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春末，罗振玉携眷由日本返国，暂寓上海，与王国维复度相聚。是年5月，罗振玉第三女罗孝纯与王国维长子王潜明在上海结婚。从此，罗振玉与王国维成了亲家，罗、王二氏二十年之学术交往与情谊，可谓又进了一大步。这一年的10月11日至12日，王国维患脚气病，罗振玉遂邀他前往天津休养。期间，罗氏复介绍陕西总督与王国维相识，正是此人在三年后推荐王氏走进清官，成为逊帝溥仪之南书房行走。另外，经罗振玉之介绍，王国维受聘为乌程蒋汝藻（孟）纂修《密韵楼藏书录》、《密云楼藏书志》、《传书堂记》等。王氏由此便利条件而阅读海内善本和孤本，亦大为方便了他之学术研究。几个月前，王国维还为罗振玉修改送丁衡甫挽联。丁氏为江苏山阳人，清末官至山西巡抚，系罗振玉之内从兄。“联中‘不二十载’拟易为‘廿载中’，‘曾几何时’拟易为‘数年来’，因‘曾几何时’四字与‘斯民畴复帱’五字不甚相贯也。”（《王国维全集·书信》第284页）1921年6月，罗振玉第三子罗君楚在上海患病，王国维非常关心，尝给王潜明写信详细谈病情。直至10月，年仅26岁的罗君楚病故。王国维十分悲痛，便写下《罗君楚传》一文，对君楚之为人与学术均作了详细之描述。王国维写道：“余初见君楚时，君楚方六、七岁，盖亲见其自幼而少、而长、而劬学、而著书。君楚为学，有异闻必以语余，余亦时以所得告之。余作《西胡考》，君楚为余征内典中故事。君楚所释《华严经》刻本，今于其殁后数月始得考定，为元初杭州所刊河西字《大藏经》之一，恨不得以语君楚。然则余亦安得复有闻于君楚耶？将突厥、回鹘、修利诸史料不能及今世而理董耶？即异日有继君楚之业者，如君楚之高才力学，又岂易得也。君楚没，海内知参事及君楚者，无不痛惜，嘉兴沈乙庵先生与余言君楚，辄涕泗不能禁。然则君楚之死，其为学术之不幸，何如也？”（《观堂集林》外二种下册，第707页）王国维复拟为罗君楚编印遗著，还拟将罗君楚编译之巴黎、伦敦两种敦煌书目印入蒋汝藻所刊丛书之中，并为之撰写序言。半年后，王国维复撰写了《罗君楚妻汪孺人墓碣铭》，与此前之《罗君楚传》一并收入《观堂集林》。
1923年5月，经升允推荐王国维接逊帝溥仪之谕旨，动身前往北京就任南书房行走。1924年8月，罗振玉亦入值南斋。一时间，他们二人皆成为“皇帝”身边之近臣。进宫后，罗振玉奉命检查内府古器，他要求王国维与他一起检查，故他们又一次在一起，进行密切之合作。在这一特殊之环境里，王国维与罗振玉的人格表征明显不同。王国维书卷气很浓，完全是学人气质；罗振玉更热衷于政治，完全是政客面貌。罗振玉当时家在天津，每至京，即寓王国维家。罗振玉经常往来京津两地，不常去宫里，他还要求王国维把他不在宫中时所发生之事告诉他，并且陷人深深的派系斗争之中。王国维对宫中派系斗争十分厌恶，尝写信告诉过罗氏，表达了一种不愿同流合污的心愿。但此种情绪并没有影响王氏对逊帝溥仪之忠诚。与此相反，罗振玉却深深地陷入了宫廷之派系斗争中，而且愈陷愈深，最终成为这个派系斗争中之重要角色。特别是1925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逼出官以后，罗振玉同郑孝胥、陈宝琛等人，为了各自不同之目的和利益，发生了激烈之争斗，罗氏乐此不疲，并且表现活跃，上蹿下跳，显得非常有活动能量。关于罗振玉，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有详细之描述，不妨录以备考：
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贴贴，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按说王国维的债务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3月版，第201页）
王国维青年时期受过罗振玉之帮助是事实，但并不存在王氏为了报答罗氏而将自己的著作献给罗振玉的问题，而罗振玉之学术著作里渗透着王氏之心血倒亦是事实。关于此一点，笔者尝在写王国维的其他几篇文章中有所述及，此处不赘。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还描述道，罗振玉到官里来之时候，约五十出头，中高个儿，戴一副金丝近视镜，留着一小绺山羊胡子，脑后垂着辫子。由于升允之推荐，亦由于他的考古学之名义，溥仪接受了陈宝琛之建议，留作南书房行走。溥仪说罗振玉在复辟活动方面之名气比他在学术上的名气大，更受到溥仪注意。此时之王国维十分清醒，他在1925年3月，就给好友蒋汝藻写信，表示准备离开这一龌龊之地。王国维反复表示还是要以教书为业，充分显示了他之学人本色。不同的是，罗振玉仍在“恶浊”环境中。此时，王国维与罗振玉已明显表现出了不和谐之矛盾。这种不和谐之矛盾在他们近三十年之友情间首次凸现了出来，使他们的友谊蒙上了一层阴影。就在这一年4月，王国维全家迁居清华园，专任国学研究院导师。8月，王国维赴天津为罗振玉庆祝六十大寿，并献贺诗二首：“卅载云龙会合常，半年濡响更难忘。昏灯履道坊中雨，赢马慈恩院外霜。事去死生无上策，智穷江汉有回肠，毗蓝风里山河碎，痛定为君举一觞。”“事到艰危誓致身，云雷屯处见经伦。庭墙雀立难存楚，关塞鸡鸣已脱秦。独赞致尊成勇决，可知高庙有威神。百年知遇君无负，惭愧同为侍从臣。”（《王国维文集）第588-589页）王国维在诗中认为，知遇之恩，当永远难忘；但惭愧的是与罗振玉同为南书房行走，王氏却不能同去天津陪伴圣上。这“惭愧”一词，颇富深意。从此面解，乃是自责；从彼面解，可能含有另外之意。一方面对圣上有所不满故不能像罗氏那样随其左右；另一方面便是对罗振玉不满，罗主张溥仪出洋，故愿意跟去天津，欲极力促成，此与王氏意思相左。只因双方相交既深且久，故反而不好明讲。相互抵牾，只在心中。王国维之人格独立，不为人拘，恰如他之学术独立。读这两首贺诗，亦足能窥其一斑。
七、断交与“遗折”
1926年9月，王国维长子王潜明在上海病逝，享年28岁。王潜明为王国维第一位夫人莫氏所生，深得王国维的喜爱。王国维亲赴上海，直到丧事处理完毕，乃离沪北返。由于家庭琐细及误会，罗振玉与王国维发生矛盾，他们的交往至此破裂。1926年10月至12月，王国维与罗振玉互致书信，谈儿女细故，终因发生误会导致两人数十年之通信至此而绝。一直到1927年2月25日，溥仪在天津张园做寿时，王国维与罗振玉那天皆前往拜寿。两人相视而过，没有接言，似已情断义绝。（参见拙文《王国维最后的岁月与学术辉煌》一文）
对于王国维与罗振玉晚年失和一事，陈鸿祥先生作《王国维年谱》有一独特看法。陈先生认为，王、罗失和是出于一种误会，此说较为可信。陈先生认为：王潜明不幸病亡，罗振玉可怜爱女，而迁怒于王氏夫妇，罗曼华亦确有不满舅姑之处。但此种迁怒与不满，决不是因为所谓钱关系，亦与别人的其他揣测无关。
5月，国内政局发生激烈动荡，王国维急促不安。冯玉祥之部队直逼北京，王国维怕自己的名字已经上了冯玉祥之黑名单，遂留下遗书一份，于1927年6月2日上午，来到颐和园昆明湖畔，扑通一声，自沉而死。一位中国学术史上之绝代天才，就这样结束了自己。遗书上之主要内容，只有十六个字：“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6月7日，罗振玉据情“上奏”溥仪，并代递了一封“遗折”。关于这封“遗折”，溥仪所记：
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国学大师殉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过程是这样：罗振玉给张园送来了一份密封的所谓王国维的“遗折”，我看了这篇充满了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恻悯……加恩谥于忠悫，派贝子溥价即日前往奠缀，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二千元……”罗振玉于是一面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为“忠悫公”设灵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一面更在一篇祭文里宣称他相信自己将和死者“九泉相见，谅亦匪谣”。其实那个表现着“孤忠耿耿”的遗折，却是假的，它的编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见”的罗振玉。（《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3月版，第202页）
溥仪自道他尝为罗振玉所写的祭文而“迷惑”，但罗振玉极力要使人相信的是，王国维之死是“殉清”。据后来的学者说，原来“遗折”是罗振玉命其第四子罗福葆仿王国维的笔迹写下的，他对此并不隐讳，其外孙刘蕙孙回忆说：“1929年我在旅顺，雪堂先生对我说起他和静安的友谊，最后说：‘他最后觉得对我不起，欲以一死报知己。我也觉得那件事不免粗暴，对他不起。但死者不能复生，只好为他弄个谥法。遗折是我替做的。’”（《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关于罗振玉代递“遗折”目的，学界不少人皆有猜疑，但此事在深悉内情之其嫡孙罗继祖看来则毫不奇怪，他在《跋〈观堂书札〉》一文中尝谓：“祖父和王先生效忠清朝的信念至死不渝，这一点是共同的，并不为家嫌隙而有所动摇。所以祖父一看到王先生临终遗嘱而痛感愧对死友，在王先生一死明志，并没有‘希冀饰终恩泽’的动机，而祖父却迫不及待地代递遗折。溥仪说遗折写得很工整，不是王国维的手笔，这话倒是说对了。祖父对于王先生身后，特别是遗书的编纂刊行，不超过一年，遗书四集赫然在案，是尽了心力的。”（《读书》1982年第8期）几年后，罗继祖复在一部回忆其祖父之书中写道：“祖父一接到投湖消息，又看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的遗嘱，才痛感只有不忘久要，而自己反不能捐弃小嫌，万分愧对，急急忙忙代作了一份遗折呈给溥仪，这份遗折虽未留稿，内容可以估计到，一定是希望溥仪毋忘在莒，近贤远佞。在祖父认为死者的心事他是明白的，代递遗折，尽后死之责，心安理得，所以丝毫没有想到会有人责备他‘欺君’。”（《庭闻忆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98—99页）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又写道：
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份，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继而以要休退他的女儿（罗的儿媳妇）为要挟，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民国十六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见该书第201页）。这其实就是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所说的“委琐龌龊”之传说。罗振玉之“逼债”说，恐怕亦是言过其实。即便是罗振玉真的逼债，王国维亦不会为那一点钱而投湖自尽。自陈寅恪在1927年6月写了《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后，罗振玉大加恭维：“大作忠悫挽词。辞理并茂，为哀挽诸作之冠，足与观堂集中颐和园词、蜀道难诸篇比美；忠悫以后，学术所寄，端在吾公矣。”（高阳《笺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高阳说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84页）罗振玉之赞词是出于衷心感激。因为是陈寅恪在无形中帮了他的忙；此并非陈寅恪有所爱于罗振玉，而是为了要解释王国维之死，陈寅恪在挽词中使用了多处曲笔，暗示死因之复杂。关于王国维之死，直到胡适之晚年，还保留着印象。1961年9月20日，胡适在与胡颂平的谈话中才谈到了这一印象。胡适在谈到梁启超与王国维之死的关系，说北伐及大革命向北京挺进时，梁启超的情绪影响了王国维。他说：“那时他（按：指梁）很怕，他曾计划出逃。他的门人故旧多少人，他是可以不怕的。王国维的死，是看了任公的惊惶才自杀的。王国维以为任公可以逃得了；而他没有这么多的门生故旧，逃哪里去呢。所以自杀了。任公先生就因心里害怕的关系，又因身体不好，心境就不同了。”（《胡适周围》，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45页）不管怎么说，王国维之死，最紧张的人当是罗振玉，为此，罗振玉亦下了一番功夫。诸如设灵公祭，代“遗折”，编文集等，不一而足。在整理王氏遗著期间，罗振玉在王国维家中找到《论政学疏》草稿，遂将公之于世。罗氏还编印发行了《王忠悫公哀挽录》一书，高度赞扬与评价王国维之学术成就。王氏赴水远行之后，罗氏主动承担后死之责，为亡友料理后事，应使王氏在九泉之下感到有所安慰。总之，王国维与罗振玉两位国学大师的学术与人生交往是真诚的，朴实的，是富有深刻内容的。两人近三十年之交往与合作，导致形成的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罗王之学”，我相信，将会永远造福于后世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