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教学中坚持依事实说话，反对凭空推断，这是王氏一贯之风格，也许是由于考据的治学习性养成的此一作风。姜亮夫在回忆清华国学研究院上课之情景时说：“王国维先生讲课，非常细腻，细致，讲的是《说文》，用的材料许多是甲骨金文，用三体石经和隶书作比较，这样一来对汉字的研究方法细密了，而且还知道许多相关书籍。”姜亮夫在谈到王国维做学问的特点时又说：“王先生做学问有一个特点：他要解决—个问题，先要把有关这问题的所有材料搞齐全，才下第一步结论，把结论再和有关问题打通一下，看一看，然后才对此字下结论。这中间有一个综合研究方法，他不仅综合一次，再经过若干次总结，方成定论。例如总结甲骨金文中的资料研究殷周两代的一切制度，就是总结殷周两代个别问题的综和。这个问题我在清华读书时，不是太了解，后来我出来教书、做科研工作越来越感到王先生的教导对我帮助很大。”（姜亮夫：《忆清华国学研究院》，载《清华旧影》，鲁静、史睿编，东方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12页）上课时，王国维操一口浙江“海宁官话”，这更促使学生们能够聚精会神地聆听。按照姚名达之说法，当天九时上第一课，听先生讲《说文》，大家就被他之“妙解”惊服了。但最令同学们敬佩的地方，还在于王国维平时亲切平等对待后学，王氏不以名家自居。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之老实态度，对待学生。王力回忆他那时留着辫子，戴着白色棉布瓜皮小帽，到了冬天，棉袍上勒了条粗布腰带，一副私塾“冬烘先生模样”。王氏讲书经（即《尚书》），当堂告诉同学“这个地方我不懂!”谈到学术问题，他直率地说：“我的研究成果是无可争议的!”这就更加赢得了师生们的敬重。听过他讲课的学生，首届的即有杨筠如、余永梁、吴其昌、刘盼遂、周传儒、徐中舒、方壮猷、高亨、何士骥、姚名达等近三十人。第二届的有谢国桢、刘节、陆侃如、王力、戴家祥、卫聚贤、朱芳圃、姜亮夫等三十余人。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在人文学术领域皆作出了杰出贡献。回顾昔年受教于王国维，大家皆敬仰不止，并由此而养成敬业乐群之学风。王氏门人徐中舒尝谓：“民国十年，余在上海得瑞安孙仲容先生所著书，其《名原》一篇，雕刻窳劣，所引古文字，率以墨钉替之，每一执卷，辄难卒读，因广搜彝器款识龟甲兽骨文字以补其阙，遂于上虞罗氏所刻雪堂、云窗两丛书及英人哈同所刻‘广仓学窘丛书’中，得读先生所著书不下数十种，于是始知并世学者中乃有谨严精深之大师如先生其人者。民国十四年秋，北京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成立，延先生主讲席，余遂决然前往就学，欲以偿积年愿见而无缘相见之大师焉。初余在南中，颇闻先生尚留辫发，至是验之而果然。先生体质瘦弱，身着不合时宜之朴素衣服，面部苍黄，鼻架玳瑁眼镜，骤视之几若六十许老人，态度冷静，动作从容，一望而知为修养深厚之大师也。时先生方讲《古史新证》，以钟鼎款识及甲骨文字中之有关古代史迹者，疏通而证明之，使古史得有地下材料为之根据，此为先生平生最著名之研究。盖取旧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诸篇，增定而成。先生操浙江音之普通话，声调虽低而清晰简明可辨。当先生每向黑板上指示殷虚文字时，其脑后所垂纤细之辫发，完全映于吾人视线之前，令人感不可磨灭之印象焉。”（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第455—456页）可见，王国维的教学给学生留下的印象是何等之深刻!王国维非常重视直观教学，他尝谓：“教育者，非徒以书籍教之元谓，即非徒与以抽象的知识之谓。苟时时与以直观之机会，使之于美术、人生上得完全之知识，此亦属于教育之范围者也。自然科学之教授，观察与实验往往与科学之理论相并而行，人未有但以科学之理论为教授，而以观察实验为非教授者，何独于美育及德育而疑之？”（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1页）王国维在强调教育的直观性时将“美育”提到了一个属于培养什么样人的高度，早在1903年时，他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他在《论教育的宗旨》一文中详细地论述道：
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发达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或发达其精神而罢敝其身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性育）是也。”（《王国维论学集》第373页）
王国维认为，教育的宗旨就是为了造就一个“完全之人物”，要造就一个完全之人，教育就必须在智育、德育、美育方面下大力气，方可实现这一目标。关于智育，王国维说：“人苟欲为完全之人物，不可无内界及外界之知识，而知识之疆度之广狭，应时地不同。古代之知识，至近代而觉其不足；闭关自守时之知识，至万国交通时而觉其不足。故居今之世者，不可无今世之知识。（《王国维论学集》第373页）关于德育，王国维说：“然有知识而无道德，则无以得一生之福祉，而保社会之安宁，未得为完全之人物也。……古今中外之哲人，无不以道德为重于知识者，故古今中外之教育，无不以道德为中心点。”（同上注，第374页）关于美育，王国维说：“德育与智育之必要，人人知之，至于美育有不得不一言者。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人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同上374页）这一时期，王国维在上海《教育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不少关于教育和倡导美育的文章。此处不引。
七、最早提出“美育”的人
王国维在详细深入地分析智育、德育、美育的功能之后，明确指出：“然人心之知情意三者，非各自独立，而互相交错者。如人为一事时，知其当为者‘知’也，欲为之者‘意’也，而当其为之前又有苦乐之‘情’伴之，此三者不可分离而论之也。故教育之时，亦不能加以区别。有一科而兼德育、智育者，有一科而兼美育、德育者，又有一科而兼此三者。三者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同上374，375页）王国维并附加了一个图，说明教育之宗旨。王氏图式内容为：教育之宗旨，包括体育和心育两个方面；心育包括智育、德育、美育三个方面，最后才能成为“完全之人物”。由此可知，王国维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美育，同时倡导德智美体四育并举，而且鲜明地提出教育之宗旨就是培养“完全之人物”。
但是，长期以来，学界总有人说：“蔡元培是我国第一个把美学理论应用于教育的人，是美感教育的首倡者；”（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44页）“在我国‘美育’这个名词最早是蔡元培在本世纪初从德文译出的。”（《蔡元培的全民教育观》，载《光明日报》1982年1月13日）不少书刊亦皆如是说。蔡元培先生在《二十五年中国之美育》一文中也说：“美育的名词，是民国元年我从德文……译出的，为从前所未有。”最近还有人提出“最早提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系统教育思想，是近代教育思想的奠基人蔡元培。”（《文明的呼唤———蔡元培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内容提要”）然而，包括蔡元培先生在内的这些说法皆不确切，均有很大误会。应该说，在中国最早提出“美育这个名词的人是王国维。蔡元培第一次提出“美育”这个名词，始见于《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其后发表了此篇文章。先后刊登于《民主报》1912年2月8、9、lO日，《教育杂志》第三卷第十一号（1912年2月10日出版），《东方杂志》第八卷第十号（1912年4月出版）。可见，蔡氏在发表和出版此篇文章时，已是王国维在《教育世界》杂志发表《论教育之宗旨》九年以后之事了。
1920年，蔡元培出国考察，在新加坡南洋中学作题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讲演，他说：“前年我国审查教育会，把普通教育的宗旨定为：（一）养成健全的人格，（二）发展共和的精神。”他提出此一观点后，又进一步地予以了阐释：“所谓健全的人格，分为四育，即：（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这四育是一样重要，不可放松一项的。……四育，都宜时时试验演讲，要一无偏枯，才可教练得儿童有健全的人格。”（《文明的呼唤———蔡元培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2l、124页）这是蔡元培第一次明确提出体、智、德、美四育并重，并提出了较王国维更为完整先进的教育宗旨。但即使这个教育宗旨是“前年”（1918年）制定的，亦是王国维发表《论教育之宗旨》十五年后了。王国维与蔡元培之兴学思想，既有时代之差异，又有历史之传承关联。王氏的兴学思想并未超越晚近“变法图存”之思想范畴，他所要培养之“完全之人物”，是以封建道德观念为“德育”之标底的，与蔡元培“养成健全的人格”与“发展共和精神”之兴学思想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王国维在我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史上，第一个提出美育，首倡德、智、美、体四育并举，并提出在当时较为先进之培育“完全人物”之教育宗旨，这无疑是对我国现代教育的杰出贡献。
八、装古史与西北研究的卓越成就
王国维给人的印象似乎天生就是一块做学术研究之好料子，一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执教后，其学术方向即转入治蒙古史和西北地理，致力于四裔金石文献之考释。1925年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教授马衡赴洛河考古，所获甚半，遂将“汉魏石经残石拓本”数十种送王国维考研。他知道王国维会喜欢的。王国维对马衡如此慷慨提供这些珍贵资料，十分感佩，当即致信感谢，并告以初步所得之见解。9月9日，在致马衡的一封信中说：“顷何生士骥到校，携来所赐汉魏石经残石拓本共近七十种，百朋之锡何以加之，敬谢敬谢。询之何生，知兄上月返京并未再赴雒阳，想发掘事尚未有成议。此次所得残石至六七十片之多，可谓大观。然非兄亲往恐亦不能运至此也。汉石经中其一块有阳字及弭字者，乃《小雅》、《采薇》、《出车》二篇之文，弟才阅一过仅能知此，想兄必已考出也。（魏石经中似尚有《无逸》残字，不止《民命》一石，尚未细检。）小字隶书究系何物，兄已考出否？”（《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20—421页）马衡接到王国维之信后，亦将自己“考出”之成果告知了王国维。此后之一段时期，他们多次信书往来，交流学术研究之心得。10月，王国维假沈宝熙藏芗楂书室抄本《蒙古源流》，以校光绪中刻本，复以《元秘史》、《元史》、《明史》等书详为校注。刻本错字累累，端赖抄本正之，王国维原拟写定为校注，与蒙古史料四种并行，后因找不到善本及蒙古原本比勘，未能如愿。门人赵万里说：“余顷见漠南汪睿昌译本，较沈藏抄本尤善，文字多与先生校语合，恨先生不及见也。”（《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书目》，见《王国维年谱长编》第458页）王国维的终生至交沈曾植著有《蒙古源流笺证》一书，由张尔田校补付印。张尔田在序文中说：“嘉兴沈乙庵先生与洪文卿、李芍农二侍郎同治西北舆地之学，而于此书研殷尤勤，洪、李书行世最早，先生著述矜缓，丹墨丛残，及身多未写定，其偶落于人间者，吉光片羽而已。先生既归道山，与始与亡友王忠悫相往为之理董。”又在附记中说：“此书写成后，复从赵君万里假得传录亡友王静安校本，静安自识云：“乙丑重九，假沈庵官保所藏芗楂书室抄本，比勘竟，抄本亦有脱落，然文字颇胜于此本也。……细审其本脱误，亦与通行本同，实未大远于先生所据诸本，惟静安简端签语郅精，颇有可与斯笺印合处，今遴其当及小有意者，都载笺中，称王静安校以别之。”（《蒙古源流笺证》，见《王国维年谱长编》第458—459页）可见，王国维在此一学术领域用力甚勤。当然，说王氏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后转向此一领域，并非自此涉足这一学术领地。其实，王氏长期一直即致力于此，只不过根据教学之需要，将多数精力向此一领域倾斜罢了。如王氏除了蒙古史和西北地理学研究之外，是年秋，还撰写了《克鼎铭考释》，复草成《元朝秘史地名索引》，并写成《元朝秘史》跋，稍后，又跋《蒙鞑备录》，撰《鞑靼考》等。其实，王国维不论在什么时候，皆是多学科同时并进。只是在某一个阶段，他的学术表征之方式有所差异而已。就在这一年的12月16日，王国维正在研究元史，急需《黑鞑事略》等一些参考书，遂致信罗振玉，信说：“造辟之言，不知能有效否？近日风云又变，故道途恐有阻滞，故不敢赴津。前借之书，现已由上海寄到，故可无需矣。公前所印《黑鞑事略》如有存者否，乞赐一本。内人返南，殆已一月无音信，目下或者北来，稍迟则道路或不通矣。李文诚《元秘史注》纰谬甚多，与其所著无异，培老（沈曾植）乃盛称其人，殊不可解也。”（《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25页）此前，王国维亦尝写信给罗振玉，说自己近来“颇力于元史，而功效不多，将来或为考异一书，校之凤老之《新史》，或当便于学者。”（同上书第424页）王国维的确精力饱满，学业成熟，著作彪炳。在繁忙的教学之余，尚能有丰厚的学术成果问世，这在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之教师中是不多见的。王国维作为载誉国内外的国学大师，其学术遗产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所研究。他撰写的《清华学校研究院讲义》，前些年被发现，其内容共二十八篇，有的不过虽尝发表，但已不易见到，多数则没发表过。它是王氏研究甲骨钟鼎文之结晶，复系统记录着王氏在清华的学术生涯，是研究王氏的一部重要文献。现在，该讲义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书后附有吴其昌、刘盼遂等门人的“讲授记”或“学书记”，还有北大教授裘锡圭撰写的《前言》和季镇淮撰写的《跋》。该书“简介”称《古史新证》系王氏在清华的一门重要课程，它代表了一代大师学术生涯之终点，书中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影响至为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