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善果听母亲这段发自肺腑的话，非常感动，他痛哭流涕，发誓一定要改过。郑善果的生活虽然已经比较富裕，但他的母亲常常自己纺线织布，日夜操劳，每天到午夜时分才睡。郑善果劝母亲说：“儿子的官职虽然不高，所得的俸禄孝敬母亲已经足够，母亲为什么还要这样操劳呢？你这样使我于心不忍，使我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孝心。”母亲听了很不高兴，叹着气说：“唉！我还以为你已长大成人，能懂得事理了，听你这么说，才知道你还是不懂事理。你从朝廷得到的俸禄，怎么能让家里人使用呢？这些俸禄，是朝廷用来报答你父亲为国捐躯的，并不是让你用来给别人使用的。你应该把它们散发给那些穷苦百姓，以此布施你父亲的恩惠，家里人怎么能贪图享用呢？我纺线织布，这是尽一个妇人的职责。上自王后，下至百官之妻，都应该劳动，这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如果什么事都不干，只顾享受，就是骄纵安逸之人，长此以往，那就不堪设想了。我怎么能作这样的人呢？”
郑善果听了，非常受感动，赶紧向母亲道歉。在此以后，他所得的俸禄，都用来赈济穷苦百姓，自己作事也格外地勤勉用心。郑善果的母亲平时的生活极其节俭，并以此教导儿子，自从守寡以后，便不再擦用脂粉，穿的也都是粗布衣服。家里只有在祭祀或来客人时才喝酒吃肉，日常吃用的东西多是自己做的，她还自己种植蔬菜和农作物，只吃自家庄园里收获的东西，亲戚朋友送的东西一概不收。郑善果在官府里任职时，也都是从自己家里带饭，省下来的饭费或者用来修理衙门屋宇，或者分给手下差役们。郑善果因此获得好名声，被人称为清官。
李景让的母亲郑氏，很早就守寡，家境贫困，居住在东都洛阳。丈夫去世后，她带着留下的三个儿子，儿子年纪都很少，没有人能够帮她赚钱养家，只有靠她自己。为了教育儿子，郑氏没有再嫁。但因家境贫寒，无钱供几个儿子上学读书，郑氏就在家里教孩子读书识字。
郑氏性格坚定，十分要强。一天，李景让住宅后面的旧墙壁因为下雨而突然坍塌了，墙壁里不知是哪位先人藏了很多钱币，此时都显露了出来，多得几乎能装满一船，奴婢们看到后，惊喜异常，觉得真是天上掉下金元宝，急忙跑着告诉李景让的母亲。郑氏得知此事，没有像她的奴仆一样感到高兴，她急忙赶来，烧香祷告，说：“我听说没有劳动而获利，是自身的灾祸，如果占有了，是不吉利的。老天必定是因为我死去的丈夫积下了功德，怜悯我家困而赐给我钱财，可这样并非我所想得到的，但愿几个孩子以后学问有成，光宗耀祖，这才是我和死去的丈夫的志向，这些份外之钱我不敢取。郑氏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成才，教育他们，就先培养他们的廉洁的品格和远大的志向。于是，她即令家人将钱掩埋于原处，并重新修好墙壁，对这些钱分文不取。
由于郑氏教育有方，三个儿子李景让、李景温、李景庄都中进士及第，郑氏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
后来，在公元846年（唐武宗会昌六年）十月间，唐武宗任命右常侍李景让为浙西观察使。李景让所以能够受到皇帝的赏识。受到时人的尊重，这与他母亲郑氏对他的管教是分不开的。观察使当时已经算是一个不小的官了，此时，李景头发都已斑白，然而，在家里如果小有过错，仍不免遭母亲的捶打。
李景让在江西任上，部下有个人违背了他的旨意。李景让一怒之下，竟举杖失手将其打死，事出之后，引起军中愤怒，眼看就要发生动乱。郑氏听到此消息后，立即来到衙中，坐于厅堂替李景让理政，然后让李景让站在庭院中，愤怒地责备说：“天子付给你镇守一方的重任，国家的刑法，是用来治理百姓的，岂能按你个人的喜怒乱来，随意杀无罪的人，就会使得一方不得安宁，岂只是上负于朝廷，就是垂老之年的我也要带着羞颜入坟地。有什么脸面见你的先人前辈！”说完命令左右家人剥下李景让的上衣。举鞭抽打李景让的背。将佐们看到郑氏的举动。反到觉得有些过分，于是都为李景让求情，郑氏很久才放手，将李景让释放，军中于是安定下来。
古人讲严父慈母。我们现在总是将其理解为父亲严厉，母亲慈祥。其实。严父慈母这一成语在古汉语里用的是互文的修辞手法，意思是严厉而又慈祥的父亲和母亲。《三字经》里也说：“养不教，父之惰。”好像教养都是父亲的责任，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在中国的古代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总的说来妇女的地位一直很低。但这并不是说妇女就一点作用也没有，相反，在有的家庭，妇女的地位还很高，这又与孝道观念密切相关。对于教育子女来讲，由于在传统社会里妇女主内，与子女接触的时间较长，对子女的影响也就更大。所以，母亲对子女的教育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良母教子的故事也就传为美谈。
女德
在中国古代，评价一个女子的标准是德、言、工、容，意思是说道德第一，是否善于言辞（奉事父母，伺候公婆、丈夫的言辞）排在第二位，第三要看是否擅长针线女红，最后才是看是不是长得端正漂亮。看来，要想符合中国古代的“美女”标准。真是比现代的选美还难。
在中国历史上，贞烈女子是非常之多的。但这也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唐朝以前，史书所记载的烈女才有数十个，而到了宋朝以后，就大量增多，尤其到了明朝，烈女的数量急剧增加，是前代总和的数百倍。这主要是由于中国风尚后期封建礼教的统治越来越严酷的缘故。但即使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在人们的正统观念中，贞烈和贤德的标准也是和后世差不多的，只是没有后世那样禁锢和保守罢了。通过考察这些烈女的女德，在道德滑坡的今天，我们也许会从中看到一些对我们大有启示的东西。
王莽的女儿本是汉平帝的皇后。当时，王莽是大司马，并录尚书事，操纵了汉室政权。但王莽仍不知足，他一步步地控制国家的权力，由“安汉公”到“假皇帝”，最后嫌这还不够，干脆一脚踢开了刘氏政权的招牌，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新”。
自汉室倾覆后，作为汉室的皇后，王莽的女儿郁郁寡欢。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王莽看了非常心痛，他劝说女儿改嫁，遭到了女儿的严词拒绝。汉朝倾覆以后，皇后悲怆万分，说：“苍天啊，我有什么脸面去见夫君了！”在绝望中，她投火自焚。
杨坚的女儿本是周宣帝的皇后，她早就预感到父亲有篡周的打算，感到十分气愤，她曾经多次劝说自己的父亲，希望能让父亲改变初衷，当然最后并没有能够如愿。隋朝建立后，皇后的心情更为沉重。杨坚内心很惭愧，曾多次劝女儿改嫁，但每次都被坚决地拒绝了。
李弁的女儿是吴太子的妃子。李弁篡位以后，封他的女儿为永兴公主。每当有人称她为永兴公主时，她总是潸然泪下，连连推辞。
上面举出的几个例子都是上层妇女，也似乎过于沉重，其实，在普通妇女之中，有着高尚品德和卓越见识的人也不在少数。《史记》上记载晏子车夫的妻子就应该算作这样的人。
晏婴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国相，他节俭谦恭，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处理朝政，多谋善断，正直无私；政令简明，百姓易行；连仕灵公、庄公、景公三朝，使得齐国名显诸侯。
晏婴身为齐国宰相，公务繁忙，常出使各国。每次外出，为了显示齐国的威风，仪仗隆重，侍从众多，驷马高盖，威风凛凛，然而，晏婴本人却总是显出十分谦恭的样子。
晏婴的车夫，坐在高高的车盖下面，趾高气扬，扬鞭策马，甚为得意。他不仅在外边这样，就是回家后，也还是骄矜自得，旁若无人。他的妻子见他见识短浅，不知进取，想催他上进，就多次与他争辩，他却不以为然。其妻常于门缝中，窥其外出御车的姿态，见其仍旧意气满腹，骄横无比，就非常生气。待他归来后，其妻跪拜说：“贱妾不才，不能伺奉贵人，请您让我走罢。”车夫听了，惊异不已，询问道：“我身为相御，进出威风无比，你何出此言？”其妻答道：“晏婴身材短小，不足六尺，外表平庸，容貌若愚，却能身相齐国，名显诸侯。妾观其出，总是那么谦和自恭，显得抱负深远。如今夫君身高八尺，体魄雄伟，却为人仆役，为人驾车，不图进取；反而得意扬扬，自以为满足，我因此请求离开您。”
车夫听了他的妻子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羞愧不已。从此以后，每逢驾车外出，他总是竭力克制自己，谦和待人，以彰晏婴之德。时间久了，晏婴颇感奇异，就询问其中的缘故，车夫便以实相告。晏婴见其妻出言不俗，御者也还算有志向，便举荐他做了齐国的大夫。
尽管我们今天对传统僵硬的道德观念不以为然，但我们却无法否认传统道德观念对人的巨大的影响，当我们深入研究古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惊叹于这些道德对他们的深重的影响。也许，对于今天来讲，这些道德中的确有不合时宜的地方，但其坚持正义的核心思想却是永不过时的。离开了这一点，我们的思想解放将会导致民族文化的失落，而民族文化的失落将是一个有着世界上最为悠久和绵延不断的优秀文化民族的最大的灾难。
激流勇退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地之道。”这话真的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国人做事情一般来讲是不太彻底的，在封建官场上，多信奉“功成身退”，在战场上，又讲究“穷寇勿追”，在商场上，往往喜欢“见好就收”，可谓深得中庸之道。
确实，这也是中国人生活经验的总结。在《易经》里，就有“否极泰来”、“剥极而复”的话，意思是说倒霉到了极点，好运就会来临；反之，鼎盛到了极点，也就快倒霉了。
南宋的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论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廉颇一生中立下了无数的战功，但他到了老年时尚贪功不退。后来，秦国攻打赵国，这时廉颇正受到赵国的疏远，避居在魏国，赵王派人去看廉颇，看他是不是还能带兵打仗。廉颇壮心未老，还想建功立业，于是，饱餐一顿，向使者显示自己的饭量，并披甲上马，大显英雄本色。但最终还是因为仇家郭开作梗，让使者故意在赵王面前说他已经老迈无用，不要说立功了，廉颇连自己的故土也没有能够回去。
汉武帝讨匈奴，李广已经有很多的功劳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封侯，因此，他请求做前将军出征。汉武帝以李广年事已高，没有答应。过了好久，才答应了这事，任命他为前锋。这一年正是元狩四年。李广已经跟随着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出了关塞后，卫青捕到了一个俘虏，得知了匈奴首领单于的位置，就亲自率领精兵去追单于，却命令李广的军队合并到右将军的部队中去，从东边出击。东路稍微绕远。而卫青他们大部队的道路上，水草很少，势必不能屯兵宿营。李广请求说：“我本来是前将军，如今，大将军下令调我从东路出兵。且我从年轻束发时起就一直与匈奴作战，今天才得到了一个与单于对战的机会，我愿意担当先锋，先与单于拼一死战。”而大将卫青暗中受了皇帝的告诫，认为李广年纪已老，命运不好，不要让他与单于对战，怕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李广坚决地向大将军拒绝这个命令。大将军不听，命令长史写了一道命令，直接送到李广的军部，并说，赶快到右将军的军部去，照命令上所说的办。李广没向大将军卫青辞行就起程了，心里特别生气地来到军部，率领军队与右将军赵食其会师从东道出发，但终因走东道误军而自刎。
汉宣帝的时候，先零羌曾经反叛，营平侯赵充国已经七十多岁了，还非常自信，认为当时的汉将还没有能超过自己的。他受诏命于金城平定了羌族的叛乱，可他的儿子赵卯却因为平羌之事招至了杀身之祸。
汉光武帝时期，五溪一带的蛮人反汉。新息侯马援已经八十多岁了，还在皇帝面前“据鞍顾盼”，以表现自己的英雄气概。光武帝对他大加赞赏说：“老将军真是神勇不减当年！”于是，任他为帅，领兵平叛。后来在壶头死于军中，真是应了他的话：“男儿当马革裹尸而还！”
唐朝代国公李靖本来是养病在家。这年正遇上土谷浑族侵犯边境。他听说后马上去见丞相房玄龄，对他说：“我虽然年迈，但对付蛮夷之人尚可，平叛还是没问题的。”但他平叛归来后却遭受到别人的陷害，差一点招来杀身之祸。到唐太宗伐辽时，征求他的意见，他还说：“我现在虽然是年老体衰，如果陛下不嫌弃，我照样可以披甲出征。”
郭子仪八十多岁还任关内副元帅。朔方、河中节度使。实际上他早已是功成名就，该自动让位给后来人了，可他一直不求退身，最后的结局是让德宗罢免。
历史上这几个人，哪个不是英雄，人中豪杰！但他们都不免被功名牵累，何况那些不如他们的人呢？文臣以运筹之才辅国。武将凭决胜之勇定邦。人们成就功名的欲望就是为了得到这个名声，古往今来的贤卿大夫们很少去琢磨这道理，不去珍重自身。真是让人感叹激流勇退的人太少了！
讽谏
讽谏是一门艺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邹忌讽齐王纳谏的事例就是典型的代表。在中国历史上，不仅优伶可以讽谏，一般的大臣也可以讽谏，因此，中国有一个源远流长的讽谏传统。
中国有一个不成文的法令，即优言无罪，意思是说无论优伶说什么话，都没有忌讳，皇帝是不能将他治罪的。下面就是优旃讽谏秦始皇和秦二世的一个例子。
秦始皇曾想造一个很大的苑囿，东到函谷关，西到雍陈仓。优旃说：“好啊！可以在苑囿里多放养一些野兽，假如强盗从东边攻来，用麋鹿去抵挡也就够了。”秦始皇听了这话，哭笑不得，后来因故放弃了，不再准备修这座苑囿。
秦二世的时候，曾想给城墙涂上油彩，优旃又说：“好啊！即使陛下不说，臣子们也将提议这样做。为什么呢？把城墙涂上油彩，那有多好畦，对于百姓来说，虽然很劳苦、很破费，但是多好看呀！涂了油漆的城墙富丽堂皇，敌人来了，爬不上来，既使想接近城墙，也容易被油漆粘住，城池可以说是固若金汤了。这比挖地窖要容易得多。”秦二世听了大笑，就放弃了油漆城墙的打算。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有正义感的优伶往往借助优言无罪这个特殊的便利条件向皇帝进谏，并屡屡取得别人所无法取得的效果。优旃、优孟、东方朔就是这类人物中的典型代表。
元朝脱脱执政时，有一位神童前来进见，自称会作诗。脱脱随手一指，让他以挑担子为题赋诗一首，童子当即作出一首绝句，诗云：“分得两头轻与重，世间何事不担当？”这首诗是平淡无奇的，但却大有深意，意在是讽刺脱脱做事不能权衡轻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