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又过了二天，赵简子醒了，他对周围的人说：“我到天帝那里去了，与百神周游了天堂，观看舞乐。天堂中的乐曲与人间的实在是不一样啊！它的声音激荡，感人心扉。在我游玩的时候，突然有一只大熊直向我扑来，天帝让我射杀它，我一箭射中，熊当即死去了。又有一头大熊向我扑来，我又一箭射死了它。天帝非常高兴，赐给我两个笥。另外，我还看见我的儿子站在天帝之侧，天帝指着一只翟犬说：‘等到你的儿子成人之后，就把这只狗赐给他。’接着，天帝又对我说：‘晋国要衰落了，再经过七世就会灭亡。晋国灭亡之后，姓赢的王侯将在范魁打败周人，但最终还是不能占有其地。”’大臣董安于听从了扁鹊的话，将赵简子的话记了下来，并且收藏好。
赵简子知道了扁鹊给他诊病的事以后，就赏赐给扁鹊四万亩良田。
《阅微草堂笔记》是清代纪昀所著。此人学识非常渊博，曾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四库全书》的总纂官。此书内容多记异闻，间杂辩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给予了一定的评价。
纪昀在书中对一些神秘现象作了解释。他在卷一论魔术搬运术时说：按理说，根本不该有搬运术，但是，从理论上讲不通的东西，往往在事实上是存在的。既然事实上存在了，理论上就是无法解释也应该承认。人们往往并不否认狐仙、山魁之类的怪物偷盗物，那么，控制狐仙、鬼怪的术士就对它们更不以为然了。术士们能够控制它们，也能役使它们。因此，搬运术应该是并不奇怪的。
纪昀还认为，要驱除厉鬼，捣毁淫祠，应当由有德行的人来执行，否则不仅不会成功，还会带来灾难。唐代的狄仁杰、宋代的范仲淹都是人们所共同仰慕的人，只有他们这样的人才能做驱鬼避邪的事情。人应当杜绝私心杂念，一切物体才能逃不出他的眼睛而现出原形。人要有了私心杂念，就如镜子被雾迷住了一样，是不能看清事物的真相的。
方士和方术与阴阳家的理论有很大的关系。阴阳家的理论和实践并不完全是虚妄的，如果我们能够用自己的眼睛拨开历史的尘土。把尘封的历史展现在现实的阳光下，也许能够获得一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然而，今天看来，在阴阳家的理论中，有关方士和方术理论的合理性最少，绝大多数都是虚妄的东西。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古代的化学和冶炼术虽然很发达，但主要是道教徒和方士们为追求长生而炼丹的副产品。这，既是道教徒和方士们始料不及的，也是我们感到哭笑不得的。
曹振镛“文正”不正
事君是一门极其高深的艺术，如果事之无道，不仅难以升官，恐怕头颅都难以得保。那么，应该怎样事君呢？
唐朝的宦官仇士良一生大得皇帝的宠爱，在他告老还乡时，他的徒子徒孙小太监们，专门为他举行隆重的送行宴会，虔诚地请求仇士良传授他们一点在宫廷里混饭吃的本领。仇士良说：“你们侍奉皇帝，要诀是千万不要让皇帝闲着，皇帝一闲着，就想读书，就想接待儒臣，就想讨论治国方略。如果是这样，皇帝就会变得明白起来，不再追求吃喝玩乐，也就不再宠信我们。因此，你们要想方设法投其所好，不给他留出一点空闲。这样，皇帝就不再留心学问，也无暇过问政事，反倒觉得我们十分忠心，也就只有靠我们去替他办事。这样，我们岂不就可以专权了吗？”一番话，说得小太监一个个如醍醐灌顶，欢喜而去。
这是臭名昭著的太监说的话，非正人君子所为。那么，“正人君子”一定不是这样吗？
曹振镛在乾隆年间中进士，做过翰林；到了嘉庆年间就连连升官，可谓飞黄腾达，一直升为尚书、大学士；到了道光年间，他更是如鱼得水，晋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傅，画图紫光阁。曹振镛81岁高龄去世后，谥赠“文正”。“文正”的谥号在清朝有特别的意义，不仅是对故世大臣的最高评价，还说明了满清统治者对人的高度信任。纵观整个清代，享受这种殊荣的也不过七八个人。
曹振镛作为一位汉族官僚，是有显赫的武功呢，还是有过人的才能？这两样他都没有。那么，他为什么历仕三朝，不仅没有遇到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麻烦，反而愈老愈受皇帝宠爱，仕途越来越顺，官越做越大，他到底有什么诀窍呢？
别人对他的为官之道都怀有一种神秘感。有一次，他的门生向他讨教，问他作为三朝元老，是怎样深受皇帝的宠信的，他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只回答了六个字：“多磕头，少说话。”意思是说，对皇帝、对上司，要多表示顺从，少发表自己的意见。其实，这没有什么神秘的，对于这一点，今天的人大概体会最深，不用特别解释。但需要特别解释的是，少说话并不是不说话，不说话是傻子，少说话则是聪明人，关键看你在什么时候说话。说什么样的话了。
曹振镛对此是深有研究。
清朝的前期还是政治比较安定，经济比较发达，人民的生活相对有所改善，但到了乾隆以后。各方面的矛盾都显示出来，逐渐有了江河日下的景象。尤其是政治，自雍正实行新政以来，出现好转的政治局面此时已今非昔比，好多政治制度已有过时之嫌，许多大政无不弊端累累，积重难返。地方官员在具体处理事务时遇到了很多问题，他们纷纷把这些情况上报朝廷，等待皇帝拿出办法。每天堆在皇帝面前等待批阅的文件有几大撂，道光帝实在应接不暇，搞得十分烦躁。但如果不看这些奏折，又会落得个荒废政务的恶名，这种烦躁的情绪表现得十分明显。
道光帝像
曹振镛经常侍奉在皇帝的周围，又善于察颜观色，对此深有了解。他经过一番琢磨，决定在合适的时机向皇帝“奏上一本”，为皇帝“分忧”。他一反往日“少说话”的常态，发表了如下的高论：
今天国家在陛下的英明治理下，已太平无事，但一些大臣偏好生事，在奏章里讲一些危言耸听的话，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博取直言的虚名，哪里是对国家尽忠！对于这些沽名钓誉之徒。皇上又不好降旨治罪。如果降旨治罪，陛下就会蒙受拒谏的坏名声。依臣之愚见，陛下今后只要在批阅奏章时选择其中的细枝末节上的错误，降旨严厉斥责。臣下就会慑于您的圣明与天威，知道陛下对天下事早已了如指掌，一定不敢再上那些搬弄是非的奏章。
曹振镛这一番奸佞之言正中昏庸的道光帝的下怀。此后，道光帝居然真的照着曹振镛的办法去做，专门挑剔大臣奏章中细枝末节处的小毛病。甚至是字体和行文上的毛病，他也不放过，动不动就降旨申斥，虽然没有杀人，到确实使不少人为此丢官。
这种方法的确是效验若神，没多长时间，就弄得满朝文武官员人人谨小慎微，人人自危，不仅不敢轻易上书，就是真的发生了问题，也是尽量隐瞒着不报，有时发生了大事，实在隐瞒不了，也往往是避重就轻地说上几句，就此完事。这样一来，朝廷上下就形成了一股互相欺瞒，报喜不报忧和粉饰太平的恶劣作风，结果使国家的许多弊政得不到及时改进，矛盾越来越激化，终于酿成公元1850年（道光三十年）前后的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几乎使清王朝灭亡。
不仅如此。曹振镛还善于谗毁。阮元是清朝的著名的古文学家，学问精深，著有多种著作，也深受朝廷的信任，但遭到了曹振镛的嫉妒。阮元与曹振镛都是清乾隆朝进士，且同为历事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元老重臣，但曹振镛对阮元心存疑忌，一直寻找机会排斥他。
一次，道光帝与曹振镛偶然谈及阮元，道光问曹振镛说：“阮元年青时就中进士，刚及壮年就升至二品高官，后来又历任封疆大吏，镇抚一方达三十余年，他是靠着什么过人的本领才有这样的成绩呢？”曹振镛听后，觉得这是天赐良机，便装出一副十分真诚而又佩服的样子说：“阮元很有才能，皇上可能还有所不知。他之所以能得意于仕途，一帆风顺，步步高升，原因就在于他对琴、棋、书、画皆有擅长，无所不通，而其中又以学问见长。”道光帝接着问：“阮元长年做官，哪有时间研究学问，何以以学问见长呢？”曹振镛回答说：“阮元现任云贵总督，当地百业待兴，政务繁忙，若是其它督抚，必会忙得废寝忘食，焦头烂额，决无时间研究学问。但阮元不然，他爱好行文，每天都在总督衙署与一班文人学士谈论文章，考据古籍，夜以继日，孜孜不倦，是以他的学问尤好。”道光帝听后，十分吃惊，当时没有说什么，后来还是受了曹振镛的影响，借故将阮元调为有名无实的大学士。
曹振镛死后谥号“文正”，在中国历史上，谥为“文正”的人并不多，如宋朝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谥为范“文正”公。意思是说范仲淹既懂文治，又中正无私，这是多么高的评价啊！然而，这个谥号，放在曹振镛的头上，怎么就那么别扭。也许，官方赠与的谥号本来就不那么可信。
仁人和君子
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出了两个好国相，一是管仲，一是晏婴。但与管仲比较起来，晏婴显然是远远不如的。
在《论语》中，孔子对管仲的评论最多。例如：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其大意是说管仲气量狭窄，生活奢侈，用度僭礼。这是对管仲否定的一面。然而，孔子不是拘拘小儒，论人不拘泥在这些小节上，因此对管仲的全面评价是极高的：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乎？
这是对管仲的整体评价。对于晏子，由于孔子和他是同代人，故而没有更多的评价。但是，我们可以沿用孔子的标准来加以评论，那就是管仲达到了仁的境界，晏子仅达到了君子的境界。
景公在位的时候，有一年，天降大雨，连下了十六天不停。景公在宫中日夜饮酒，没有考虑百姓的死活。晏子请求开仓放粮，赈济百姓，一连恳请数次，景公都不理睬，反而派柏遽去巡察全国，搜罗能歌善舞的人供自己享乐。晏子得知此事，十分生气。就把自己家里的粮食分发给老百姓，将能盛米的容器放在乡间路旁，供灾民使用。他自己徒步走着去见景公，对景公说：“大雨已连下十六日了。现在一乡之中房屋被毁的有数十户，一里之中断粮挨饿的有好几家。百姓中的老人在寒冷中挣扎，连粗布短衣也穿不上，饿着肚子的人，连糟糠也吃不着，他们走投无路，呼救无门。而大王您不但不予救济，还不分昼夜地饮酒作乐，甚至让人到全国各地搜求歌女娱乐。宫中的马匹吃着官仓的粮食，狗每餐着肉食，您的姬妾无不酒足饭饱，您对狗、马、姬妾的待遇是不是太优厚，而对待灾民百姓难道不是过于残忍了吗？乡里穷困而无法上报实情，就不会喜欢自己的主上；百姓饥饿而无处申诉，就不会感念自己的君王。我手捧简策，身在百官之列，目睹百姓饥饿穷困而无法报告给您，君主沉迷于酒，臣下不能救恤百姓，我的罪过实在是太大了。”说完晏子跪下向景公行礼，请求离去，说着便急急地跑出王宫。
景公一见，连忙追了出去，可是道路泥泞，没有赶上。于是吩咐备车，乘车去追晏子。赶到晏子的家里，也没有见到他。只见他家中的粮食已被百姓吃尽，只有容器放在路边。景公又令车追到了一个大路口，才看见晏子。景公下车，追上晏子说：“我有罪，先生抛弃我，不肯帮助，我无话可说，可先生不能不顾百姓啊！如何救灾，全凭先生作主。”说完了，就站在路上给晏婴行礼。
于是，晏子就返回了都城，令官吏巡视百姓，对于能纺织而缺少粮食的人家，发给存粮；对农桑俱废的人家，给予一年的口粮；对没有柴草的人家，就发给足以度过雨季的柴草。又派官吏巡视灾民，对住房坏损不能抵御风雨的，发给钱财；对孤寡贫困之家，无力安葬死者的，帮其安葬，并限三日内办完，延误者以不遵命令治罪。景公也搬出深宫，减肉撤酒，马、狗不喂肉，减少俸臣的俸禄和酒徒的赏赐。过了三天，官吏来报告说，共救济贫民一万七千家，发米九十六万钟，柴薪一万三千车，房屋毁坏的有二千七百家，用去赈金三千。
事过之后，景公下令减少内宫的膳食，不弹琴瑟，不陈列钟鼓。晏子建议罢免景公身边的奸佞之人，辞退那些以歌舞引诱景公的人。被遣散的人有三千之多。
有一次，景公打算在国内赏赐朝臣。准备赏万钟的有三人，赏千钟的有五人。他几番下令，而主管此事的人不肯照办。景公大怒，命令罢黜他。行赏的命令又重申了几次，而主管此事的士师也不肯照办，景公不快。晏子来见景公，景公对他说：“我听说做国君的，能使他所喜爱的人得到好处，使他所厌恶的人遭到疏远。如今，我既不能使自己宠爱的人得到什么好处，又不能使自己厌恶的人远离自己的身边，已经失去为君的本义了。”晏子回答说：“我听说，君王行事端正，大臣服从君王，就叫做顺。君王行为邪僻，大臣也依附他，就叫做逆。现在，大王要奖赏奉承你的小人，还命令官吏必须服从，这样以来，是使一国之君失去为君之道，臣下背离了职守。过去先王表彰所爱的人，是为了鼓励人们行善；惩罚所憎的人，是为了禁止暴虐之行。从前三代兴盛时，对国家有利的人受到君王的喜爱，对国家有损害的人遭到君王的憎恶。所以，明确了君王的所爱后，贤良之才增多，明确了君王的所憎后，邪僻之人才消失，于是天下得到治理，百姓和睦安定。到了三代衰落下去的时候，君王行事安于简易，生活上却沉溺于享乐，对于顺从自己的人就喜欢，对于违背自己的人就厌恶，所以这时君王明确了所爱后。使邪僻之人增多，明确了所憎后，贤良之人消失，这是造成百姓叛离君主，国家倾危的原因啊！大王不考虑圣王兴盛的原因，也不考察国家衰败的原因，我担心大王是违背施政之道。这样一来，实际上是使有关的官员不敢进谏，将会导致社稷倾覆，国家衰亡。”景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说：“都怪我不明理，请按士师的意见办。”
后来，国内受赏的只有三人了。
齐景公是个很没有见识的人，他很喜欢任用那些搬弄是非、造谣生事的小人，使得无功者受赏，无罪者反而受罚。
晏子非常不满意，他求见齐景公，进谏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都敬仰圣人，都信服圣人的教诲，我还不曾听说过哪位贤明的君主听信小人之言而行使赏罚的。如今，我听说大王与身边的人议论为罪犯减轻刑罚的事，竟说：‘那些快死的人还要尽力享受，不委屈自己，我为什么要为了仁义的名声而放弃享乐，只是使自己的生活仅比罪人稍强一些呢？’所以大王宠信的人在城里横行霸道，朝廷的幸臣在地方上强取豪夺，执法官吏也无不鱼肉百姓。百姓贫病悲苦，奸邪的人肆无忌惮，掩饰罪恶，蒙蔽君主。因此，就是有至圣大贤，又怎么能胜过这些奸邪谗佞之徒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忠良之臣常常遇到灾祸，受到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