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族宛如巍峨之丰碑
综观20世纪中国文化学术史，陈寅恪无疑是站在巅峰之人。他不仅学养渊广，而且方法精进，他不顾早年目盲、暮年膑足，仍勤劬异常，教书育人，精研著述，创获丰硕；他早岁主治“塞外之史，殊族之文”，域内无人能企及，因他通晓多种语言文字，域内学人更是难以望其项背。嗣后，他主治“不古不今之学”，对隋唐史及佛经文学等颇多创见，鞭辟入里，发前人未发之覆。陈寅恪的许多学术著述，皆乃踵事增华，继清季章实斋之“六经皆史”后，新见迭出，嘉惠后学。如《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皆为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之嚆矢；就陈寅恪的学术领域来看，在今后若干年的中国学界，很难出现葳蕤以逐之局面。的确，陈寅恪堪称为中国百年文化学史上不可多得之奇才，其里程碑式的学术创获，必将成为后世之典范。其学贯中西及无与伦比之渊博学识，其惊世骇俗卓尔不群之学术人格与学术灵魂，还有那卓越的学术创获，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又一座文化丰碑。
掀开中国近现代史，陈寅恪家族宛如一座巍峨之丰碑，耸立在辉煌灿烂之中国文化学术长廊中；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四人分条立目出现在新编《辞海》中，一家三代四杰，翻遍《辞海》，仅陈氏一家享此殊荣；而陈氏家族之辉煌，因一代宗师陈寅恪而声名远播。
1945年9月，陈寅恪赴伦敦治眼疾，在《乙酉秋赴英疗治目疾自印度乘水上飞机至伦敦途中作》一诗中写道：“眼暗犹思得复明，强扶衰病试飞行。还家魂梦穿云断，去国衣装入海轻。”（《诗集·附唐诗存》第53页）经医生诊断治疗后，虽略有好转，正面看可略见人影，但视力终未能恢复。陈寅恪异乡病目，感怀身世时局之余，作有《乙酉冬夜卧病英伦医院》一首七律，诗前谓：“听人读熊式一君著英文小说名《天桥》者中述，光绪戊戌李提摩太上书事，忆壬寅春，随先兄师曾等东游日本，遇李教士于上海，教士作华语曰：‘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故诗中及之，非敢以乌衣故事自况也。”诗云：“沉沉夜漏绝尘哗，听读卢百感加。故国华胥犹记梦，旧时王谢早无家。文章瀛海娱衰病，消息神州竞鼓笳。万里乾坤迷去住，词人终古泣天涯。”（同上55页）陈寅恪在此言及“乌衣故事”与“旧时王谢”之典故，乃指晋朝王、谢两望族之子弟。乌衣，是巷名，在南京市东南，古与朱雀桥相连；晋时王导、谢安等名门望族居此，故谓其子弟为“乌衣子弟”或“乌衣郎”。《宋书·谢弘微传》：“（谢混）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乌衣之游。”后以“乌衣巷”为富贵人家。刘禹锡《乌衣巷》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唐诗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30页）“乌衣子弟”复泛指贵族子弟。
由此可见，陈氏一门乃世家。那么，是怎样的世家呢？吴宓对此有极为明确及简要之说明：“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任命者也。”（《读〈散原精舍诗〉笔记》，见《国学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45页）作为世家之陈氏一门，吴宓之评价当属不刊之论。
二、先祖为中医世家
陈寅恪的祖上原居福建的上杭，属于客家系统。他的六世祖陈腾远由闽入赣，定居当时的义宁州竹里。陈腾远的儿子陈克绳，被当时学者称为“韶亭先生”，可见已是读书人家，陈克绳共生四子，幼子陈伟琳（字琢如）从小读书，“六、七岁授章句，已能通晓圣贤大者”，“及长得阳明王氏书读之，并发警敏，穷探默证”。（郭嵩焘语，见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第2页）但也无寻求功名利禄，仅以道德和孝义来感化乡里，据郭嵩焘说，因伟琳事母最孝，而母“体赢多病”，乃究心医术，“遂以能医名”。（出处同上）这也就是陈寅恪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说的“先曾祖以医术知名于乡村间”的家世开端。郭嵩焘系陈世家族之世交，为陈琢如所写之《陈府君墓碑铭》云：“陈琢如先生讳伟琳。祖鲲池由闽迁江西之义宁州，再传而生先生。考克绳，生子四人，先生其季也。”（《养知书屋文集》21）伟琳一生不出仕，也不求名，但胸怀经世之志，曾创办义宁书院，培养人才。当太平军攻占武昌后，江西也受到侵扰。陈伟琳组织乡人为团练，防守义宁，达数年之久。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是陈伟琳的第三子。长子树年于光绪七年（1881年）病故，次子观瑞早殇。陈宝箴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他从小就聪明颖悟，英毅好学，记忆力和理解力皆异常惊人。陈伟琳教他几首古诗，刚学几遍之后他就能倒背如流。陈宝箴的出现，使这个家族“以诗书立门户，以孝悌为根本”的生命史基因产生了巨大之裂变，从此之后，一个登峰造极的文化型大家族赫然出现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舞台上。
三、陈宝箴：封疆大吏与诗文大家
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封疆大吏，故陈伟琳公以子贵，赠以光禄大夫。因伟琳公精通医术，遂以医教其子孙后代，故陈氏家族中有三代皆熟中医之学之说法。陈寅恪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引郭嵩焘为陈府君写墓碑铭说：“先生以太淑人体赢多病，究心医家言，穷极《灵枢》、《素问》之精蕴，遂以能医名。病者踵门求治，望色切脉，施诊无倦。”（《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4月版，第189页）由此可知陈琢如公是为尽孝母之心而钻研中医学的。求之治病者“踵门”，且医德高尚，不计报酬，不顾辛劳。陈琢如公将其医术传授给哲嗣宝箴。陈宝箴之医术也非常精熟。据陈寅恪记载，翁同和在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正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写道：“晚访陈右铭，未见。灯后右铭来辞行，长谈。为余诊云，肝旺而虚，命肾皆不足。牛精汁白术皆补脾要药，可常服。（自注：‘脉以表上十五杪得十九至，为平。余脉十八至，故知是虚’）”（《塞柳堂集》第189页）陈寅恪幼时体弱多病，大多服用乃祖与尊人所开之药，一直到1900年举家迁至南京后方延请西医治病，家里逐渐不用中药。这是因为陈寅恪平生不太相信中医，他说：“寅恪少时亦尝浏览吾国医学古籍，知中医之理论方药，颇有由外域传入者。然不信中医，以为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若格于时代及地区，不得已而用之，则可。”“小戴记曲礼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先曾祖至先君，实为三世。然则寅恪不敢以中医治人病，岂不异哉？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长女流求，虽业医，但所学者为西医。是孟子之言信矣。”（《寒柳堂集》第188、189页）蒋天枢先生在《陈寅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1962年条中记述：“夏六月十日，（寅恪）右腿骨跌折。住进中山二医院。因年老未动手术。当时枢曾建议请上海中医骨科专家治疗。先生不肯，致断腿终未能复原。”（见该书第172页）陈寅恪在这里所引述的《礼记·曲礼》中的“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和孟子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说的是从曾祖伟琳、经祖父宝箴，再至父亲三立，正好三世；从曾祖伟琳起迄女儿流求止，正好五世，长女流求虽习医，但习的是西医。由此也正好应验了孟子之论断。陈寅恪非常内疚与喟叹：陈家医道不传矣!或许这只是表层现象，更深之层面，陈寅恪未便表明。他知道前辈若不能入仕途，固为良医，医可救人。由此可推，陈寅恪将《吾家先世中医之学》一篇置于《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之首，显然是曲笔，以此表明心迹。陈寅恪在《未定稿》之弁言中写道：“先祖仅中乙科，以家贫养亲，不得已而就末职。其仕清朝，不甚通显，中更挫跌，罢废八稔。年过六十，始得巡抚湖南小省。在位不逾三载，竟获严谴。先君虽中甲科，不数月即告终养，戊戌政变，一并革职。后虽复官，迄清之末，未尝一出。然以吏能廉洁及气节文章颇负重名于当代。”（《寒柳堂集》第187—188页）此处表征先君虽乃封疆大吏，却认为是“湖南小省”，仍感误入仕途，不如行医济世治人为佳；即使是这样，先君仍能廉洁从政，并能以诗文名于世，俾陈氏家学不断相传。陈寅恪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在他小的时候，大约是1895年，祖父右铭公任直隶布政使，父亲三立留在武昌侍候母亲。有一天，陈寅恪忽然看到佣工携带鱼翅、酒并一纸封来见先祖母，说这是当时湖北巡抚谭继洵（谭嗣同之父）所赠。纸封内有银票五佰两，请查收。先祖母曰：“银票万不敢收，鱼翅与酒可以敬领也。”遂将鱼翅与酒收下，银票退还。这是因为谭继洵患了重病，服了陈寅恪祖父宝箴所开之中药，遂痊愈了。谭继洵深知陈家不够富裕，陈宝箴又在保定任上，为了以济急时之需，故酬谢重金。当时陈寅恪只有四五岁，“颇讶为人治病，尚得如此酬报。”他对这件事，“在童稚心中，固为前所未知，遂至今不忘也。陈寅恪还记述道，1899年，先祖父陈宝箴寓南昌，有一天诸孙在旁侍候，闲话旧事，略言昔年自京师返义宁州乡居，先曾祖母告之前患咳嗽，适门外正好有人出售人参，买后服用，病即痊愈。先祖陈宝箴感到惊讶，因为家境并不宽裕，何能买价格昂贵之人参，若是价格便宜，固非人参，乃荠也。盖荠似人参，而能治疗咳嗽之病。陈宝箴谓，这一点《本草》讲得很清楚，但人们不太留意。由此，陈寅恪便知道了《本草》这部著作。陈寅恪的母亲身体不好，经常卧病，在案头常放一部节本的《本草》，以便随手查阅。陈寅恪翻开此书，对照检查“荠”一药，果与先祖父之言附应。此后，陈寅恪即不时翻检旧刻医籍、药书，在1937年6月清华大学授课之余写下了《狐臭与胡臭》的论文。陈寅恪认为：“疑此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傥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寒柳堂集》第159页）如果没有陈寅恪的家学相传与医书、药书之翻检，恐不可能得出此种结论矣。
陈宝箴在二十一岁时恩科乡试，成为举人。留居京师三年。有机会结交四方俊雅之士，尤与易佩绅、罗享奎交谊甚笃，三人形影不离。一日，三人正在茶楼小饮，忽见西郊火光冲天，一问方知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陈宝箴一时满腔愤怒，拍桌号啕，恨不能立即指挥千军万马，将那些入侵者碎尸万段，哭声撕肝裂肺，四座茶客无不为之动容。后应易、罗二位好友之邀请，陈宝箴离开了已逗留三年的京城，前往果健营，不久又离开果健营。他感到习儒学、钻八股，难以立救中华于水火之中，遂决定精研强国兴邦之学问和军事攻守方略，彻底摒弃科场进取之人生道路。他首选之目标便是两江总督曾国藩。陈宝箴对曾氏仰慕已久。曾氏对陈宝箴待为上宾，称之为“海内奇士”也。据湘人朱克敬之记载，陈宝箴曾调和了曾国藩和沈葆桢之间的冲突。曾氏推许陈宝箴为“半杯旨酒待君温”，可见其对陈氏之推重。
陈宝箴在安庆不久便到江西跟随席保田。太平军起，席保田在江西从刘坤一和江忠义佐军，陈宝箴助席保田作战，对席氏帮助很大。到席军不久，陈宝箴觉察到席宝田与江西巡抚沈葆桢有矛盾，陈宝箴发现，席、沈矛盾似乎很尖锐，久而久之，必然会遗患无穷，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决计劝两人以大局为重，重归于好。果然，沈、席二人对陈宝箴所言口服心服，接连点头称是。从此二人在军事上配合默契，使江西战场捷报频传，屡受嘉奖。
清军攻克天京后，天国之幼王洪福率众逃往福建。陈宝箴建议派兵到广昌、石城间伏击。席宝田从之，果然出敌不意，擒获洪仁歼、黄文英和洪仁政等头目十余人，后又追获洪福，建立大功。席宝田一再叙保陈宝箴为知府，但宝箴没有接受，重回曾国藩幕府；直到曾国藩调升直隶总督，宝箴才决定做官，以知府发湖南候补。陈宝箴深通韬略，很有魄力。直到1880年7月，奉命授河北道（河南武阳），离湘北上。他在河北三年，立治盗之法，定治河堤之章；严惩徇私靛，使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大为改观。陈宝箴为官河北道时，创办致用精舍，努力培养人才。他在自己官邸的醒目处，挂有他亲笔手书的一张条幅：“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1895年8月，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在《散原精舍文集·巡抚先府君行状》中记述云：“光绪廿一年八月，诏授湖南巡抚。府君故官湖南久，习知其利病。而功绩声闻昭赫耳目间，为士民所信爱。”（《寒柳堂集》第197页）宝箴素知，要清理省治，必先整顿吏治。经过整饬吏治之后，湖南各层官吏一改旧日之陋习，纲纪遂渐渐恢复，行政亦渐上轨道。湖南新政勃兴时，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于1897年亦到湖南，为时务学堂总教习。黄遵宪原荐康有为，但陈三立认为梁氏“所论说，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宝箴以为然，遂聘梁至长沙（见《寒柳堂集》）。时务学堂原是王先谦之私学，宝箴将其收为官办，并奏明遵旨创设，由中央拨款，不足之数，则由地方绅士设法筹措。讲授课程包括经史、掌故、格致、测算等实学。光绪皇帝十分关注时务学堂，并拨款资助。梁启超既主持时务学堂教席，康有为的公羊维新之义亦随之入湘。但湘中公羊之学并不自梁启超始。南学会的会长皮锡瑞便是今文大师。说到南学会又是陈宝箴抚湘之大建树。南学会开学典礼，宝箴亲自前往作《论为学必先立志》之演讲，他的演讲慷慨激昂，听者为之动容。他每周星期日便亲率大小官员到南学会从旁坐听，与平人齐立，宝箴带头加入了南学会。在时务学堂中就读之学生后来有不少在政界、军界皆是出人头地之人，如章士钊、蔡锷、杨树达等。章士钊有一诗记及此事：“戊戌初政变，湖南有首功。绍始时务堂，厥在丁酉冬。义宁为中丞，元和士所宗。……吾年十六耳，神纸走蛇龙。蔡生（指蔡锷）名艮寅，摄影肩相从……”（转引自刘以焕《国学大师陈寅恪》第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