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瑶回到府中,郁郁不乐,心想:江彬老贼是想让我变相行贿。但是,“天子无戏言”,如果我不拿出五百金,就是抗拒皇命,性命难保;如果拿出此金,坏我一世清名不说,怎对得起扬州百姓呢?左思右想,显得踟躇万分。后来,他想出一条妙计。第二天觐见皇帝的时候,他戴着女人的头饰,身披绸缎女服,怀里还揣满各类女人的首饰,一言不发,只是对着武宗连连叩拜。在座的诸位官员看到他这副滑稽的样子,都大惑不解。连武宗也惊异地问:“爱卿,你这是何意?”只见蒋瑶故作羞愧的样子,低声说道:“微臣该死!本应奉上五百金来赎陛下的鱼,但府中库银已空,臣的私蓄不多,囊空如洗,只好将拙妻的首饰、衣服拿来,换回陛下手中的大鱼,不知可否?”武宗听后,不觉大笑,忙说:“朕说的本是戏言,不必当真!你所带来各物,朕留下无用,仍赏与你妻去罢。此鱼也归你了,还给你扬州人。快快退下吧!”
后来,扬州人见蒋瑶,无不感激涕零,称他是爱民如子的好官。中国古来就有“优孟衣冠”的做法,但却没有妻子衣冠的先例,为了自己的清廉和治下的百姓,只好出此下策。在这滑稽之中,难道没有一些意味深长的东西吗?
公元1519年(明正德十四年),明武宗不顾群臣劝谏,执意要到南方巡游,诏书下达后,朝廷内外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翰林院庶吉士汪应轸等人坚决阻止,使得武宗大为震怒,在佞臣江彬的唆使下,他让汪应轸等人在午门外罚跪廷杖,几乎毙命。汪应轸后来被外放到泗州,出任知府。
泗州在当时是十分贫穷落后的地方。土地贫瘠,民情懒惰,不懂得种植、养桑一类的生计。汪应轸上任初始,就立志要改变当地这种刀耕火种的境况。他劝人开垦土地,种植适合的农作物,先解决温饱的问题。接着,他从府库中拿出银两,从湖南购买桑树种子,在当地栽种,并招募了许多江南女工,把养蚕缫丝的技艺在当地广为传布。没有多久,泗州百姓的生产就发展了起来,人们的生活就慢慢地变得好了起来。
是年七月,明武宗借着讨伐宁王叛乱之机,兴师动众,前来南方巡视。一路旌旗招展,鼓乐喧天,车马队排列数里,使人应接不暇。地方属官更是不敢怠慢,惟恐接驾不及,惹来杀身之祸,纷纷献上珍宝、美女,倾其地方所有,尽逢迎巴结之能事。江南百姓不堪重负,叫苦连天,有的闭门不出,有的干脆举家逃离。
一日,邮亭士卒快马来报,说皇帝车驾已临近泗州地界,不久将至,要当地的官员做好迎接的准备。附近州县闻风而动,如临大敌一般,老百姓吓得紧锁门户,四处藏匿;官员们更是惶恐不安,到处搜罗奇珍异宝,献给皇帝以邀其宠。只有汪应轸安稳如常,除了处理日常公务以外,并不见他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别人很奇怪,也很替他担心,就问他是何缘故,汪应轸淡淡一笑,说:“我平素里与官民相交甚厚,彼此信任。假如皇上真的来到此地,只需花费一日,就可把所贡物品筹备齐全。何况我们这穷乡僻壤,也没什么可多敬献给皇上的,皇上也不会挑剔。再说皇上什么时候驾临,尚未有期,如果现在就大张旗鼓地筹措,四处摊派,百姓无法安生,也会给不法之吏以搜刮民脂民膏的可乘之机。倘若皇上没有驾临此地,劳民伤财,将何以对得起一州百姓?”大家听后,很是赞佩汪应轸的胆识。
武宗顺河而下,在此地逗留了近一个月,各州县仅派出执火炬在河上照明的劳役,就不下千余人次,不光耗费巨大,还不时出现冻死饿死者。汪应轸对此感到十分忧虑,便急中生智,想出一个办法:在榆树柳树之间,不远就系上一个火炬,派专人看管。这样,差不多等于一个人执十个火炬,大大地节省了人力和财力。等到武宗驾临泗州境内时,火炬“队伍”排列的整齐及明亮度,反倒超过了其他的地方。
当时,随皇帝出行的宦官借机恣意索要,贪得无厌,深为地方之患。汪应轸又急又恨,心想:这些宦官依仗皇上的宠幸,才敢胡作非为,实际上是色厉内荏,因为他们久居宫中,心理阴暗,想借此机会发泄一下。只有想办法威震他们一下,才能减轻地方的祸害。于是,他挑选了一百名壮士,沿着河岸依次排列,这些壮士个个威武彪悍,还不时发出雷鸣般的呼号声,使人为之震惊。等有船通过时,只见汪应轸亲自带领这些壮士,用绳索牵动巨舟,逆水而行,顷刻就是百里,一直送出泗州境外才罢休。宦官在一旁看到此情此景,无不心惊胆寒,吓得面如土色。从这以后,宦官便收敛了许多,不敢再随意索取财物了,汪应轸与官员们也尽量以礼相待。这样以来,竟然给地方带来一点难得的安宁。
但武宗到了南京以后,又下一道谕旨,这是因宦官们在泗州受了惊吓,出于报复,向武宗谎说泗州有美女,怂恿皇帝让泗州进献善于歌舞弹唱的美女数十名。汪应轸先是很为难,如果不从,就是抗旨不遵,有杀头之罪;但如果献了美女,又使这些民女遭殃,对不起泗州百姓。他最后想出一计,奏疏道:“泗州妇女皆荒蛮丑陋,献上有惊圣驾,实在无法使陛下满意,恐怕吃罪不起。所幸的是泗州招募到了一批养蚕织丝的巧妇,不知能否将其纳入宫中,到宫中传授技艺?如陛下恩准,即刻进献数十名桑妇人宫。”
武宗见到奏折,觉得十分滑稽,不禁笑出声来,连说“好个汪应轸,真是拿你没有办法!”于是进献美女一事,也就作罢了。
明初,孝武帝所宠爱的殷贵妃突然病死。他因思念贵妃。孝武帝常与群臣前往殷贵妃墓祭祀。
一次,群臣又随孝武帝来到殷贵妃墓前。在祭祀中,孝武帝忽生奇想,遂对秦郡太守说:“卿如很悲伤地哭祭贵妃,朕当重赏。”秦郡太守为人粗率,常受孝武戏弄,闻言,便大声号哭,泪涕横流。孝武帝见后,甚悦,当即改拜他为豫州刺史。他在哭罢之后,孝武帝环顾左右,又令御医羊志哭祭。羊志走到墓前,想哭又哭不出泪来,不哭就是违命。正在为难之时,忽然思念起自己刚死不久的爱妾,引起内心伤感,于是悲从中来,眼泪如泉涌,情不自禁地呜咽起来,越哭越悲,一时号啕。哭了一阵,猛然想起这是奉旨哭贵妃,这才渐收泪水,转身复命。孝武帝哪知其中缘由,见羊志满脸泪水,哭得如此伤心,以为是对自己的忠诚,心中大悦,当即赏赐给了羊志许多黄金、财物。数日后,一位素与羊志相善的同僚遇到羊志,问他道:“卿的泪水怎么来得那样快?”羊志见问,苦笑了数声,回道:“那日奉命,欲哭不痛,忽然想起我那刚死不久的爱妾,这才痛哭起来。我哪里是在哭贵妃,实是哭爱妾!”同僚听后,不得不暗赞羊志的机敏。
这真是莫名其妙的事情,让别人去哭自己的老婆,而且哭得越悲痛越好,这实在是有悖中国人行事的常理,这不是明摆着要自己的妃子和别人有私情吗?这种甘愿戴绿帽子的愚蠢皇帝其实并不少见。
班超像
皇帝可以为所欲为,是荒唐与滑稽产生的根本,是荒唐与滑稽产生的政治基础,而为民请命的正直臣子的巧妙的对策。又使这种荒唐与滑稽平添了一层悲壮的色彩。滑稽的政治与正直臣子的悲酸无奈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独特产物,而且还会在一定意义上延续下去。
小人小利,难成大事
阴谋固然有用,有时甚至起大作用,但
只
搞阴谋却不能成大事,更不能长久。君子与小人相处,肯定是小人占便宜,君子受损害,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君子不逞一时之志,却能赢得久远。何也?道理并不复杂,如果遍地都是小人,不要说朝廷,就是这个世界也难以维持了。所以,小人可与图小利,可与图一时,不可与之图大事,图长久。
东汉时期的班超是一个有胆有识的人物,他本来很有文才,原是打算与哥哥班固一起修撰《汉书》的,但后来发现“百无一用是书生”,便毅然决定放下手中的笔,投身到军旅生涯之中(投笔从戎),成为汉代有名的将领。
有一次,他被派去出使西域(公元73年)。到了鄯善的国境内,鄯善王十分礼遇班超一行,但没过多久,态度就变了。班超告诉属下的官员说:“你们是不是觉得鄯善国招待我们的态度变得不够周到了呢?这一定是匈奴有使者来的缘故,他们想讨好匈奴,所以鄯善国王犹豫不决。明眼人能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就看得很清楚,何况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呢?”
于是召来当侍役的鄯善国人。经过讯问,胡役害怕,就照实说了出来。果然如班超所预料。班超就先将胡役关了起来,会集属下的三十六人,对他们说:“你我都在鄯善国的域内,现在,匈奴的使者到鄯善国才不过几天,鄯善王对我们的态度就变了。如果让鄯善国俘虏了我们,送给匈奴,我们可能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了,怎么办呢?
属下都说:“不论生死,我们都听令行事。”班超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趁着夜色,用火来迷惑匈奴的使者,让他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他们一定会很惊慌,那我们就可以将他们歼灭了。一旦匈奴的使者被歼,鄯善王自然害怕,就不得不顺从我们,与汉朝交好,我们的大功也就告成了。”
于是,班超率领属下,奔向匈奴的营地。当天,恰好是刮大风的天气,班超下令十个人带鼓,藏身在匈奴使者房舍的后头。共同约定说:“看到火起,然后击鼓大叫,其他的人都拿着弓弩伏在匈奴使者所住房屋的旁边。”
班超顺风放火,营地前后响起了一片鼓声和喊声,匈奴使者大惊。班超亲手杀了三人,属下杀了匈奴的使者及其手下的三十余人,其他大约一百人,都被火烧死。
第二天,班超见鄯善王,拿匈奴使者的首级给他看,鄯善全国上下都惊恐异常,于是交出王子作为人质,死心塌地地向汉朝归顺。
汉朝投笔从戎的班超是一位不拘小节,能成大事的人,但明朝的佞臣江彬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不能成大事的小人。
江彬是明武宗时期的著名的佞臣。武宗在位时,江彬蛊惑皇帝,为所欲为,朝廷众臣对之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但苦于武宗的庇护,找不到机会。公元1521年(正德十六年)3月,明武宗突发急病,猝然去世,朝中只有几位大臣知道此事。当时,张太后一直守候在身边,她见武宗咽气,严令任何人不许外传,禁宫不许随便出入,严密封锁了消息。当时的情况比较特殊,南方宁王的叛乱刚刚平定,朝中的江彬等奸佞之徒早就积蓄力量,随时准备发动宫廷政变。如果他们提前知道了武宗死去的消息,必定要发难。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让新皇即位,以定人心,造成既成事实,使江彬等人无从下手。张太后在考虑了当时的情况后,立即召来大学士杨廷和,商议立储之事。
杨廷和是太后的心腹之臣,他对朝廷的形势早就看得一清二楚,他听完太后的话,便示意太后屏退左右,然后悄声说:“江彬狼子野心,谋反之意已昭然若揭,路人皆知,他若得知皇上晏驾,必会勾结外藩,里应外合,兴兵作乱,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一步,就将不可收拾。请太后要早作防备!”太后感到心中无底,忙问:“那该如何是好?”杨廷和说:“如今首先要封锁消息,秘不发丧,先定下大计,等新皇登基后,其他再慢慢图之。”太后听了,马上着手安排此事。
杨廷和与内臣商议后决定,以皇帝遗诏的名义立兴献王世子朱厚骢为帝,即明世宗。然后,由太后发出懿旨,告谕群臣,宣告了新皇即位的诏书。紧接着,杨廷和又以先皇遗诏的名义,解散了由江彬训练主管的威武团练营,将招来的边兵一律发放银两遣散归乡。这样,朝中的人心安定下来了,江彬的势力也削弱了,起码,江彬等人如果想利用自己的军队在朝中发难已经办不到了。
江彬可谓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直到朝廷中的一切安排停当,他才得知武宗已经去世,自己统领的团练营已经被取缔遣散。他先是大吃一惊,但并没有当机立断,或是背水一战,或是逃走,而是恼恨地说:“皇上真的归天了么?他们如此瞒我,又削我兵权,真的是要反了!”都督李综到还算清醒,在旁边说:“太后及朝中的大臣这样封锁消息,恐怕对我们早有戒备,很可能是一切都筹划妥当了。当下之计,不如先下手为强,立即调兵起事,如果侥幸成功,自然最好不过;万一事败,还可以撤到塞外,保全自己的势力,将来另作打算。”
江彬听了他的话,犹豫不决,即传来死党许泰商议。许泰也听说了此事,正拿不定主义,他踌躇再三,对江彬说:“杨廷和老奸巨滑,他们既敢遣散团营的兵马,想是对我们早有防备,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必已作好周密的部署,有恃无恐,我们千万不可草率从事!依我之见,还是慎重为好。”江彬听了这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表示同意,说:“应该先探探虚实,再行动不迟。”许泰自告奋勇地前往打探。
许泰从江彬处出来,就直奔宫中,半路上恰巧和杨廷和相遇。杨廷和察言观色,一下就猜到许泰的目的,便将计就计,引江彬等人上钩。他故意装作不好意思的样子,和颜悦色地说:“您来的正好,皇帝猝然晏驾,头绪纷繁,忙得我们几个不可开交。本想邀诸公进宫商议皇帝遗诏上有关罢团营、遣边兵一类的事,但事情紧急,不容商议,又考虑到此事涉及到江提督,怕江提督一时难以接受,故未敢惊动诸公,望多多包涵!”许泰听了这番诚恳的话,心中反而安定下来,忙说:“江提督也正挂念此事,让我来探问一下,不知一些军国大事是怎样定夺的?”杨廷和机智地回答说:“奉太后之旨,已去迎立兴献王世子了,但路途遥远,还需要多日才能迎到。皇帝新逝,国事纷繁,我们几个人才德绵薄,请您务必转告江公,希望能与诸公同来,商定机宜,共辅新皇登基。”许泰听到这里,已经全无疑虑,满口答应而去。
杨廷和料定江彬一伙会中计,就立即召集司礼监魏彬及太监张永、温祥四人共入密室商量对付江彬等人的办法。杨廷和说:“迎立大事,在太后主持与诸位公公的鼎力相助下,已圆满解决了,可免此一虑。但大患在即,并未消除,社稷仍有危难。我们几位大臣势单力薄,恐难独撑局面,只好仰仗各位先帝近臣,希望各位援手,挽乾坤于既倒,建奇功于后世。”魏彬听了,还不敢确定是什么事情,试探着问道:“今杨公所说的大患,莫非指那‘水木’偏旁的人么?”杨廷和还未回答,张永接过话题,斩钉截铁地说:“何不从速诛杀此奸贼?”杨廷和拱手说:“过去诛杀刘瑾奸党,就计出张公,为社稷立下了不世之功,如今又要仰仗您老人家的神机妙算了。”张永微笑不答。杨廷和又将与许泰所言重说了一遍,然后对他耳语说:“这般,这般,可以么?”张永点头称好,再转告魏彬、温祥二人,二人都拍手赞成。于是计议已定,他们就去分头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