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恪从小就有才名，通晓世事，善于机断。吴王孙权想让他做点事情，试试他的才干，就任命他做军中节度，专门掌管军中钱粮、文书等，这些事十分繁琐，也不能显示诸葛恪的特长。诸葛亮听说后，就写信给东吴大将陆逊，说明了这种情况，陆逊将此情况告诉了孙权。孙权立即传命，让诸葛恪领兵。
诸葛恪禀奏孙权说：“丹阳山高路险，百姓大多果敢勇猛，过去我们多次发兵，只征得平原上的平民而已，其余山中深远之处那些强悍的百姓，并没有征服。鉴于这种情况，我请求做丹阳太守，三年后可以获得甲士四万。”
群臣听后，觉得诸葛恪是不知天高地厚，他们议论纷纷，认为丹阳地势险阻，方圆千里，重峦叠嶂，那里的老百姓未曾进入过城邑，更未受过官吏的管辖，大都是些逃兵、野人或隐逸之士，他们一般不出山林，最后老死其中。还有些被追捕的要犯，一起逃窜到那里，占地为王，善于征战。而且当地的风俗本来就崇尚气节武力。他们登山赴险，如鱼游深渊，猿猴上树。一旦看到有机可乘，就下乡抢劫骚扰。每次派兵征剿讨伐，寻找他们的藏身之处，一交锋，他们蜂拥而来，一打败，又如鸟兽散，从前朝以来，对他们就无法驾驭。然而诸葛恪仍坚持说他必定成功，恐怕是不实之辞。
孙权没有听从别人的劝告，还是拜诸葛恪为丹阳太守。诸葛恪到了太守府，就下令让四方的城郭长吏各自保卫自己的疆界，明确各自守卫的职责和范围。凡是已经教化的平民，都令他们屯居。又吩咐诸将派兵设立关卡，阻拦山民外出，只是修筑藩篱，并不与山民交锋。等到他们的谷子熟了，诸葛恪领兵去抢收，连种子也不给他们留下。山民们陈谷子已经吃完了，而新谷又没有收成，一般平民又已按照诸葛恪的命令屯居，无法从他们那里抢掠到粮食。于是山民饥饿贫困，逐渐出山投降自首。
诸葛恪下令说：“山民改恶从善，都应当安抚慰问，既往不咎，迁出外县的，不得怀疑猜忌，不得拘留捉拿。”山民周遗过去是个恶人，现在迫不得已前来投降，但又在暗中图谋叛乱，官吏胡伉就将他拘捕，送交诸葛恪。诸葛恪以胡伉违背命令的罪名将他斩首。山民们听说胡伉被杀的消息，知道太守只是想让他们出山而已，没有欺诈的意思，于是扶老携幼，一同出山。一年之后，诸葛恪就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丹阳由此大治。
王守仁是儒学宗师，也是明代著名的将领，是真儒将。他平盗的方法是说来很简单，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一股正气。他的成名是靠他的正气建立的，而他的正气又是靠他的思想、道德、学问建立的。在王守仁看来，人人都有良知，因此人人都生来就是好人，世界上没有坏人，坏人也可以改造为好人。总之，说一千，道一万，自己没有真正的水平，要想做出有水平的事来，要想当好“领导”，是绝对不可能的。儒、道、兵、法各家，只要学到其精微处，都能经世济时，建功立业。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中国有句古语。叫作“灯下黑”，正与西方的一句谚语相映衬：台风的中心是安静的。两句的意思是说越是应该明亮的地方，往往越是黑暗，而越是危险的地方，往往越是安全。在现实中，这样的例子的确很多，对别人的事十分清楚。对自己的事却不太明白；能够明鉴千里，但却不见眼前三尺。
隆庆年间（公元1567～公元1572年），贵州土官安国亨、安智两人各起兵仇杀，使得地方秩序大乱。安国亨本来是袭父官职而任宣尉使的，他听信小人的谗言，借故将安万铨之子安信处以死刑，当时，安信之兄安智与其母别居安顺州，在听到安信被害的消息后，便发誓要替兄弟报仇。但思前想后，觉得自己兵力有限，不足以与之对抗，便密告安国亨谋反，想借刀杀人。
巡抚王诤听到这一消息后，急向总兵安大朝请求派兵支援，要前去征讨安国亨，安智见诬告成功，就给安大朝出谋划策，还答应供应他粮草，出兵相助。但后来安智考虑到种种原因，没有履行前诺，使征讨的兵马半路受阻，被安国亨打败。安国亨虽一时取胜，但他知道朝廷不久就会派人围剿，因此十分恐惧，就遣使去朝廷乞求饶恕。朝廷不允，并委派阮文中代为巡抚，赴贵去戡乱。
阮文中觉得自己不清楚当地的情况，在临行前特意去拜谒大学士高拱。高拱对贵州士官的内情十分了解，他告诫阮文中说：“安国亨并不一定是反叛，一定有别的原因，此次赴黔，一定要以安抚为主，千万不能激变！”他见阮文中还不明就里，便进而分析说：“安国亨是个胸无城府的人，肯定是受了群奸拨弄挑唆，才杀死安信的。安智复仇心切，才蓄意状告安国亨谋反，是想借官军之手，除掉仇人，达到独霸一方的目的。王巡抚偏听信了安智的一面之辞，起兵征伐，安国亨是无奈才抗拒官兵的。这很难构成叛逆的罪名，充其量只是拒捕而已。何况他们之间是部族间的仇杀，矛头并未指向朝廷，我们如果大动干戈，进行征讨，只会激起真的兵变。如果真的激起兵变，到时再想平息，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自古权谋之士都懂‘张弛’之道，对夷族的治理，安抚比武力征服有时更见奇效，况且是在尚未酿成祸乱之前？你此次前去，应审时度势，秉公处理二安之间的仇怨，尤其对安国亨，不能随便加之以谋逆之罪，最多以仇杀和违拗相处罚，逼其改过从善，接受处罚，这样方可使其心服，也不会有谋反之意了。”
张居正像
阮文中听了这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顿时茅塞顿开。于是，他拜别高拱，登车启程。到达贵州以后，阮文中没有贸然行动，而是经过秘密走访，摸清了事变的来龙去脉。事情正如上述，不出高拱所料。根据这种情况，阮文中平心静气地给安国亨致书一封，没有强加任何罪名，只是提出五个具体条件，责令安国亨交出拨弄是非、挑唆作乱的人，要求他按照当地习俗对安信的家属进行赔偿，令其分出属地安置安信母子等。最后又对他明言相告：若照此办理，可免其罪，不然，就要奏明朝廷，严惩不贷。还约定安国亨来省谢罪，抗命不从，罪加一等。
安国亨见到书信后，一时也心有所动，觉得新巡抚秉公办事，所提条件也不算苛刻，看来的确是要赦免我的罪过。但细一思忖，又觉得安智不肯善罢甘休，他长居省中，四处游说，何况自己与官军交过手，实有谋反之嫌，朝廷不会赦免自己。这样一想，就又觉得阮文中使的是缓兵之计，要诱自己放松警戒，然后再徐图捕杀。安国亨越想越怕，干脆放弃谋求赦罪的打算，不去省中，只是上疏极力为自己申辩。
阮文中见安国亨仍拥兵自重，不听自己的劝告，心里很恼怒，便奏请朝廷，要求大兵进剿。
高拱得知此事后，心里也觉得有些为难了。进剿决非长远之计，弄不好会激起更大的边民骚乱；但安国亨又不听安抚，若不加惩处，既难以服众，也有损朝廷的天威。他反复权衡利弊，还是决定加以安抚，不到万不得以，不以武力相加。于是高拱授意于兵部，让他们出面保举吏科给事中贾三近。要他出使贵州。重新勘察安国亨一案。
安国亨本想自己拒绝新巡抚的劝告，已在劫难逃，已做好拚死抵抗的准备，没料想朝廷又派给事中，前来复勘，不禁大喜过望，说：“我是奉旨前去听候勘察，巡抚不敢擅自杀我，我可以辩明原委。请求宽宥。”因而，安国亨主动交出唆使之人，一同携其到省城听审。
此时阮文中也冷静下来，仍对其不加追究，只是让安国亨一一答应了他当初所提的条件。安国亨表示真心接受，允诺割地以妥善安置安智母子，并自愿罚银三万五千两以赎其罪。安智却耿耿于怀，不肯就此罢休，直至阮文中将拨弄离间的人正法，免去了安国亨的官职，安智才无话可说，不再纠缠了。宣尉使一职，由安国亨之子袭任。
朝廷派来的给事中还未抵达贵州，此事已得到平息。安抚之功，全赖高拱一人。
高拱可谓是明鉴千里了，但对于他自己，有时不免犯糊涂。
高拱在未当首辅宰相之前，张居正就看出了苗头，尽心与他结纳，两人互为钦佩，经常称赞对方的才能，等高拱做宰相之后，张居正又紧紧追随他，高拱为人性格直爽而倨傲，很多人因受不了他的役使而离开了，惟独张居正能够卑辞以事，始终没有离开。
冯保是内宫太监，为人狡黠奸诈，与张居正的关系很好。按顺序本当升他为司礼太监，但因高拱推荐了其他人而落选，所以对高拱怀恨在心。后来明穆宗去世，遗诏由高拱等人为顾命大臣，但因冯保篡改了诏书。改成高拱、张居正、冯保等人一同为顾命大臣辅佐新君。高拱无法与冯保等人长期共事，就上书历数太监专权的弊端，并做了其他准备，满以为可一下子把冯保驱逐出朝。
高拱把一切准备情况都告诉了张居正，希望他暗中支持，谁知张居正竟把情况透漏给了冯保。冯保立即找皇太后哭泣，列举高拱专权的罪状。太后当即拟旨，斥逐高拱。
第二天，朝廷大集群臣，宣读两宫及皇上诏书，高拱本以为计谋成功，谁知诏书竟历数自己的罪状，解除了自己的一切官职。高拱又惊又怒，悲伤得趴在地上不能起身，张居正连忙把他扶起，雇了一辆驴车把他送走。
冯保还想罗织罪名诛杀高拱，亏张居正从中巧妙斡旋，才未得逞。在高拱去世后，张居正等人还向朝廷请求恢复他的官职荣誉。后来神宗亲政，重理高拱旧案，赠他太师头衔，追加文襄名号。就这样，张居正宫内宫外，先朝今朝，都游刃有余，稳稳当当地升官。
高拱真是只知别人，不知自己啊！远在天边的事，他可以了如指掌，可就对自己的事看不明白。即使被张居正救了，也还是作了人家升官执政的工具，自己还得感恩戴德，实在是冤枉之至。有什么办法呢？人本来就是这样的，要不，怎会有“灯下黑”这样的古训呢？
辣手除奸
总的说来，明代是一个宦官专政的时代。宪宗死后，孝宗即位，在其执政期间，倒还算是平安。但时间不长，明武宗一即位，就宠信8个太监：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其中刘瑾智计尤胜，再加上略通文辞，能略知前朝掌故，便为其首，尤其因其善于投合皇帝的心理，受到了武宗的特别宠信，权势熏天，在朝中专横跋扈。人人侧目，称为“立地皇帝”。后来，逐渐发展到了谋反的地步。
明武宗时。吏部尚书杨一清与宦官张永一同带兵讨伐安化王。在行军的路上，杨一清对张永说：“宦官刘瑾祸乱宫廷，将来非闹出大麻烦不可，如果不除掉刘瑾，我们将来恐怕都没有好下场。”张永听了这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就向杨一清请教具体办法。
杨一清看到收到预期的效果，就从袖中拿出预先准备好的两封奏书。一封写的是有关平定宁夏贼乱的事，另一封写的朝廷中刘瑾将要发动政变的事。杨一清嘱咐张永说：“将来你率军胜利回京，去见皇帝时，先把有关宁夏的奏书递上，这时皇上肯定会公开问你一些问题，你就请皇上屏退左右侍官，装作回报前线问题的样子，趁机交上揭露政变的奏书。”张永问“如果皇上不相信怎么办？”杨一清说：“别人的话能不能使皇上相信，这还不好说，若是您讲话，对皇帝必定有效果。所以，您在讲话的时候，一定要头绪清楚，要考虑周到，万一皇上不相信您，您可以叩头请皇上立即将刘瑾召来，没收刘瑾的兵器，并劝皇上登上城门亲自考察。接着，您可对皇上说，刘瑾若没有反叛的行为，可以杀掉我去喂狗，然后再叩头哭泣。这样，皇上对刘瑾反叛的事肯定会相信，并会对刘瑾大为愤怒，除掉了刘瑾，您就会被重用。那时，您就可以把刘瑾当权时的错误及其后果矫正过来。吕强、张承业和您是千年来才出现的三个大德大才的人，盼望您立即行事，不能耽误片刻。”张永听从了杨一清的话，十分振奋地说：“老奴要报答皇上的恩德，何惜残年余生呢？”
回京后，张永去禀见皇上，他按照杨一清交给他的计策去劝谏皇帝，事情果然办成了。
刘瑾刚被抓时，皇帝下旨，送到南京执行死刑。但刘瑾找了一个机会给皇帝送信，乞求得到一两件破旧衣遮盖尸体。皇上看了，想起了刘瑾多年来对自己的奉迎，顿起怜悯之心，命令给他一百件旧衣服。张永听说后十分担心，害怕刘瑾东山再起，便与内阁中几个好友谋划，命令科道向上弹劾刘瑾，以防皇帝对案件反悔。但弹劾中波及到刘瑾下属的许多官员，涉及面太大，张永持此奏书来到左顺门，对几个进谏的官员说：“刘瑾掌权时，我们都不敢说话，何况你们呢？现在，只对刘瑾一人治罪，不要涉及旁人，不要伤了众官员的感情。你们把此奏书拿回修改，只弹劾刘瑾一人，然后再上奏皇上。”这样，消除了其他官员的疑虑，争取了人心，十分顺利地杀掉了刘瑾。
除奸必须要有决绝的手段，否则，便是打蛇不成，反被蛇咬。由杨一清策划，宦官张永实施的除掉刘瑾的做法应该说是成功的。第一，抱定了事在必成的决心。第二，张永也是武宗宠信的宦官，由他出面揭发，显然更为有力。第三，在其后的弹劾中采取了首恶必办，协从者不问的方法，有效地团结了朝廷官员，孤立了刘瑾。刘瑾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一旦有丝毫的机会，他都会趁机蛊惑皇帝，东山再起。因此对待这样的人物，丝毫不能手软，也不能有失策之处。
逆境和不遇
身处逆境与怀才不遇大概是人生的两大不幸，但如何对待这两种境遇，却正是区别人的志向才具的分水岭。有志进取者。将此当做磨炼自己的机会，无志者消沉，听天由命。
在中国历史上，政归司马氏是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殊不知，这次政变的成功，主要原因就在于司马懿父子的韬晦之计。
三国时，魏曹芳继位。原掌管军权的司马懿升为太傅，但兵权实被曹爽掌握。司马懿不甘心大权失落，想重掌兵印。可如何才能如愿以偿呢？司马懿采取韬晦之计。魏王曹睿病故后，司马懿和宗室曹爽同为顾命大臣，一同执政，但曹爽年纪既轻，又是贵族子弟，凡事都交给富有经验智谋的司马懿去办理。曹爽喜爱吃喝交游，门下聚集了一帮朋友，有一天，大学者何晏对曹爽说：“大魏是曹家天下，不要过分相信外人。”
曹爽说：“先帝和幼子托付给我和太尉（司马懿），我当然要遵从遗命。”何晏冷笑道：“从前，老将军（曹爽之父曹真）与太尉一起领兵抗蜀，若不是三番五次受太尉的气，何至于早逝？”这话不禁引起了曹爽的愤恨。于是，他就与心腹一起谋划削掉司马懿的兵权。
曹爽与门客商量定了，就来见曹芳，说司马懿的功劳很大，应当加封为太傅，曹芳还是个孩子，不懂其中的关窍，就听了曹爽的话，把司马懿召来，封他为太傅，司马懿全无防备，大吃一惊，但又不能抗命，只有交出了带兵的印信。从此，军权落到了曹爽的手里。曹爽高枕无忧，经常带着家将门客出外打猎，有时几天不回城去，他的弟弟以及门客都劝他说，几天不回城，恐怕会有人发动兵变。曹爽笑道：“军权在我的手里，司马懿又在家养病，有什么可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