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玄豹相术虽神，却也有失算的时候。如当时还是一个小人物的冯道，刚从瀛州跑到太原，监军使张承业任他为本城的巡官，觉得他很有才能，十分器重他。可周玄豹看了他的相貌以后却对张承业说：“冯道将来没有什么前程，不可过于重用。”但当时不懂什么相术的书记官卢质则说：“我曾经见过前宰相杜黄裳所画的真人图，与冯道的相貌非常相似，这个人将来必有大用。周玄豹的话不可轻信。”张承业相信了卢质的话，于是又推荐冯道为从事官。后来冯道终于官运亨通，连续升迁，很快官至宰相。更奇怪的是，他经历了多次改朝换代，仍然稳坐相位，称为五代十国时期最为稳享官禄的人之一。
据《北史》记载，在南北朝时期，有一位盲人善于通过听声来辨别一个人的吉凶祸福，北齐文襄帝高澄十分仰慕他的名声，特意请他为自己的家人算命。当他听到刘桃枝说话的声音时，盲人说：“此人日后必定大富大贵，他会杀死许多王侯，但也一定会被别人役使。”当他听到赵道德的声音时，他说：“也是富贵之人，但不如前者。”在听到太原公的声音时，他毫不犹豫地说：“此人当为人主。”听到文襄帝的声音时，他却不说话了，在他身边的人偷偷拧了他一下，他才仿佛醒悟过来，说：“也是帝王。”
他的话日后果然一一应验，文襄帝虽然也是帝王。但他在二十九岁时就被人杀死了，他的帝号还是追认的。
据说，皇帝的形貌都是十分奇特的，但总的来说像龙。龙种与常人长的不一样。龙种据说大鼻口，直鼻梁，且鼻梁直通上额，额的两边有凸起的角，口方而大。眼圆而突。头顶尖高而平，脖子细而长，胸如凤凰（大概有点象缺钙造成的鸡胸），背如龟盖，如此等等，无法细述。如果按这要求做一模型，那肯定是一尊怪物。
据《三国志》记载，三国时期的刘备的形貌也是十分奇特的。他“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所以当时刘备有一个外号叫做“大耳儿”。并且刘备家东南墙下生有一棵桑树，五丈余高，远远望去像一个车盖，来往的人都说这棵树长得异常，一位叫李定的人说：“这棵桑树所罩住的人家一定要出大贵之人。”
据《隋书》记载，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的面相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据说他的体态象龙，额头上有“五柱入顶”之象，生下来手心上就有“王”字的字样。他出生时，屋内充满了紫气。他母亲抱着他时，有一次竟然看见他头上生着角，遍体生鳞，吓了一跳，把他摔到了地上。这时一位尼姑恰好看到了此情此景，赶忙将杨坚抱起来说：“这个孩子是个大有来头的人，你这一摔可不要紧，使他晚得天下了。”
隋文帝杨坚像
据《旧唐书》记载，唐代的高祖李渊称帝之前，有人为他算命说：“骨法非常，必为人主。”李世民一生下来，就有两条龙出现在空中，浮游三日才离去。有一天，突然走来一位不知名的书生，自荐要为李渊看相，对他说：“公贵人也，且有贵子。”等他看到李世民时，他说：“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李渊非常相信他的话，怕这个书生对别人说出李氏的福相，想杀了他，但是转眼之间这个书生就不见了。于是，李渊才按照“济世安民”的意思为李世民取了名字。
即使是大儒孟子，也不能完全摆脱命定论，只是他的思想主要不再是封建迷信，而是含有一定的“科学”内容，这就是孟子曾提出的五百年一个大循环的历史发展论。
据《左传》记载，周成王将要获得天下的时候，曾经向天神卜问周代的国运如何，他到的回答是：周代将传世三十代，历时七百年后将衰灭。
这种天运思想在此时还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到了孟子那里就被系统化、理论化，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就是500年一个交替循环的天命观。孟子认为，一代帝王兴起，上天会赋予他五百年的国运；一旦过了五百年，无论怎样都保不住这个朝代，无论这个朝代是否有德，都-将被新的朝代所代替。
为了证实他的理论，孟子还列举了一些所谓的历史事实：由尧舜到商汤的现代，汤有五百余年，由商汤到周文王又有五百余年，由文王至于孔子有五百余年。然而，孔子是有命无运的人，所以没有能够成为事实上的帝王。尽管这样，他的学说为万世效法，已经是没有王冠的帝王了，这就是所谓的“素王”。
但到了孟子生活的时代，周代已经延续七百多年了仍然没有改朝换代，应该怎样来解释这一现象呢？对此孟子的解释是，虽然在时间上周朝是过了五百年的期限了，但这是因为上天没有想使人间治平，如果上天想使人间重新换一个有道德的朝代的话，除了自己，又有谁能够担负这个责任呢？
当然，孟子的天道观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文化理想。他的“铁肩担道义”、“舍我其谁”精神尤其值得我们效法。但问题是孟子的思想属于“雅文化”的范畴，很难内化为社会心理，而这种思想到了“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的阴阳家手里，就蜕变成了真正的迷信，这种真正的迷信又往往以“科学”的面貌出现，与“俗文化”范畴中的普遍的社会心理相结合，具有很强的蛊惑力。
其实，在祸乱频繁的年代，任何年份都可能发生灾祸，只是这些灾祸往往被神秘化，使人不再寻找社会原因，只相信在冥冥中有天数主宰。如果其社会作用仅仅限于此，也还罢了，最多使人“敬畏昊天”。在现实活动中畏首畏尾。问题是这种思维方式往往为封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为君权神授论提供依据，因此，其最坏的作用就是造神。应该说，几乎历代的皇帝都经过了君权神授的“合理论证”，即使是今天的社会，我们也不能完全免除这种思维方式。
据说，当年顾颉刚写《古史辨》，就是要分清哪些是历史上发生的，哪些是后人加上去的，并得出结论说，我们现在相信的许多东西，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历史上发生的真实的事情，而是后人意识的累积，我们不过是一厢情愿地受骗罢了。今天，我们当然不再想受骗，并认为自己也不再受骗，然而，造神运动似乎并没有终止，造神形式也有着难以辨别的时代变种，许多记忆犹新的事情使我们无法轻松。即使我们不再愚蠢到去神化某个人，那么，对“神”的祈盼与依赖呢？
中华民族的智慧实在太发达了，无论多么荒谬的事情，一经我们解释，就都能显得那样的合情合理，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自己说服了自己，当我们自己就深信不疑的时候，还能期望别人怀疑什么呢？也许，有一天，当我们善于疑神而不是造神的时候，历史才能更顺利地进步。
儒将
在具体的治国治民的策略上，儒家首先讲究的是使人服心。下面引述几段先贤的话。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
使人服心的具体方法是很多的，儒家在运作这种智谋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着很完备的理论系统和实践经验，在这里无法一一尽述，但总的说来，官吏要舍身处地地为百姓的利益着想，为大局着想，为道义着想。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要舍己为人，直至牺牲个人的生命。
在明朝的时候，田州岑猛曾经反叛，被朝廷派大军镇压，岑猛也被杀死。但由于处理不当，不久叛军又死灰复燃，岑猛余党卢苏、王受等人重新纠集人马，打着岑猛的旗号，旋风般席卷了整个田州。当时人心恐慌，便传言“岑猛并未死”，使局势更加复杂和危急。田州的总督虽屡次派兵围剿，但总是不能根除，甚至有越来越坏的趋势。御史石金趁机给朝廷奏本，诬告说：“田州的总督轻信少谋，安抚无术，应当换人前去处理这件事。”明世宗便免去了他的职务，让王守仁代替他，任总督两广兼巡抚，即刻广西讨伐叛贼。
王守仁是个十分有名的学者，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不仅在哲学上有极其重要的建树，他还很有政治头脑。公元1528年（嘉靖七年）夏，他至广西，把平叛之事全部接手过来。他见叛乱的势头丝毫不减，并相继波及到思恩等地，如果不能及时遏止住这股叛乱风，就会影响广西全境的安定，甚至还会酿成当地土著人的大暴动。但在如何平息叛乱的问题上却有些犹豫不决。多年来单纯使用武力镇压已经证明不是一条成功的路子，这样连年征讨也总非长治久安之计。他想起当年诸葛亮平定南蛮时，用计收伏孟获，终于使其心悦诚服的先例，决心要效法其谋，改进剿为安抚。于是，他修书一封，派遣使者送到田州，招抚卢、王二人。
对王守仁的大名，卢苏、王受早就如雷灌耳，此次闻听朝廷派他率大军征讨自己，更显惶恐万分，正在思谋如何逃进深山、以避锋芒时，却见王守仁派人送来招抚他们的书信，这是他们所意想不到的。卢苏与王受商议说：“他信中言辞恳切，并没有太加罪于我，只说前去谢罪，便可宽恕我二人的谋反，多年来和朝廷作对，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能够赦免我们吗？不知其中是否有诈？”王受也拿不定主意，但他说：“王守仁倒是讲信义之人，口碑不错，想来应该是可以信任的，不过，这终归是你我性命攸关之事，不能只凭一纸片言，就盲目轻信，还是看看再说吧！”这时，有人趁机造谣说王守仁已调集数万兵马，准备一举歼灭田州的叛军。招抚只是缓兵之计，诳他二人前去受死而已。卢苏、王受见说得有理，更添几分疑惧，便不敢前去。
是年十二月，王守仁抵达浔州，正赶上巡按御史石金也受命到达此地，就与他商议招抚卢、王之事。石金起先不同意，但王守仁反复陈说，经过深思熟虑，他也觉得这确实是一条长治之策，就答应下来了。于是，王守仁遣散了各路兵马，只保留永顺、保靖的数千名士兵，让他们解甲休息，原地待命。他随后又派遣使者去田州，继续招抚卢、王二人。
王守仁像
卢苏、王受见王守仁二次前来招抚，并带来由他与巡按御史签发的赦书，心中很是感动，觉得不可能有什么欺诈的嫌疑。又听说王守仁将讨伐他俩的大军撤去，以表明不再动用武力的决心，便回复王守仁，要弃暗投明，接受招安。
王守仁亲赴南宁，准备与卢、王二人派来的使者谈判，但使者转达卢苏、王受的意思，提出在受降时要带两万兵马前来自卫。因为他们认为守仁历来善于用兵，而且富于智谋，如只身前往，恐遭他的算计，还是陈兵以防不测，所以出了这个条件。王守仁猜到其中的缘由，十分大度地对使者说道：“这有何妨，回去转告你家将军，我王守仁决不做让天下人耻笑的事！就依他们的意思吧。”
受降那天，卢、王二人果然带兵前来，但到了辕门却止步不前，问其故，才得知，他们要求把军门左右的卫兵，都必须换成他们所带来的田州兵士，否则就不进去。王守仁当即令自己的守卫退去，换防给田州的兵士，然后辕门大开，他只带几位文官和随从，亲自出门迎候卢苏等人。卢、王二人见王守仁毫无欺诈的意思，被他的诚意所打动，急忙下马跪拜在地。王守仁让二人起身，一起步人军中。
卢苏与王受走进城中一看，才发现其中戎装整齐的军士随处可见。王守仁把二人领进议事厅。先是好生抚慰一番，接着就摆出一幅威严的面孔，厉声对他们说：“你二人长期作乱，占据田州，抗拒朝廷兵马，屡屡置朝命于不顾，本官几番招抚，都胆敢不来见，罪不容恕！”二人伏地谢罪不止。王守仁说：“姑念你们尚有悔改之意，能前来服罪，饶你二人不死！但朝廷律法不可废止，各杖打一百，以示朝廷的威严。”于是，他二人被拖了下去，受了杖刑。王守仁早已在暗地里安排好了，打他们的是田州来的兵士，杖刑很轻，他们没有受太大的苦痛，无非是做做样子而已，这使得他们二人非常感激。
行完刑后，王守仁又派人送去治金疮的药，并用酒肉款待他们，恩威分明。隔了两日，便连同所带的兵马，一起送出城去，让他们安然返回田州。不久，王守仁又亲临田州，安抚了曾反叛的众将士，使田州的土著百姓心悦诚服。
王守仁见叛民皆已服贴，又上疏朝廷，请求让岑猛之子邦相为判官，卢苏、王受为巡检，共领田州。朝廷应允了他的请求。从此，田州便得到了安宁。不仅如此，王守仁还善于观察形势，分析世事，以利害教人。
王守仁在贬为贵州的龙场驿丞时，贵州土官安贵荣，历来骄横傲慢，因为曾随同朝廷的大军征讨香炉山，被加封为贵州布政司参政。他觉得自己的官还太小，对此还怏怏不乐。于是，安贵荣向皇帝上了奏章，请求朝廷削减龙场等驿站，用来奖赏他的功劳。朝廷犹豫不决，将此事下发给贵州督府讨论决定。
当时，兵部主事王守仁，因为给朝廷提建议得罪了皇帝，被贬谪到龙场作驿丞，安贵荣敬佩他的道德学问和智谋军功，对他十分尊敬。王守仁得知此事后，写信给安贵荣。劝说他不要这样做。信的大意如下：
凡是朝廷的制度，都是由祖宗制定的，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后世沿袭遵守，不可擅自更改。如果朝廷的制度可以随便更改，国家就会乱了，何况是诸侯呢？你给朝廷上书要求官职和封赏，即使朝廷不怪罪你，但有关的部门也会将你绳之以法。即使你一时幸免，或者八九年，甚至二三十年之后，当事的人，还会依据有关的典章制度来非议你。如果真是那样，今天的作为对你又有什么益处呢？在你之前，自汉唐至今一千几百年了，你们的土地和人民没有任何改变。之所以能够长期如此，是因为你们能世世代代遵守天子的礼法，不敢有所越轨。因此，天子也不可能无故加罪于忠良之臣子。不然的话，你的人民日渐富裕，朝廷全部收取回去，像中原一样，以郡县制的方法治理，哪个又敢说不可以呢？你列举的向朝廷奏报功劳和要求升官的那些理由有哪一样是站得住脚的呢？剿除寇盗，安抚良民百姓，这本是地方官吏的职责。如今你屡次表功请赏，那么，朝廷平时对你的恩宠以及给你的俸禄，又是让你做什么的呢？让你作了参政，已经突破了过去设立官职的制度，对你特别恩宠了。如今你又得寸进尺，真可谓贪得无厌，这样下去，必然使众大臣无法容忍。宣尉使是边疆地方行政长官，所以能够有世袭统治的土地和人民，不加移动。而参政则是个流动的官职，东西南北，天子让你到哪里你就要到哪里。朝廷给你一道圣旨，委任你一个职位，或到福建，或到四川，如果不去，那么朝廷诛杀你的命令会马上就到。如果你奉命上任，那么，千百年传下来的土地和人民就不再归你所有了。由此看来。今日参政使这个位子，你应当惟恐辞之不快，怎么能够再要求加官晋爵呢？”安贵荣看后，惊出了一身大汗，赶紧撤回了请求，驿站终于没有削减。
同样是安抚边民，三国时的诸葛恪采用的方法就不尽相同。他采取的是先逼后抚的方法，虽然有兵家的意味，倒也不失仁义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