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古不今”与“又古又今”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一文中写道：“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7月版，第285页）陈寅恪这句话鲜明地指出了他治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不古不今”，乃指国史中古一段，亦即他研究之专业。此段中土中古文史含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一时限，也是陈寅恪治学的最优长领域。陈寅恪自谓的“不古不今之学”是指此一学术领域之时限，并非指学问之本身。外籍华裔学者柳存仁尝谓：“……以前陈寅恪先生也谦虚地自称他‘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我想这正可以代表汉学的极致，这个‘不古不今’，实在包括‘又古又今’……”（转引自刘以焕《一代宗师陈寅恪》第329页）柳存仁之阐释，我感到十分精准。因为陈寅恪治中古这一段历史，从未也不可能取单向度思维定势来考索此一段历史，而是从中土历史演变之目光来审视，他追溯渊源，寻求源头，“不古不今”之上限必然与古代相连，如追溯隋唐制度之渊源与底蕴，必然要从上古追溯。“又今”，乃指陈寅恪之治学方法：陈寅恪除了在美国期间受到白壁德影响外，还受到德国兰克学派的很大影响。他引进的历史语言比较之方法，不仅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先进之方法，即使现在也能称得上是新方法，如他的对音勘同之译名还原法、“直角坐标”法，已被学术界广泛采用。陈寅恪在“不古不今”之领域所撰著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名著中有很多精辟的见解，被中外学界所推崇。英国历史学家崔瑞德编著的《剑桥中国隋唐史》中不仅大量引用了陈寅恪的研究成果，而且对陈寅恪推崇备至，称陈寅恪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崔瑞德在该书《导言》中写道：
“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作出的。在战争年代重庆出版的两部主要著作和四五十年代发表的许多论文中，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一个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第4版，第11页）
陈寅恪对“不古不今”之学术领域所作之贡献由此可见一斑。上举的两部学术著作被学界誉为是唐代政治史的光辉的、有洞察力的著作。当然，除上述两部著作外，陈寅恪还著有《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是由弟子万绳南根据听课笔记整理成稿，凡二十万字，1987年由黄山书社出版发行；此著作虽是陈寅恪执教时的授课记录，但也毕竟是陈寅恪重要的学术创获之一。还如《元白诗笺证稿》，是在清儒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文史通义》）之后，陈寅恪所开创的“以诗证史”新研究方法取得的重要成果。在长达数千年之中国历史长河中，作为一代史学大师，究竟从何处入手方可把握中国学术精髓和历史发展脉络，陈寅恪之选择为后世作出了示例，他从“不古不今”之历史阶段入手的研究方法已得到中外学界广泛赞誉就是其明证。现在学界一般认为，陈寅恪之所以选择“不古不今之学”，主要出于两个方面之考虑：一是研究上古史资料太缺乏，二是研究近代史又会不由自主地带入情感因素，不能客观。并且一些研究者似乎从陈寅恪个人之表述中捕捉到了证据，由此证据可以验证陈寅恪之所以选择中古史作为研究途径之理由。如他尝说过这样的话：
研究上古史，证据少。只要能猜出可能，实甚容易。因正面证据少，反证亦少。近代史不难在辑材料，事之确定者多。但难在得其全。中古史之难，在材料之多不足以确证，但有时足以反证，往往不能确断。（杨联升：《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见《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87页）
还譬如据石泉、李涵二位先生在《追忆先师寅恪先生》一文中说，在1944年冬季，石泉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读书时成为陈寅恪指导下的研究生，石泉是当时惟一在陈寅恪指导下作中国近代史论文的研究生。石泉当时对陈寅恪说自己对近代史有兴趣。不料陈寅恪听后表示赞同，认为此题可以作。但材料隐晦，必须下功夫寻。并且要善于分析、善于鉴别才行。陈寅恪最后语重心长地说：
我可以指导你，其实我对晚清历史还是熟悉的；不过我自己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要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能做。（《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58页）
学界一些人可能根据陈寅恪的上述两种说法，遂认为陈氏之所以选择中古史，乃出于资料缺少和动感情两方面的原因。其实上述两种说法只是一些问题的表面，并非陈氏真正之用意。要了解陈寅恪的真正内在之原因，必须从他建立的学术体系中去考虑。陈寅恪尝指出，中国的文化学术高峰是在宋代，而之前之唐一代，民族文化学术空前繁荣，实为魏晋南北朝民族文化大融合之直接结果。中国文化学术至宋才达到成熟阶段。宋以后，中国文化学术又走上衰败阶段。故，在陈寅恪看来，只有熟悉了解和认识中古历史与文化，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文化学术发展之脉络，才能更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全部中国文化学术发展之进程，为后世中国文化学术之发展提供借鉴。只有站在中古这一文化学术峰巅。才有高远宏大之境界，才能有海纳百川之宽大胸襟，发见华夏民族文化学术的发展之路。这恐怕是陈寅恪选择中古史作为自己的研究路径之真正动因。更何况陈寅恪在欧美多所大学读书时，在古东方文学与中亚历史地理学方面，已奠定了研究中古史的基础；而且，陈寅恪认为，中国在古之隋唐乃灿烂辉煌之时期，有其极为吸引人之处，他尝对好朋友吴宓日：“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而创造一伟大之新时代。（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75页）由此可见，陈寅恪研究中古历史，并以唐史为重点，自非偶然。
二、“三源流说”之学术纲领
陈寅恪的中古史研究，最早始于抗日战争之前之清华园期间，如蒋天枢先生尝谓：“是时先生授课之余，精研群籍，于唐代文学及佛经多所涉及。所特好者，用力尤勤。时武强贺氏所刊吴挚甫评注本《韩输林集》甫行世，先生购置一册，于书眉细字详录有关资料，间抒己校订意见。”（《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75页）陈寅恪研究中古史，于战前发表的《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与《李唐氏族之推测》等学术论文，提出新见解，实已发唐史研究之先声。
陈寅恪的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完成于1939年，因战乱未能立即出版，一直到四十年代方可付印。陈寅恪在这部经典名著中首先点明隋唐制度之源流有三：首先是北魏北齐，其次是梁陈，再次是魏周。他认为在魏齐的源流中含有东晋南朝前半期之因子；粱陈则为南朝文化因子之总结；魏周则系鲜卑野俗加上魏晋遗风之关陇文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兹两部书由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4月合为一册出版，见第3-4页，以下凡引此书内容只注页码。）此一“三源流说”。纯属陈寅恪之发现，也是他撰著此书之理论纲领。
陈寅恪在该书中就家族、地域对礼制兴衰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但近人亦疑陈氏过于强调个人之因素，不过陈寅恪持如此之观点自有其历史之根据：
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城，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第20页）
陈寅恪认为，家族、地域在这一时期对礼制之影响及作用为何这么大，并非由什么个人因素所起作用，而主要是由于南北朝分裂变动的特殊环境所造成。王肃之北奔实为东晋南朝前半期礼制北传之关键。不仅王肃，苏绰之遇宇文泰亦为宇文氏一代典制之因缘。王肃一族的北奔象征学术之北移，乃是由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之故”。关于隋唐制度的源流，陈寅恪认为主要是来自北齐之因子，而并非北周。北周宇文泰恢复周官旨在标新立异，以求在精神上自成一个系统。但宇文泰的摹古之制虽然确立，然其子孙后代并不遵奉，何以如此？陈寅恪之回答是不合时代潮流：“周礼者乃托附于封建之制度也，其最要在行封国制，而不用郡县制。”（第105页）当时的历史潮流就是郡县，就是中央集权和统一。而集权和统一之基因乃北齐之制度，就是废除“汉以来州郡辟署僚佐之制，改归吏部铨授”（第95页），此实为隋唐一统之局面的先机。陈寅恪认为，惟有从北齐这一源流才能深入地考论隋唐集权官制之所以发生的真正内因。换句话说，唐代之中央集权体制绝不可能与周官有什么干涉。唐玄宗虽要依据周礼，编辑六官之典，陈寅恪认为不过是“帝王一时兴到之举”，是为了“文饰太平”而已（第109页）。真正之历史学家是不会为《唐六典》所惑而作表面浮浅之推论。因此，陈寅恪还断定隋唐之刑律亦来自北齐而非因袭北周。陈寅恪认为“北周制律，强摹周礼，非驴非马，与其礼仪、职官之制相同，……故隋受周禅，其刑律亦与礼仪、职官等皆不袭周而因齐，盖周律之矫揉造作，经历数十年而天然淘汰尽矣”（第125页）。北齐乃因袭元魏，而元魏刑律不仅融合了中原士族所传承之汉律，因永嘉乱后，河西流寓儒者所保持或发展演变之魏晋刑律，更加上江左所因袭西晋以降之刑律，可谓是集当世之大成矣。隋唐所承袭的就是这一主流，当然不是北周那一支流。经陈寅恪之反复考证及深入之阐释，其来龙去脉乃了如指掌。
陈寅恪还考释出，不仅刑律，即便是隋唐之胡乐亦承北齐元魏之遗风。北周虽与西域非常接近，但北齐邺都之胡人胡乐转承北魏洛阳、东魏邺都而来，音律仍盛极不衰，遂至隋代犹承遗风。陈寅恪对隋乐即齐乐一章有细密之考证，此为关键所在；关键处既明，其间相承之关系，亦因而大白（第128-135页）。但陈寅恪认为隋唐之兵制却与北周有着相当密切之关系。他认为唐代承袭兵府制，也就是继承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随后的长安洛阳亦很快变为唐初政治权力之中心。既然关陇成为权力之中心，那么就必须有充分之经济力量做后盾，当时支持这一方面的财政政策是“和籴之法”（即官出钱买民之粟），唐代并将这一财政政策变为中央政府制度。这一财政政策既然能够使关中经济可以自给，于是也就改江淮转运之农产品为布帛，作为“和籴”收购之财富。此陈寅恪所谓唐代财政制度的“江南地方化”和“河西地方化”，“江南”，“河西”，亦即是唐代财政制度之两大渊源（第156页）。
陈寅恪在完成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后，又在广西桂林良丰雁山别墅完成了其姊妹篇《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前书凡八章分别讨论了唐代各种制度的渊源及其演变。后书分上中下篇集中对唐一代政治史进行探讨，但与前书实有密切相联之关系。唐代政治制度、统治阶级、党派分野、内政外交等问题，陈寅恪固不能不从魏齐、魏周、梁陈三源流中去探寻，以知其所以然。
三、对李唐势力兴衰之析论
关于关陇、山东两政治集团之升降消长，是陈寅恪研究唐史之重要成果。他在五十年代初发表的《记唐代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之长篇论文，对此一学术成果有进一步之说明。他认为李氏以“关陇本位”起家，压制山东氏族。但武则天出身山东寒族，在派系与权力斗争中，逐渐形成一新兴政治集团。武氏改朝称制虽然失败，但这一政治势力并未消亡。韦后、安乐公主与玄宗、太平公主之争，不过是此一政治势力之内斗。唐玄宗继位后，天宝后期有杨氏当权。而杨妃之入宫，由于高力士之提拔，而高力士则为武氏死党，其所提拔者自不会在其集团之外。但杨氏已属这一政治集团之后劲，安史之乱后，此集团亦告瓦解。（详见陈寅恪：《记唐代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载《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295页）由此可知，陈寅恪从李武韦杨四姓家族看中央政治势力之发展，与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所做的考辨，皆若合符节，据此亦可更加肯定前说。南北朝之贵族阶级及其势力，并未衰于隋唐开国之初，而是衰于武氏培植山东寒族势力，重进士词科以后，在此益得确证。陈寅恪所谓“山东集团”，常常引起误会，因误会者不察山东人中有士族，有寒族，还有胡汉杂糅之“山东豪杰”。陈寅恪于五十年代初刊布的《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一文，对这一问题予以较详细之澄清。唐太宗虽压抑山东家族，但却重用山东豪杰，而其所以胜建成元吉，主要也在山东豪杰之归心。（详见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载《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3-265页）陈寅恪推测在山东豪杰中的很多胡种，是出自北魏河北营户屯兵之系统，尝被称为骁勇善战，多受到唐太宗所忌骇。由于府兵不善征战，唐太宗只好重用山东豪杰。太宗不断整顿兵府，以巩固自身之权力基础，但从太宗到玄宗已经是府兵制之后期，已逐渐衰微。而武则天之战略重心逐渐东移。尤为府兵式微之关键。由此可知，“府兵”之衰落与关陇集团之衰微，是密不可分的。代替“府兵”而兴起的是“蕃将”。太宗所用之“蕃将”基本属部落酋长，而玄宗此时已大都是寒族胡人。关于“蕃将”与唐代历史命运的关系是特别的重要，这一点陈寅恪论之甚精。安史当然亦属蕃将，但平定安史之乱之朔方军亦以蕃将为主。玄宗之后，益复如此。研究唐代兵制者，常以“府兵”为主，但陈寅恪认为“蕃将”之重要性，实在“府兵”之上。他的论文《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完全可以弥补他早年所论隋唐兵制的不足。这是一篇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常被中外学者所提及和引用。（《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96-3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