《大师》、《艺术公报》此类影响颇广的杂志上写专栏的那位温文尔雅，却又不失尖锐和嘲弄的威尔·理查德联系在一起。当时刚刚在世纪之交，人们的视线从巴黎转到伦敦，但纽约（或者说那个新兴的美国）已经逐步成为世界的焦点，伦敦失去宠爱是早晚的事。就像巴黎从世界中心跌落，巴黎上流人士虽然口里抱怨和嘲笑伦敦艺术界的浅陋、恶劣的天气以及社交宴会上那些英国人拙劣的礼仪，尽管如此，一些有见解的法国人和长期在法国滞留的俄国人、意大利和荷兰人都早已打好包裹，准备随时迁到伦敦去一样，现在，轮到英国上流人和滞留在伦敦的法国人、德国人等准备迁往纽约了。我的姨母正是这些人里颇有先见之明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
姨母年轻的时候，谁也不可否认她是个美人，因为父亲颇有些生意和社交上的手段，姨母凭借美人的名号和不菲的嫁奁虏获一位法国男爵的心，从此成为众人羡慕的男爵夫人。这位男爵夫人又凭借在社交舞会中的风姿和个人对艺术——按照那些年轻落魄艺术家的众口一词：天份——逐步成了巴黎乃至整个欧洲小有名气的收藏家和文艺评论家。她在巴黎（后来伦敦、纽约也是一样）的府邸成为那些上层名流、艺术家、体育、电影明星最向往的交际场之一。威尔·理查德便是早期投在姨母庇荫下的困顿的年轻画家之一。
威尔·理查德在美国南方的某个州出生（他曾先后提到路易斯安那、北卡罗来纳、田纳西等），祖上拥有一大片棉花田和将近五百名黑奴，可惜的是理查德出生时，罗伯特·李将军已经被迫与格兰特将军握手言和，可怜的威尔的祖父在战争里失去庄园和赖以为生的黑奴。威尔的父亲因为从小耳闻目染南方庄园主人阔气的作风和特有的傲慢，即使家道中落也不愿与北方扬基佬为伍，并因之养成了酗酒和爱扬马鞭的嗜好，因此少年威尔生活过的非常紧迫。到了二十一岁，威尔在父亲长期的压迫下终于被迫长成拳击手的大块头，在一次父亲酒后朝他摔酒瓶之后彻底与父亲决裂。他亲吻了厨房哭泣不停的母亲和妹妹，带着一个手提箱和仅有的一件外套与一个人称“公牛比尔”的海员跳上了一艘前往普利茅斯的商船，在与三百年前“五月花”号相反的航线上回到了祖先曾背弃的国家。威尔在英国生活了四年，这期间经历无人知晓，他本人对此也是三缄其口，从来不跟人主动聊这个话题。即便是后来他成为我姨母座上客，男爵出于谨慎曾小心刺探亦未得到确切的说法。也因此，男爵在那段时间总是对这个长得更接近纽约帮派分子的年轻画家颇有微词。但男爵夫人似乎更有敏锐的嗅觉，她头回看过威尔·理查德带过来的油画，就毫不客气、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没有绘画的才能。若是换了其他更有骨气的巴黎青年，想必立刻扭头就走，但理查德并不是指望自己会成为某个了不得画家，他不过是也凭此获得发财晋升的机会。画画这种事对他来说跟做生意贩卖中国瓷器并无二样。众所周知，一个画家若是没有傲慢是不可能成为了不起的画家的。“某种方面来说，不可一世的傲气比才能更重要。”姨母曾颇有见地的说，“作家也是一样。一个人只有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具有天然的使命感才能达到别人达不到的高度。”姨母这些话是对我的谆谆教导，因为那时我也曾希望成为一个作家。我想这番话她想必不止一次对别人说过。理查德自然也听闻过。我不知道他听到这些话有何反应，就我自己而言，确实是颇有些震撼。我想我当时虽然脸色因困窘发红，语无伦次地说了一些唯唯诺诺的话，但想必心底还是曾立了某些后来我觉得可笑的誓言的。我后来终于因为家庭困境，在母亲不得已的劝说下上了“东印度号”商船，去遥远的东方做了某个跨国贸易公司一个驻外代表。又由于各种原因，年轻时候成为作家的想法终于成为泡影。我现在阅读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时，再也没有像我姨母说的那种傲慢的、认为某天我的名字将会与这些人齐肩的想法了。这件事并非没有好处，至少我现在可以从容地面对这些人的作品而不必感到大敌在前的恐惧和压迫了。
某方面来说，威尔·理查德当然比我聪明的多，他当即放弃了作为一个画家想法，虚心向我姨母请教适合自己的进阶之道。他虽然长相不讨人喜欢，但因为是美国人，那个时候巴黎的美国人在社交晚会上还很少，因为新奇也颇受人欢迎。因此，姨母每次要邀请那些名流，总记得叫上威尔·理查德。他本人也颇有些口才，记忆力又好，不久就跟我姨母成为心灵契合的好朋友。男爵大人也终于放弃了戒心，跟他交谈几次，如今发现他确实是个不错的聊天对象。但若是在背后有人问他对威尔·理查德印象，他总是吸一口雪茄，不屑地说一句：“美国人！”
与男爵不同，男爵夫人真心实意地将理查德待为朋友，耐心地给他指点巴黎那些名流的嗜好和品味，并将自己数年来对艺术作品的观点和评价悉心教导。理查德凭借男爵夫人的社交晚会、自己的聪明以及跟巴黎那些困顿的街头艺术家良好的个人关系很快地在评论家立足脚跟，并成了各个名流宴会上讨人喜欢的客人之一。
男爵在一次打猎中不小心坠马，没挨多久就死了。姨母成了寡妇。姨母三十五岁，美貌还未远去——或者正像那些惯于风流交际的绅士们所言，是“最美的年纪”，兼之姨母嫁给男爵时带过来的嫁奁有增无减，男爵跟她两个又无儿女，如今再添上男爵那份，姨母理所当然地成了巴黎最炙手可热的寡妇。一时之间，登门拜访奉承的政治家、商人、艺术家、军官等等形形色色的人络绎不绝。难得的人，姨母在这种不绝于耳的赞美声里出奇的镇静，并且不久做了一个令整个巴黎痛心疾首的事情：迁到伦敦去。姨母的坚决出乎意料，那些惯于上门做客的巴黎名流几番劝说并不见效果，甚至，我听说连法国的当时文化部长都亲自登门拜访，但姨母终于还是留下一堆令人遐想的猜测迁去伦敦。最流行的说法是：姨母爱上了一个英国人，这回迁到伦敦就是这个英国人的主意。整个巴黎的人都在猜测这个好运气的英国人是谁，威尔·理查德起初被当做人选之一，后来因为实在是相差悬殊（他是美国人倒被忽略了，或者在法国人眼里，英国人跟美国人本来也没什么差别），他摆脱了嫌疑，反而成为人们调查这件事内幕最好的方式之一。作为姨母最好的朋友之一，他理应知道一点事情真相——实际上，他确实知道，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和巴黎各种文艺评论报纸上（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文艺评论家之一了）发表文章，称姨母这次迁移是世界艺术中心由巴黎转至伦敦的前奏，他宣称由于资本世界国家的格局变化，现在的巴黎的地位迟早将会被伦敦替代，并大力赞扬了男爵夫人敏锐的艺术洞察力。他的这种说法起初不讨巴黎人喜欢，但后来男爵夫人几次发表文章赞同他的论调，不久，他的名气就愈发大了。甚至，这件事情传到那些翘首以盼的伦敦人耳里，可以说，威尔·理查德人还在巴黎，《伦敦艺术公报》就为他准备好了总编辑的职位。威尔·理查德也不负众望，在姨母迁居伦敦后六个月，只身来到伦敦，经过一番合理的推辞，最终出任《公报》总编辑，并继续与姨母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
我就是在伦敦见到我的姨母的。那时我刚刚从在伦敦上大学，我的母亲与姨母是远方堂姐妹关系，先祖也颇有些名望，但到了父亲这一代已经没有几个记得魏萨特这个姓氏了。我的母亲抱着一线希望，写了一封措辞委婉的信将我介绍给伦敦的男爵夫人。男爵夫人比我大十几岁，对我很亲切。并且由于才来伦敦不久，在交际晚会上有一个体面的大学生总是不坏的。所以，那之后我常常受到姨母的邀请，也因之认识了理查德一类的许多人。后来，我大学毕业，姨母也曾托人帮我谋个几个职位，其中一个还是在理查德治下的《公报》任新闻撰写员，但家庭境况愈来愈差，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终身待在女王街上那间空气污浊，阳光稀少的小办公室里，我那时还年轻，渴望自由和冒险。我当然写了一部小说，托着姨母的关系，评论界倒没有说什么刻薄话，甚至还中肯的夸赞了几句，可惜的销量一直不佳。况且，姨母虽然没有开口明说，但想必心底是以为我没有作为作家的才能——或者像她说的，那种作家的使命感的，我到底放弃了作为一个作家生活的愿望。按照当时一般没有家庭背景的青年发家的必然捷径，我托姨母帮我在一家国际贸易公司谋了一个驻外职位，地点是在东印度群岛。除却热的天气和脏乱的环境，老实说，我还是颇喜欢我在巴达维亚的那段生活。
等我再次回来拜访男爵夫人，她告诉我世界的中心已经转到美国，并已经打算前去纽约继续发展她的文化事业了。后来我又被公司派遣去南美洲，期间收到姨母的一封信，信里她详细附注了她在纽约的地址，并热情邀请我前去拜访。信中还有大约一千字描述美国现阶段文化概况的文字，如果发给某家文艺报社想必也能引起不小的轰动。后来大约两个月后，她又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我无论如何前去纽约看看她。在信里，她热情洋溢的给我介绍了一位我从来没有在任何文艺报纸或者文艺沙龙里见过的名字：约拿·利维坦。男爵夫人称他为上世纪最伟大的画家，是遗落在世界角落的珍珠。“但你知道，即使是在一千英寻海洋底处，珍珠总会发光的”，她用了这么个比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