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观堂集林》之永恒价值
1921年初夏，王国维将刊入《广仓学窘丛书》和在京都刊入罗振玉所编《雪堂丛刻》、《云窗丛刻》之旧作，经过再三整理，删繁就简，留取精华，重新编纂改定，分门别类，编成了《观堂集林》。这是继《静庵文集》之后，由他本人自编的又一部文集。这部文集反映了王国维在学术上多方面的卓越成就，被公认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不朽之作。
这部文集初版于1923年3月，乃乌程蒋汝藻在上海以聚珍版排印。王国维纂辑《观堂集林》费时好几年，不断增补，最终把1923年的学术成果亦一并选入。全书凡二十卷，即《艺林》八卷、《史林》十卷、《缀林》二卷。后来的版本改为二十四卷，《史林》作十四卷，在书首罗振玉、蒋汝藻两序中之卷数皆有所挖改。王国维的学生赵万里尝谓：“先生之辑《集林》也，去取至严，凡一切酬应之作，及以少作之无关宏旨者，悉淘去不存。旧作如《魏石经考》、《汉魏博士考》、《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亦只存一部分而已。”（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5页）由此可见，王国维在编辑《观堂集林》之时所坚持的学术姿态，实体现其对自身学术道路之评价。众所周知，在《观堂集林》出版后，1925年王国维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他在课堂使用的讲义《古史新证》，其主要内容便是从《观堂集林》中摘录的。到1927年6月初，他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故，《观堂集林》一书当是王氏晚年学术上之一大结集，其后的学术工作已不很多了。
王国维一生之学业当然不限于《观堂集林》，但他三十五岁以后的学术成果，确实结晶于《观堂集林》之内。郭沫若尝谓：“王国维一生的学业结晶在他的《观堂集林》和最近所出的名目实远不及《观堂集林》四字冠冕的《海宁王忠悫公遗书》。”（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7页）郭沫若还在其名著《十批判书》中分析关于卜辞的处理时，就王国维收编在《观堂集林》中的有关卜辞和殷周青铜器研究的成果作了分析介绍。郭沫若认为，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纪》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它们的讹传。郭沫若还举了王国维研究成果的例子加以分析。如上甲之次为乙、丙、丁，而非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本作示壬、示癸，中宗乃祖乙而非大戊，庚丁乃康丁之讹，大丁以文丁为是，“均抉发了三千年来所久被埋没的秘密。我们要说殷虚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样评价是不算过分的。”郭沫若还认为王国维死后，殷虚的科学发掘使卜辞研究进到断代研究的一步。关于殷周青铜器的铭文研究，郭沫若认为自清人吴大潋、孙诒让之后，就算是王国维最有贡献了。郭沫若分析道，有关这项资料，之所以与卜辞有同等价值或甚至超过它，是因它也是第一手的资料，数量既多，而且铭文有长至四五百字的，与卜辞的简短而几乎千篇一律的情形不同。但这项资料也有它的缺陷，便是出土地多不明白，亘殷周两代千有余年，各器的时代相当浑沌。故如深懂科学方法的王国维，他便发出了这样的慨叹：“于创通条例，开拓阃奥，概乎其未有闻。”（《殷虚书契考释序》）郭沫若认为这是很知道甘苦者的评判，而决不是漫无责任、任意抹煞一切者的放言。（文见郭沫若《十批判书》中《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郭沫若全集历史编2》，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6-8页）郭沫若所高度评价的王国维的以上这些学术成果，均见诸自编的《观堂集林》中。王国维历来不以著书之多自矜，唯以“心得之多”为乐，这是王氏学术生涯中的最大特色。的确，王氏著译，涉及古今中外，文理各科，门类之多，范围之广，无论当时还是后来，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但他的著作等身，不仅在于量多，更在于质高。《观堂集林》卷六有一组考释古文字的学术论文，皆以“释”为题，如《释史》，《释由》（上、下），《释》（上、下），《释天》，《释昱》，《释旬》，《释西》，《释物》，《释牡》，《释》，《释》、《释》、《释礼》，《释觯卮》，凡十六篇，所释十四字。其考证文字长者包括夹注在内，约两三千言；短者仅一二百言，但无论长短，莫不下硬功夫，殚精竭虑，而后写成，故篇篇有心得，句句有创见。可以说，《观堂集林》当是王氏一生的学术精华。
《观堂集林》卷首有两篇《序》，一署罗振玉，一署蒋汝藻。罗振玉序，专门讲了王国维学术趋向变化之问题。序中说：“余交君二十有六年，于君学问之变化，知之为最深。光绪戊戌，始与君相见于上海，时余年三十有三，君二十有二。君方治东西文字，继又治泰西哲学。逮岁丁未，君有静庵文集之刻。戊申以后，与君同客京师，君又治元明以来通俗文学，时则有《曲录》之刻，而《宋元戏曲考》亦属草于此时。然君治哲学，未尝溺新说而废旧闻；其治通俗文学，亦未尝尊俚辞而薄雅故。辛亥之变，君复与余航海居日本，自是始尽弃前学，专治经史，日读注疏尽数卷，又旁治古文字声韵之学。甲寅，君与余共考释流沙坠简。余考殷虚文字，亦颇采君说。丙辰之春，君自日本归上海，为英伦哈同氏编《学术丛刊》杂志，君之撰述乃益富。丁巳，君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论》，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证家之能事，而于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为真切。自来说诸经大义，未有此之贯串者。盖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皆由博以反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其于古人之学说亦然。君尝谓今之学者于古人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呜呼，味君此言，可以知君二十年中学问变化之故矣。”（见《观堂集林》外二种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3-4页）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据1923年6月10日王国维给蒋汝藻的信，《观堂集林》卷首的这篇序实系王氏代撰，罗振玉只不过“改定数语”而已。王国维在信中说：“敝集雪堂一序已代撰就，后由其改定数语。大序屡拟增改讫无善，恐即此已妥，再加反为蛇足，未识公意如何？”（《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第351—352页）由此可见，序中所述学术变化实为王国维所自道。王氏在此篇序文中强调本人学术趋向之转变，亦正告知后人，《观堂集林》的确是他后半生学术精华之积累与小结。王国维前半生的学术工作，他自己已予别弃，可是我们要理解认识王国维学术的全貌，却是不能抛开的，绝不能认为是“无关宏旨”。陈寅恪在为《王静安先生遗书》撰序时指出：“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治学等方法可以用三点来概括之：“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以王国维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为例。（《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7月版，第247-248页）这一类学术著述，便只能在《观堂集林》之外求之。《观堂集林》中蒋汝藻序，据上引述王国维致蒋氏之信，王氏尝过目文稿，但未改动。有学者以为亦乃王氏自撰，是不对的。蒋汝藻在序中说：“窃谓君书才厚数寸，在近世诸家中，著书不为多，然新得之多，未有如君书者也。君新得之多，固由于近日所出新史料之多，然非君之学识，则亦无以理董之。盖君于乾嘉诸儒之学术方法无不通，于古书无不贯串，其术甚精，其识甚锐，故能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辗转相生，所得乃如是之夥也。”（出处同上）蒋汝藻对王国维的评价是极为恰当的。《观堂集林》所载各篇，以当下的眼光来看，皆算不上长文，有些简直就是一条札记，然而，其学术见解，其内涵之丰富精深，绝非一般习见之空言无物的长篇巨制可比。《观堂集林》凸现出来的王国维极高的学术创造力，至今令国内外王学界赞叹不已。所以，《观堂集林》的学术价值是永恒的。
罗振玉与蒋汝藻的《序》皆强调了王国维的“贯串”。罗序说，“自来说诸经大义未有如此之贯串者”；蒋序说王氏“于古书无不贯串”。何谓“贯串”？用当下学界的话语来说，即是不“自我作古”，不“食古不化”，即是新旧相证，使旧的、古的史料获得新的学术生命。为了追溯旬之初字，王国维曾说他“搜遍卜辞”，而并非贸然决断；又申明“不下数百见”，只能是孤证臆测。故，历代学者咸推重其书，说他每考一事，释一字，必“狮子搏兔用全力”!（陈鸿祥《王国维传》）此话谅非虚言。
二、坚辞北大之聘请
转眼间，历史进入了1923年春夏期间。
是年4月16日（三月初一），清逊帝溥仪欲选海内硕学入值南斋，蒙古升允（素庵）以王国维荐，乃命在南书房行走，同时被命者尚有杨钟羲、景方昶及温肃三人。王国维在上海的朋友闻讯，纷纷前来，皆以诗道贺。《雪桥自订年谱》载：“癸亥三月朔，奉谕：杨钟羲、景方昶、温肃、王国维均着在南书房行走。”（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第377页）南斋即南书房。也起着皇上私人秘书处的作用。至此供职者，均乃学界名流。人数没有一定，事务也不多，主要是讲学、查书、吟诗作画、鉴赏古物。皇上如果信任的话，亦可帮忙拟旨，处理一些小政务。
那么，溥仪此时为何还在下谕发旨呢？原来，溥仪在辛亥年底退位以后，仍留在紫禁城（今故宫博物院）内，并以“异国君主”之态对待当时的民国政府。而在他蛰居之小朝廷内依然保持着“君临天下万民”的“皇帝”之尊，称“朕”，称“诏”、“敕”；麇集于他身边的那些前清“遗臣”，则仍以“陛下”、“皇上”尊之。一切礼仪体制，依然如故。推荐王国维的升允，曾当过督军，此公当时正做着溥仪的顾问。数年前已回国定居天津的罗振玉，趁王国维在其家养病之机，把王氏介绍给了同住在天津的升允。升氏对王氏之才学极为赏识，并收之为“门生”。此乃王国维所以被荐之由来。王氏接到逊帝之“圣旨”，适逢岳母潘老太太辞世。他赶回海宁办理丧事，然后返沪整理行装，由海道自沪北上。
此时的王国维为什么会“奉上谕”北上，去向逊帝称臣跪拜呢？原来，上海哈同园内的仓圣大学及杂志停办，使他失去了固定职业，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但以王国维的学术声望与成就，何愁找不到更好更重要的职位？如在他回国的第三年，即1918年秋，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内藤虎次郎出于仰慕王国维的学问，曾提出请他去该校任教。在他人求之不得，而他却婉言辞谢了。他在致罗振玉的一封信中说：
内藤博士有欲延维至大学之意，盖出于相慕之真意。渠于近数年，维所作之书无不读者，且时用维说，但虽有此意，亦未必能通过耳。（《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4页）
另外，特别是北京大学曾数次聘请他前去任教。第一次是1917年秋，即他回国之第二年。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的蔡元培，委托马衡教授（与王国维同学于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写信给他，聘请他前去担任文科教授，被他复信辞谢了。他在致罗振玉的一封信中说：“前日蔡元培忽致书某乡人，欲延永为京师大学教授，即以他辞谢之。”（《王国维全集·书信》第212页）第二次，1918年夏，即王氏前于东京京都大学，他再次收到北京大学邀请任教之聘书，但他仍未接受。1920年底，马衡受校方委托，第三次写信至上海，诚恳聘请他去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他再次作了认真考虑。他在致罗振玉的信中说：
马叔翁（即马衡）及大学雅意，与公相劝勉之厚，敢不敬承。惟旅沪日久，与各处关系甚多，经手未了之件与日俱增，儿辈学业多在南方，雏亦有怀土之意，以迁地为畏事。前年已与马叔翁面言，而近岁与外界关系较前尤多，更觉难以摆脱。仍希将此情形转告叔翁为荷。（《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12页）
首先，王国维所言“各处关系甚多”，主要是指他先后与诸多名士学人建立的学术友谊。其中有沈曾植、缪荃孙、叶昌炽、章授、朱祖谋、杨钟羲、曹元中、邓实、张元济、王秉恩、徐乃昌、陆树藩、刘承干、蒋汝藻、张尔田、李详、孙德谦、况周颐，等等。王国维主要通过以文会友，与诸公商讨学术，议论文史，或借阅藏书。在与这些人的交往中他知世识人，绝不随意附会。其次是王国维所说的“经手未了之件与日俱增”，指的是在哈同园内，《学术丛刊》虽停，但他还去仓圣大学讲授经学，还要代哈同夫妇整理《戬寿堂所藏殷文字》并作《考释》，代姓姬的“和尚”撰《重辑苍颉篇》、《史籀篇疏证》、《唐写本唐韵校记》，等。在“哈园“之外，他经手之事更多了，如沈曾植就任《浙江通志》之总纂，邀请王国维及其他一批浙籍人士任分纂；还有代刘承干撰写《历代词人徼略》，参与编辑《续皇朝文献通考》，撰罗氏《殷虚书契后编》之《释文》，等等；而这一时期他经手办理的最大工程，便是代蒋汝藻整理藏书编目。蒋氏尝与罗振玉、王国维同在清学部任职，辛亥后返沪经商，并大量收集藏书，十分仰慕王国维之学问，《观堂集林》便是由他出资刊印的。他在为王国维的《观堂集林》撰写的序言里有这样一段话：
比年以来，牵于人事，百务之语诿，宾朋之谈，辄夜分始得休，休则检理书画，或为君校此书，往往漏尽始就枕，顾以为一日之乐，莫逾于此时者。此非余之私好，凡读君书者，意必与余有同况也。（《观堂集林》卷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从蒋氏序言可以见出王国维是非常之忙，整理藏书，常忙至深夜。自1919年冬10月编经部《礼》类书目起，至1923年春夏入溥仪小朝廷前夕，王国维为蒋氏编书目，鉴真伪，撰写跋文，前后达四年之久，编成了洋洋三十余册的《传书堂藏书志》（亦名《密云楼藏书志》）。王国维辞谢北京大学聘请的第三个原因是“儿辈多在南方上学”，不便改变学校，这是可以理解的。倒是罗振玉考虑到北京大学原为前京师大学堂，确有学术渊源；出面邀请的马衡，复同乡加朋友；故从天津来信劝王氏不妨北上就任。但王国维却在复信中说自己“亦有怀土之意，以迁地为畏事”，不愿意离开上海。遂致信马衡说：
前辱手书，猥以俗冗久稽裁答，甚以为歉。敬维起居多胜，定如遥颂。来书述及大学函授之约，孟劬南来亦转述令兄雅意，惟近体稍孱，而沪事又复烦赜，是以一时尚〈不〉得暇晷，俟南方诸家书略正顿后再北上，略酬诸君雅意耳。（《王国雏全集·书信》第312—313页）
如此一再推辞，北京大学仍求贤若渴，精诚不减。请不到人，就请他挂名。校方遂决定请王国维担任国学门通讯导师，每月致以“脩金二百元”。然而，王国维乃忠厚君子，不肯领受挂名费。他既推辞不了挂名，又感忐忑不安，便一面退回脩金，一面致信马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