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和同样疲惫不堪的清王朝一样，似乎只需要一次维新变法，就可以重振雄风。历史的确曾经把“维新变法”的机会，摆在了山西票号面前。然而，在稍纵即逝的天赐良机面前，他们以和清朝政府相似的思维、雷同的理由、同样的武断和固执，将“维新变法”扼杀在摇篮之中。这种悲剧的根源，就在于山西票号对于资本的致命洁癖，对于独占权力的病态痴迷。“关起门来做大王，不容任何外人染指参与”的资本洁癖，使得山西票号错过了一次次天赐良机。山西票号走下神坛、跌入地狱已将近100年。然而，今天仍有众多的所谓学者、文人、专家，他们出于种种目的，回避事实、掩饰真相、篡改历史、误导大众。他们将山西票号长年累月走钢丝的冒险经营、在汇兑和透支拆借中乐不思蜀的真相掩盖；将导致其僵化迟钝、自闭固执的“黑社会化”管理，美化成所谓儒商的“科学管理”；他们虚构出“中国华尔街”的幻象；将导致票号最终覆亡的资本洁癖，描绘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骨气”。当谎言以影视、文学的方式一再重复，已经无限接近“真理”。这些伪真理如果大行其道，比山西票号惨痛100倍的故事，将在中国企业重演。这才将是真正的悲剧。
一、晋商为自己的没落与失信埋单
晋商，一度主宰明清经济命脉的“天下第一商帮”，其创造的商业神话和文化理念曾让无数追随者顶礼膜拜，而短短100年后，这个经过五百年潜心修炼而建立的商业帝国顷刻间土崩瓦解，又着实令人扼腕叹息。拨开历史的浮云，反思晋商的沉浮，追寻其盛衰的轨迹，我们固然没有理由否认当时内乱外患是造成晋商走向没落的关键因素，但同时我们不难发现，从某种程度上说，晋商是凭借对自己所信奉和践行的文化理念的忠诚，将自己推上了一个让人无法超越的商业巅峰，而最终也是因为其自身对这种文化理念的背叛由自己终结了充满传奇色彩的晋商时代。
1.晋商“学而优则商”的代价
对于晋商，来自媒体评论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是，笔者关心的是历史上的晋商为什么兴盛了500年后，全军覆没，全盘皆输。在20世纪初，山西太原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但是如今的山西太原，经济在全国是倒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倒数，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反省。
当然，晋商也有几个优点值得众多的商帮学习：
第一，晋商非常重视股份公司制度建设。应该说，没有股份公司制度，晋商不会崛起，当时到莫斯科做贸易，晋商那是浩浩荡荡，单是骆驼就几千头。
第二，晋商从家族的血缘化走向地域化。确实，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中，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很强，其中家族文化的弹性很大。当然，对于晋商从家族的血缘化走向地域化，这当中风险的确很大，那么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呢？研究晋商就不难理解，晋商从家族的血缘化走向地域化首先考虑的是同亲，然后再考虑家族以外表兄弟，还有同学、同乡等；其次，晋商特别强调，结成儿女亲家，又把外边的人转换成自家人，从而消除晋商从家族的血缘化走向地域化的风险。
了解了晋商的优点，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一个兴盛了500年的商帮，怎么说倒就倒，而且还倒得特别彻底。为此，我们反观晋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晋商“学而优则商”，因为大多数“学而优”的子弟都被选拔为产业的继承人。当然，优秀的人才留在晋商之中，对产业固然大有益处，但却失去了为自己培养政治代言人的机会。渠本翘作为晚清的知识精英，由京官到外交官，在官场上积累了相当资源，民初还一度被任命为山西宣慰史。因此他的眼界较高。他主持的“双蝠火柴公司”和“山西保晋矿务总公司”都属于近代民族工业范畴，足见他已跳出了晋商传统的路子。但是晋商的子弟们，如渠本翘者能有几人？因电视剧《乔家大院》而闻名的乔致庸，虽是一个出色的商人，却未能做出有意义的转型，因此乔家票号在民国年间历经冯玉祥、日军、汪伪等几次大劫，终致奄奄一息，最后在解放初期被人民政府接管，结束了长达200年的基业。
当然，晋商的典型特点还是官商，晋商曾经向官僚集团靠拢，但是随着政府的覆灭，晋商也跟着死亡。早在明朝嘉靖年间，在江苏的晋商就大力帮助官军抵御倭寇；清朝几次用兵，晋商都踊跃承担筹办军粮的重任；到了晚清，朝廷财力不济，活跃在民间的晋商主动向朝廷靠拢，或恭迎“西狩”圣驾，或直接借款给朝廷等。然而，事与愿违，晋商如此殷勤备至，换来的却是以怨报德。因筹办军粮而至负债经营的介休范氏，最终被乾隆查抄破产，兔死狗烹。清末户部积欠晋商的巨额白银，因清亡而泡汤。俄国和日本均欠晋商巨额债务，皆赖账不还，中国政府却从未给予晋商任何支持。当然，晋商在“庚子之变”时还在竭力向朝廷输诚，足见其见识短浅，较之搞“东南互保”的洋务派大臣如李鸿章、张之洞等，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三种商人可以长袖善舞，长葆不败：一是本身就是官僚或其亲属；二是与官僚扯上裙带关系；三是与官僚发生解不开的黑幕利益千千结。这三样，晋商一样都做不到，他们既然要以义制利，就难免“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在治世尚能苟延性命，当乱世则任人宰割。
2.晋商把积淀了几百年的商业诚信品牌给弄丢了
媒体对晋商的质疑和看法，笔者非常认同，至于晋商的没落，主要原因还是晋商的失信，从以下几个事件就不难理解晋商失信的代价：从汾酒的造假开始谈起，生产假酒闹出了人命，尽管中央下死手去查办汾酒的假酒事件，还是有很多人到山西一不小心就喝到了假汾酒。运城的假水利建设事件，是政府官员搞所谓的政绩工程来蒙骗党和百姓。当时代赋予了山西煤老大的地位的时候，让我们看看这些暴发户都干了些什么？这些靠煤炭发财的人都把钱花到了哪里去了？有多少个山西政府界的人士参股煤炭开矿？有的地方公检法都成了煤老板，老百姓还到哪里去寻找公正？
从这个层面上看，晋商怎么变得如此不堪入目？进入21世纪，社会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晋商文化的大倒退让所有的商帮汗颜！为了赚钱他们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拿人命当儿戏。
晋商现在在所有商帮面前所反映出来的现象是地方政府诚信的缺失，地方政府要不就是不作为，要是作为就制约经济发展或者与非法者同流合污。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的环境诚信缺损必然导致地方民众的诚信危机。好人和正义的人没有了市场，那些奸邪小人可以大行其道，一个地方环境没有了公信力，事物的发展的走向就变得非常可怕，一个地方的官员不能惩恶扬善，邪恶势力就控制了社会的经济命脉，就控制了一些贪官手中的权力，法治环境变成了人治环境，正义成了下风，邪恶必然占了上风。
谁来对晋商的诚信缺失负责？我们看到的是晋商里的老鼠屎，怎么也擦不干净。全社会都在讲诚信，晋商对全国人民不讲诚信，就是对自己的未来不负责任，晋商到了反思的时候。晋商的没落不怪别人，要怪就怪晋商自己，是他们把老晋商积淀了几百年的商业诚信的品牌给弄丢了。
3.晋商没有完成两种转化而走向衰落
晋商没落的原因很多，其中不得不提晋商因没有完成两种转化而没落：第一，没有从封建商业资本转向现代工业资本；第二，就金融来说，没有从封建钱庄的金融制度转化成为现代银行制度。晋商为什么没有完成这种转化呢？从根本上说，这与晋商的保守和封闭有关，而且保守和封闭在晋商的后期表现得特别突出。什么叫做保守和封闭呢？也就是当年的晋商根本不了解世界形势的变化，认为自己的钱庄、票号才是最好的金融形态。其实这个时候外国的银行已经进入了中国，而且中国的银行也最早基本上是由宁波人开始创办的。
当然，现代银行和传统的票号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银行，资本特别雄厚，广泛地在社会上实行招资。现代银行先进的地方是讲究贷款人必须有贷款保证，贷款时必须把贷款人的房契或者把工厂的地契拿来，银行才贷款给贷款人。而传统的票号资本都很少，大概是几十万两银子就算是多的，最多的几乎没有超过40万两银子的，所以实际上资本的实力很小。另外，票号一般是针对大户，很少针对小户的。票号在借钱时仅靠个人的信誉。
对晋商的研究分析中，我们发现其衰落的内在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如前所述，明初晋商借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在清朝时，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方各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方各省资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400万两，有应付银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2）“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清初，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3）墨守成规，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晋商终于失去昔日光辉。说晋商墨守成规似乎太不公允了，他们之所以在数百年商海沉浮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正是归功于其在长期的商业生涯中敢于破旧立新，打破传统的商业模式，“东家出资设号、掌柜全权经营”，相当于现在的经营责任制；“大号统辖小号”无异于现行的股份制经营模式；派驻信使外出巡视、督察的“钦差督察制度”让人从中看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影子。然而，这种标新立异、这样的开拓创新并没有维持太久，创业的成功使他们又陷入了新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在种种光环的笼罩下，他们渐渐变得自以为是、固步自封、闭关自守，习惯于按照自己的“规矩”行事，而对形势的变化、外面的世界熟视无睹。1900年之后，外国银行凭借雄厚的实力发行纸币，以纸币代替银两流通，不仅垄断着外国洋行的所有银行业务，而且逐渐渗透到山西商人一度把持的许多国内市场中，这对靠着银两汇兑起家的山西商人打击很大。可当时的山西票号对西方银行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一直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当年以明察秋毫而著称的晋商，此时的目光好像已经不能越出那一道道高大的城墙了。在他们一些人的心目中，似乎觉得外界的风云变化至少不会影响到这座县城中来。可是当西方银行逐渐在中国站稳脚跟时，他们又十分谨慎地与西方银行间保持距离。1904年，慈禧太后痛下决心，决定效仿西方国家的样子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一年秋天，祁县、太谷、平遥各票号总号先后接到北京传来的消息，户部尚书鹿传麟奉慈禧太后旨意，创办大清户部银行。鹿传麟召集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经理们会商，一方面邀请各票号入股参与；另一方面请票号派人主持将要成立的这家国家银行。这个天赐良机无疑是给山西票号提供了一次极为难得的发展机会。但没想到的是，票号的大掌柜们却做出了完全一致的回答：拒绝参与。恰恰就是这种墨守成规、目空一切的态度，使晋商眼睁睁地看着与继续称雄商界、扮演“财政部”角色的大好时机失之交臂，自己将自己淘汰出局。
（4）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5）小农意识羁绊创业天赋。无论是曹氏家族、乔氏家族，还是王氏家族等，这些都是晋商中的佼佼者，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出生农家。他们不甘于守着贫瘠的土地，不愿意满足于现状，毅然走出了家门，经过子子孙孙数代人的拼搏，家业不断扩大，从关内到关外，从国内到国外，生意可算是做遍天下，得意之时，横跨欧亚两个大陆，甚而远至英吉利海峡，表现出其宽阔的商业视野和创业天赋。按理说，这些勇敢地跳出农门，并且建树了不凡业绩的晋商巨贾，理当胸怀天下、志在千里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即便是这群纵横四海的大家之人，小农习气在他们的内心依然根深蒂固，正如一个世纪前上海流行的那首讽刺晋商的民谣所说：“山西人大褥套，挣钱回家，买房置地养老少。”纵使他们的钱财看上去世世代代都用不完，但他们就是放不下那个家，回家，盖房，养活老婆孩子，似乎永远是他们最大的理想、最后的归宿。如明代蒲州商人范世逵经商西北，“义而资益巨，占良田数百亩”，即使有再大的创业空间和发展前途，他们也宁肯蜷缩在那片穷乡僻壤里，购地置房，“以末起家，以本守之”，如此“小家子气”，充其量不过是摘掉了贫穷的帽子，回归到一个高层次的生活起点。极深的恋乡情结，捆住了他们施展才能的手脚，刻板的小农意识折断了他们纵横天下的翅膀，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他们重新回归黄土高原那残破的院落，在那样的政治历史环境里，怎能指望他们有什么更大的作为、更大的突破呢？而又怎能规避被同行、被政府的新兴商业挤垮的风险？
（6）散兵游勇终难成就大器。说到晋商，很自然地会让人联想到他们的群体意识和团结精神。山西商人崇尚“和气生财”，友好的同行称为“相与”，“相与”者须善始善终、同舟共济。票号经理李宏龄著书《同舟忠告》云：“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有不慎倾覆随之……必须同心以共舟。”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都是大商人家族，三家联姻为亲戚，结成盐商团伙，垄断了河东、长芦盐利。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地缘组织，“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就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经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形成了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然而，由于“山西人办事平稳，而性情拘执，且不能和衷共济，力顾大局”，“晋商各号，情势涣散，向来各做各的生意，断不能联为一气”，这样的和谐和联合并没有能够深入下去，更没能维持多久，或者只是貌合神离，以至于即使在山西票号最辉煌的时期，也没有走向联合，而是各家票号“家天下”式的金融网络布局。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和二掌柜毛鸿翙这两位杰出金融巨子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争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如此钩心斗角、单打独斗的散兵游勇式的格局，自然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晋商航母，形成坚不可摧庞大势力，在来自内外两股势力的挤压下溃不成军也就在所难免。有位哲人这样说：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纵观晋商的盛衰，可以说是成于忠诚，毁于背叛。这对于新晋商的崛起或者整个搏击商海的人们不失为一面镜子，一本极好的反面教材。
二、振兴晋商必须建立富有晋商精神的企业文化
说起晋商，我们也是通过很多文艺节目知道山西有大院，特别是电视台播出的《乔家大院》，使山西大院在我们的印象里更加的生动起来，而且把山西省的大院，就是历史上的大院，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并发展到极致。所以，我们开始对山西有一定程度的重视。
1.建立富有晋商精神的企业文化是振兴晋商的战略机遇
晋商是中国众多商帮中的一个，对于晋商的振兴，业内专家指出，建立富有晋商精神的企业文化是振兴晋商的战略机遇。因为有五千年古老文明的中国，却没有一个百年企业能够写进世界500强，这是中国文明的悲哀，也是中国历史的耻辱。百年来，那些沉浮于历史里的商业传奇终于被西方社会的坚船利炮所湮没，而饱含东方智慧和文明的“儒商”精神则沉沦百年。直到今天，建设市场经济的大潮涌起，当资本不再是一个贬义词，世界各国都在殚精竭虑研究中国商业智慧的时候，我们才警觉：原来中国独有的儒家精神和仁义道德竟然是商业的最高境界，虽然历史曾和古老文明开了一个玩笑，但是商业的振兴、发展和回归却有赖于“儒家精神”和“商业道德”。
确实，振兴晋商，必须建立起富有晋商精神的企业文化，因为只有“儒家精神”和“商业道德”才是商帮不败的必经之路。在清朝，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而在中国，山西是中国最富有的地区。
晋商乔致庸纵横捭阖，写尽商海风流，把晋商演绎到至臻化境的境界。一代儒商乔致庸以儒治商、无为而治的领导智慧，崇德尚义、以义制利的经营之道，慧眼识才、善于用人的御人之术，诚信为本、仁厚待人、以和为贵的处世哲学，着眼大局、深谋远虑的市场眼光，行胜于言、快速执行的实干精神，准备充足、谨慎行事的风险意识，慎待相与、敦厚待人的大家风范，身体力行、严格课子的治家之道为处世之道，乔致庸远比其他商人更为重视诚信、仁厚的商业美德。他对信誉、义与利的看法是：信誉至上，其次要讲义，第三才是利。他以此身体力行，给顾客最大价值，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顾客，实现了利润长久最大化，赢得了其他人难以企及的赫赫声威和崇高地位，使他在商业精神领域里成为一代巨商的典型代表。乔致庸从一个幼年丧父失母的孤儿成长为叱咤风云的商界大亨的立体形象，从弱不禁风的雏稚蜕变为振翅高飞的雄鹰的艰难历程，乔家三代艰辛的创富历程，让我们了解到我国悠久的经商传统和独特的商业文化，感受晋商凝重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晋商的代表人物，乔致庸其行其德、其人其才，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如说：乔致庸早在过去通信、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就既能让各票号分散经营，又能让各票号握紧拳头闯市场；既能发挥各分号的积极性，又能有效提升整体竞争能力，这难道不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吗？
为此，“儒家精神”和“商业道德”是指导我国商帮基业常青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是什么样的晋商精神成就了晋商的辉煌，许多区域经济专家认为，晋商的精神是勇于开拓、勤奋、诚信等。这些精神对晋商的成功的确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并不是晋商独有的精神，也不是晋商成功的关键。我们所要寻找的晋商精神是晋商所独有的精神，是使晋商成功的核心的因素，这种精神在我们看来是制度的创新和与时俱进。与中国其他商帮相比，晋商的企业制度是最完善的。任何一个企业的成功都要依靠制度，晋商能够辉煌500年，尤其是产生了汇通天下的票号，依靠的也是制度，晋商的股份制已经体现了股权多元化和相对控股的特点。委托——代理关系下的全权授权经营，使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又避免了家族企业化管理的弊端。以身股制为中心的激励制度，保证了高效率，至今仍不过时。企业内严格的管理制度减少了内部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中国的其他商帮也有过不同程度的辉煌，但有这套制度者，只有晋商。与晋商齐名的徽商早在清道光、咸丰年间已经开始衰落了，但晋商在这一时期却登上了事业的顶峰，其根本原因在于能与时俱进。晋商和徽商都是以盐业起家的。当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盐业的垄断被打破时，徽商就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衰亡。晋商在明代中期之后逐渐失去在盐业中的优势，但先转向多元化的经营，后又转向了票号的经营，从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这正是晋商的与时俱进，晋商根据不同的形势，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尤其在清道光年间抓住时机转向票号，完成了一次成功的转型。在一个变动的世界中，及时做出调整，是任何一个企业成功的必由之路。晋商不愧为识时务的俊杰，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做到了与时俱进，这句话说起来并不难，难的是实践。晋商的成功正在于他们做到了。当然，晋商还有许多值得学习的精神，但只有在制度创新和与时俱进的基础上，其他精神才能发挥。
振兴山西经济不是一句时髦的口头禅，必须有赖于新一代的晋商。新晋商是21世纪的企业家，不仅需要提高自身修养和素质，而且还需要提高诚信度，因为新晋商不是历史上晋商的“克隆”，尽管不能割断历史，但是新晋商应该从历史的晋商身上学习好的精神传统，并克服先辈的缺点，根据北京华夏圣文管理咨询公司对晋商的经验和教训的分析，新晋商应该比历史上晋商有根本性突破。
第一，摆脱家族制。新晋商将制度化决策高于经营之上，在山西，有许多民营企业都是从家族企业起步的。不过，一旦企业做大之后就必须摆脱家族制，比如股份制，家族企业非家族化管理，以及激励机制和其他严格的管理制度，都是值得新晋商去学习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每一个晋商都把家族企业转为股份制企业，用法治代替人治。
第二，克服保守观念，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研究广东，浙江等地企业强大的原因还在于得开放之利。确实，山西还是比较保守的，这种观念阻碍了山西经济发展。只有开放，才能与时俱进，山西许多民营企业经营煤炭，但煤炭不是取之不尽的，开采不完的。要在适当的时候转型——像晋商那样由盐转向多元化，又转向以票号为主，走出山西看全国、看世界，走出煤炭看其他行业，山西才有希望。
第三，处理好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事实上，不管什么时候，企业都需要政府的支持，为此，今天的新晋商仍需要政府的支持，利用政策机会也应该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但我们不能像历史上的晋商那样与政府密不可分。企业发展最终靠自己，政府只能作为若干外因之一地发挥作用，不能说不重要，但并非决定性的。同时，新晋商要在发展本地经济的共同利益基础之上取得政府支持，不能用行贿等非法手段把官员“拿下”，晋商许多打通政府关节的手段在今天是不适合的。山西的经济需要新晋商，也一定会出现新晋商。
2.晋商必须把诚信真正做实
业内专家提醒晋商，晋商对山西人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历史包袱。过分迷恋、回顾或者是自我欣赏晋商是不可取的。为此，振兴晋商应该在保护、在品牌上大做文章，这是振兴晋商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对于振兴晋商这个问题，业内专家建议，晋商必须把诚信真正做实，这才是振兴晋商的头等大事。因为经济舞台，风云变幻，企业间的竞争随着市场的紧缩而变得日益激烈残酷。当技术、管理已不再成为壁垒，企业间的竞争靠什么取胜？诚信！“诚信是竞争的基础”！如果企业忽视了诚信经营，就宛如在沼泽中建起大厦，根本就不可能有立足之地！企业的诚信，实质是企业家的诚信！很多企业的CEO非常重视诚信的作用。企业信用与诚信文化建设，对于企业与整个经济社会的持续蓬勃发展，对于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与影响力，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为此，山西商人要以诚信为本，诚信是经营的核心理念。从商业伦理文化来讲，经商就要致富，要有效益，但是经营要生财有道，要讲诚信。这是晋商所以兴盛的原因，核心的价值观就是诚信。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光绪逃往西安。由于仓皇，这些人甚至来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折，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
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他们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劫掠一空，甚至连账簿也被付之一炬。
没有账簿，山西商人就无从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无从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原本可以向京城来的储户言明自己的难处，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做安排，这样做可以说合情合理。因为来取银子的难民刚刚经历过京城的兵灾，很多人甚至是亲眼目睹了票号被劫掠的情况。但是，开中国银行业之先河的日升昌票号没有这么做，以日升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都没有这么做。他们所做的是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管银两数目多大，票号一律立刻兑现。
山西票号这样做，无疑是承担了巨大的风险，面临众人的挤兑，再加上真假难辨，在这种局面下，票号经营者稍有不慎，就可能使自己的生意陷入灭顶之灾。
日升昌和其他山西票号面临危难之时所表现出的胆识让人赞叹。他们不惜以不计后果的举措向世人昭示了信义在票号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义制利的古训被晋商透彻地理解之后贯彻在实践当中。日升昌清楚地看到，来山西票号挤兑银两的多是王公贵族，他们的行为属迫不得已，是国难所致。不论时间长短，灾难是会过去的。这些人在京城的政治和经济实力都不容忽视，为此从长远看，票号冒一定的风险，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多更大的机会。
以后的事实证明，日升昌的判断是准确的。战乱过后，当他们在北京的分号重新开业时，不但普通百姓纷纷将积蓄放心大胆地存入票号，甚至朝廷也将大笔的官银交给票号汇兑、收存。
日升昌为首的山西票号在挤兑风波中，以甘冒风险的代价换来了名利双收。义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价值观，“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而公之业益饶”，“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
诚信对一个票号来说非常重要。当时的票号没有国家力量做背景可以依赖。同时，那时的法律也不健全，不可能通过法律来保护储户权益。可想而知，如果缺少了诚信，人们根本无法放心地把钱交给山西票号。没有朝廷和官场保护，又受不到法律保护，这样的大背景下，山西商人要做起异地兑换这样的金融事业，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信用。这是把儒家和农耕文明中的诚信和商业文明组合在一起的诚信。尽管商人天经地义的目的还是要获取利润，但利以义制的核心是告诉人们行义的目的是可以考虑利益回报的。
上述案例不难理解，晋商是什么？晋商就是“诚信”。但反观现的山西企业诚信问题却日益突出，最近屡见报端的是震骇国人的山西“黑砖窑”事件。据报道，社会上的一些黑中介，在全国各地绑架或拐骗青少年、智障者，贩卖到这些黑砖窑做苦力。其中年纪最小者仅八岁，大者十三岁。他们都由黑心窑主雇的打手手持棍棒监管。每天劳动十七八个小时，如果哪个稍许怠慢，即以棍棒相加，这些可怜的孩子往往被打得遍体鳞伤，有的甚至被打傻了。新砖出窑，还没有冷却就让孩子们背，把他们的背也烫得红肿溃烂。吃饭只有馒头，喝凉水，还限十五分钟。晚上则挤在地铺上，冬天也不生火，挤在一个黑屋里，完全像牲口一般。终年不刷牙，不洗澡，一个个像黑人一样，身上的泥可以刮下一层，当那些童工被解救时，有人身上还穿着破烂的校服。只要自己赚钱，不管员工死活的黑心窑雇主诚信缺失的程度已经达到了极点。
为此，如果要振兴晋商，必须把晋商精神和诚信发扬光大，这两者是不可或缺的。缺了就会造成黑心窑雇主草菅人命的事件屡屡发生，这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来说，这是非常可悲的。所以，山西的企业要发展，企业的老板要做文化商人，要做文化精神文明建设的表率。所以，建议新晋商在发扬晋商精神的时候，最好结合现实问题，把它发扬光大。所以，晋商文化、晋商精神是振兴山西经济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只有把晋商文化、晋商精神发扬光大，晋商振兴才能落到实处。所以，建议把晋商作为一种精神文明，能够发扬光大。
3.晋商振兴必须把习惯的盲点变成支点
谈到晋商，谈到晋商文化，晋商的发展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找到我们习惯的盲点。如何把习惯的盲点变成支点？确实，重视管理，却不知道如何管理，找出适合自己企业的最佳管理模式，是近年来众多山西民营企业家面临的一大难题。他们对于管理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科班出身的管理咨询专家的说教。山西民营企业家通常是在乎脸面的，如果承认自己的能力或者对管理的认识不足以管理好一家企业的话，那就太丢因为钱而挣来的面子。但必须要警惕的是，这种科班说教带有一定的规律性和统一性，因为他们的信息来源基本上都是同一专业理论。还没有认真对山西的企业进行调研，单凭只言片语就用“万能良药”来治病，显然缺少“闻问望切”的必要手段，最可怕的地方在于通常这种说教在理论上是不容易找出漏洞的。事实上，制度的制定是为了适应管理实践的需要。专业化管理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制度去规范管理。作为企业，首先要摆正心态，正是企业发展了，才需要制度的建立规范，反之，制度也是为了保证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
为此，于光远说，社会进步的基础是企业，企业发展的关键是改革，改革的方向是自主，自主经营的依靠是文化。现在企业文化喊了很多年，但很多民营企业的文化建设还停留在喊口号上，停留在形象设计上，在文化建设的大门外徘徊。
业内专家在公开场合强调，晋商振兴必须把习惯的盲点变成支点，这样才是晋商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北京华夏圣文管理咨询公司在调研浙商和晋商投资数据时发现：“晋商财团的钱数绝不少于温州财团，所以利用这种财团的整个力量去投资艺术。像别人现在还要进行产业规模，还要引进大型流水线的时候，没有必要了，因为美国和欧洲现在的知识工人已经失业了，因为他们大量的工作已经被亚洲的中国和印度外包了。所以，这些知识工人已经变成了创意工人，在追求梦想的时候，我们现在还要重复这种流水线买进来，再在山西建一些高楼，再建一些化工厂，没有必要，做艺术创造。《大宅门》的胜利足以说明晋商有这种能力，所以在山西可以建一座中国的好莱坞，我们中国的艺术中心就在山西。”对此，丹麦的经济学者沃尔夫·伦森说过，“当人类经历了狩猎社会、文明社会、信息化社会到今天，已经进入了今天的梦幻社会。”梦幻是什么？就是我们不但敢于做梦，会做梦，还要抓紧去做梦，这种梦想用山西人的智慧，用谨慎的、传统的诚信精神，用现在的财力，用晋商手里的钱，别做别的城市做过的事情，我们做什么？做缺项的，缺项就是艺术的缺项，在这上面创新，这样才能成为山西自己的优势。山西应该在世界、在中国起到别人所起不到的作用，这才是我们研究晋商今天应该面对的命题。
所以笔者批判和赞同晋商的历史，对中国商帮的崛起非常有意义。第一，应该说晋商许多成功的经验对现在中国区域经济的崛起还有启发，比如说，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应该有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而这个有效的激励机制就是中国区域企业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第二，做商业要讲商业道德，就是要讲诚信，尽管靠坑蒙拐骗能一时赚钱，但是绝对做不成大企业，而晋商做得好，就是他们确实讲诚信。这两点对中国区域来说永远是有意义的，但是也必须吸取晋商区域闭关、保守的教训。所以现在只有中国的商帮走向世界，中国才能繁荣。为此，振兴晋商，只有真正将历史上那种晋商的精神发扬光大，才能把山西经济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