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演化过程中，各地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文化传统、地理位置、商业基础走出了有自己特色的致富之路，其中不乏耀眼奇葩，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青岛模式……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因为各地所具备的地理、历史、社会、文化等条件不同，所以在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发展路子，这是可以在实际中看到的，不同的发展路子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不同的发展模式是从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出发，又向同一目标发展的。共同基础是传统的小农经济，同一目标是脱贫致富，振兴民族经济。支撑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文化底蕴是各地的为商之道，如格物致志的苏商、经世致用的浙商、开放包容的粤商、师承孔孟的鲁商，学习这些成功经济模式的智慧，学习不同商帮文化精髓，会从另一个角度对企业经营者有所启迪，这也是一种“取他山之石，以资攻玉”的方法。
一、浙商凭什么就超越了粤商
有人说浙商超过粤商，是浙江商帮的胜利，也有人说是地域文化的胜利。的确，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商帮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商帮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离开了特定的历史机遇、历史条件，任何商帮都不可能生息繁衍。同时，商帮又是一个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产物。特定的地理条件、区位优势、地域文化无不影响着、决定着、制约着商帮的兴衰演变，就像特定的土壤才能长出特定的植物一样。伴随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现代中国有两股驰骋纵横的力量格外引人注目——一个是粤商，一个是浙商。如果说前20年因为粤商占尽“天时地利”，才成为最具感召力的商帮，那么在此后可能相当长的时间里，就是草根出身的浙江商帮奏响历史的最强音。
1.取代的原因
虽说“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可是整个世界”，但是更与广东人重富不重贵的传统紧密相联。为此，在广东的价值排序中，富是最重要的，只要有钱，就会有社会地位，就会受人尊重。正所谓“英雄莫问出处”，哪怕是刚刚洗脚上田的农民，只要抓住机遇挣得千万身家，照样走到哪里哪里亮，尽管可能连话都说不利索，只认得钞票，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但在大庭广众之下，仍不失一分体面和尊荣。不管是广府人（讲白话）、客家人（讲客家话），还是潮汕人（讲潮州话），大部分只有初中、高中文化，其中有的仅有小学文化水平。这种现象虽然与改革开放之初“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之特殊国情环境有关——反正都是社会的最底层，放胆一搏，失败了与过去一样，成功了则可以雄视一方。
北京华夏圣文管理咨询公司在研究各个商帮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当今的商帮中，90%以上出生于底层，特别是浙商中的精英们，但他们与广东人是不同的，尽管如此，却从未放弃过从书本获取思想和智慧的努力。万向集团的掌门人鲁冠球出身农民，初始文化并不高，但长期的学习与思考使之成为老板中的学问家，他发表的论文和专著可能比有的教授还多，还要有影响。而粤商的特点是“敏于行，而拙于思”。广东老板们最喜欢的就是面对面地沟通、交流。至于发表在媒体上的文章，尤其是专著类的书，则很少认真地分析和研究。但在浙江就不同。在2004年6月，浙江省政府及有关部门联合举办的“浙商论坛”，有机会与许多优秀的浙商老板交流。让笔者感慨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读过关于浙商的文章，研究过关于浙商的书籍。“红蜻蜓”的老板向媒体透露，关于浙商的书他几乎全读过，网站也经常浏览。确实，在中国商帮的博弈中，为什么浙商越来越让人敬重、畏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浙商固有的文化传统与文化习俗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与现代商业已经逐渐融合，从而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更多的活力。
2.拙于思，对宏观和战略方面的东西想得少
对于粤商的特点，区域经济研究专家王志刚认为，广东商人的特点：第一，敏于行，讷于言，拙于思。是什么意思呢？优点就是敏于行，敢于行动，做了再说，在做的过程中，就能总结经验，就能了解认识；敏于行，讲变通，很少的商业风气，各算各的账，不像某些地方一锅端，都在这里，将来不好分，亲兄弟明算账，交易成本低。第二，讲求和气生财。广东的商人，尤其是在某些地方，房地产业竞争很厉害，但是很少互相攻击，老板都嘱咐手底下的人，只宣传自己，不要攻击别人。他有很少的商业风气。第三，重视外脑的引进。其他的优点是什么呢？勤快，谦虚，重礼，不张狂，很会替他人考虑，这样的商业环境更好。
广东商人的弱点是什么呢？王志刚认为有以下两点：第一，拙于思，对宏观和战略方面的东西想得少。广东在唐代时，还是属于南蛮，属于文化蛮荒之乡。因此，广东的文化，跟中原就有一定的差距。对于广东商人的文化素质，王志刚认为，文化素质必须提高，只有文化素质高了，才能对宏观和战略方面的东西想得多，才能应付越来越激烈市场的挑战。在这里，以一个市场竞争形势图为例，外部的宏观营销环境的变化，决定了微观营销环境的变化。第二，广东人过去胜之于讲变通，上海人失之于讲规则，但时过境迁，在今天的政策和经济环境面前，上海人的讲规则成了优势，而广东人的讲变通，成为劣势。因为，变通适用于中小企业，如果企业做大了，老是变来变去，部下都没法预测企业掌舵者的行为，也没法建立对企业掌舵者长期的稳定的预期。都是短期收益，企业怎么能搞大？因此，广东商人努力的方向是不仅要敏于行，而且要勤于思；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提高文化素质，重视对文化的学习，重视对政策的关心，重视对书报的阅读。
3.粤商的“软肋”
对浙商和粤商的对比研究，将浙商的许多方面与广东做了对比，而且是作为一种反面的例子进行参照。
粤商中，曾经有一大串耀眼的名牌企业的陨落：“健力宝易主，李经纬靠边；科龙易帜，老班底出局，2001年巨亏15亿元的科龙戴帽ST；深圳首家合资企业康佳集团2001年亏损7亿元；乐百氏何伯权不敌‘资本的意志’，创业团体集体下课；有传奇色彩的国企老大三九集团遭证监会谴责，差点引发现金流危机，一贯形象良好的赵新先含垢蒙羞；也是加冕ST的昔日热水器行业领袖万家乐2001年巨亏近10亿元，而公司全年营业收入仅11个亿，这在家电类上市公司几乎是创下一项纪录；在全国洗衣机行业独领风骚十几年的广东中山“威力”却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一下子陷入了高达16.18亿元负债的困境；再早一点，太阳神大股东以每股7分钱的超低价卖掉了股份；国内燃气灶巨头——中山华帝，创业的7位老板让贤于‘中国职业经理第一人’姚吉庆，5年后姚吉庆被迫离开华帝重起炉灶，终于没有摆脱被资本离弃的宿命。这些中国市场的明星，广东企业的招牌，似乎突然间集体虚脱。”
在逐一分析后，笔者研究发现，广东特别是中山、顺德一带民企老板的财富心态是：广东人很留恋既得财富，特别是当自己的经营前景不明朗时，决策上可能变得更保守。
业内专家对此也发表评论，认为：“潮汕地区是我国商业传统最浓厚的地方，与温州一起被誉为‘中国民间商业文明的双子星座’，潮汕商人和温州商人同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改革开放以来，‘温商’与‘潮商’却出现了迥然不同的走势，‘潮商退潮’之类的报道与几乎成为‘赚钱之神’代名词的温州商人的显赫声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潮汕人在不经意间沦为中国生意场上最有生意头脑却最为失意和孤独的人群。”
对此，区域经济资深研究专家赵丽语重心长地指出：潮汕人的失意，错在偏重贸易，对实业投资和工业生产兴趣不浓。赵丽还进一步剖析道：跟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一样，经济体系也有其自身的规律，也一样有“生态平衡”。经济体系的生态系统主要有两个跟大自然土壤一样重要的基础性环节，一是法制和信用，即保证企业主体自由自主的良好外部环境；二是制造业，一个大区域范围内的经济体系，必须以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为基础，否则容易陷入浮躁和急功近利。
二、粤商错过了曾拥有的先天优势
粤商、浙商——中国企业家群体最典型的代表。两大区域两大商帮精英江湖论剑，势将成为财经界的焦点。珠江、长江，作为中国目前最发达的两个区域，共同点和差异点到底在哪里？有人说：“粤商实干，浙商抱团。”粤商、浙商，作为新中国声名最盛的两大商帮，为什么能领跑中国经济？这场财富思维的碰撞和对话，人们期待已久！环顾当今中国，粤商的改革风气在先，占据“排头兵”位置；浙商伴随着市场经济大潮横空出世，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一匹“黑马”。与此同时，国际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珠三角、长三角的民营企业正面临巨大的挑战，如何创新企业的商业模式，如何寻求合作发展，是两地的企业家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粤商错过了曾拥有的先天优势
商帮作为一个地域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股主流力量，对一个地域的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起着越来越强劲的推动作用。以浙商为例，仅民营企业对浙江省GDP的贡献便超过了70%；而粤商中的民营企业对广东省GDP的贡献也超过了50%。
王志刚在论粤商的先天优势时谈到，所谓粤商的先天优势就是得天时，占地利，顺带加人和。所谓得天时，是指中国的改革开放，世界经济的大转型，全球产业的重新洗牌；所谓占地利，是指广东邻近港澳，是中国连接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桥头堡，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主要通道；人和则指广东人所拥有的开放意识、海洋意识、国际意识以及善于借鉴、勇于创新、敏于行动等性格优点。
毋庸置疑，天时与地利造就了粤商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个时期主要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开放，在这个时期，内地70%以上的外资都是港资，30%才是其他国际资本。内地的开放促进了香港的繁荣，反过来香港又带动了与之一衣带水的广东。
确实，由于广东地理上的优势，中央政府就毫不犹豫地选择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理由有以下几个：
第一，在广东的历史中就有开放的传统，粤商因其特殊的区位条件，很早就有海洋意识、国际意识，广东人的外向性很强。第二，广东在地理上与香港一衣带水，唇齿相依。开放既可以吸收港人的投资，又可以在经济融合中实现文化融合、精神融合，从而为平稳收回香港打下重重的伏笔。第三，广东长期是“化外之地”，即使试验失败了，也不会成为“心腹大患”，不会伤筋动骨。第四，当时之所以不敢开放上海，还因为上海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擎天支柱、“心脏地区”，别的支柱还没有立起来时，绝对不敢动上海。如果上海出了问题，就会产生“心肌梗塞”。第五，按照过去一贯的思维和经验，一般要先做样板，成功了才会加以推广。
事实证明，广东的改革开放主要是针对香港的开放，主要是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时期，香港成了刚刚从闭关锁国转向开放的中国与全球，尤其是与发达的西方国家对接的唯一通道。就像打排球，当时全国人民的球都托给广东这个二传手，它再转托给香港这个叩球手，香港再将球叩向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叩向全世界。这样整个中国催肥了香港，同时也催肥了广东。
此外，粤商崛起之时，整个中国正是一个短缺市场。供给制的土崩瓦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企业承包经营、放权让利，流通领域的迅速开放，使中国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消费能量，而长期计划经济所形成的工艺水平和制造能力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消费需求。在此背景下，广东充分利用它的地缘优势，通过香港将国外成熟的技术、现代的管理理念，尤其是质量优良的零部件大量引进，快速组装成“洋枪洋炮”，自然就可以攻城略地、所向披靡。
2.当粤商凭借天时地利率先致富时，浙商却在经历着创业的艰苦修炼
从粤商的发展史中不难看出，从1978年到1993年，即从改革开放到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前的整整16年，是粤商最为辉煌的时期，也就是整整16年的对外开放成就了粤商的快速发展。确实，整个20世纪80年代，广东的抽油烟机、洗衣机、冰箱、录音机、电视机、饮料、电子表、遮阳伞、弹簧秤、尼龙袜、柔姿纱、T恤衫流行中国的每一个区县，许多广东人说着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昂首挺胸游走于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
由于广东的迅速崛起，吸引了中国不少的热血青年、仁人志士，抛弃工作、档案，告别妻子儿女，跑到珠三角，以至于大批的人才纷纷进驻广东。在珠三角快速发展的时候，对于浙江人来说并没有广东商人那样的条件，而此时的长三角还完全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中，没有广东的天时和地利，没有可以直通欧美国家的香港老表，没有什么优惠政策，也少有什么外商投资。那时的浙江人，这些农家子弟，这些草根阶层，这些行走在街头没有人会多看一眼的外省人，在寂寞、孤独中，奔走于大江南北。男人弹棉花、做家具、修房子、下苦力；女人则擦鞋、修鞋、补鞋。那时的浙江商人，连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甘肃等地的人都可怜他们。这些老少边穷地区的人们还沉浸在“三亩薄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时候，浙江商人则正在经历地狱之火的磨炼。
粤商与浙商在其各自的发展历程中，都按照各自不同的方式经历进化的历程。他们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处心积虑、绞尽脑汁地完成原始积累；但因各自的天时与地利不同，他们由蛹变蝴蝶的进化方式又完全不同。粤商的财富积累犹如阿里巴巴，一不小心打开了强盗藏宝的山洞，钱来得太容易，容易养成一种暴发户心态。而浙商“创业艰难百战多”，财富积累犹如针尖挑土，聚沙成塔，就像唐僧取经一样，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这种炼狱般的进化，让浙商培育出坚韧不拔、刻苦勤奋、虽九死而未悔的执著精神。只要云开雾散、天时更新、地利变化，这种在苦难中磨炼而出的精神就会释放出空前的创造力。
事实上，浙商在恶劣的环境中所受到的评价比粤商的要高，在这里，我们先看看台湾省知名作家龙应台讲的一个故事：
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带给我一捧枯草，枯草像死掉一样，没有水分，没有生气，很难看。朋友告诉我，这叫沙漠玫瑰，浸泡在清水中，几天就会复活；倒掉水，又会渐渐枯萎。藏上一两年，再置于水中，它又会复活。半信半疑的我，将这捧干枯的杂草放在清水中。第一天，没有丝毫动静。第二天，发现从中心开始向外舒展，有一点绿意。第三天，模糊的绿已变成实实在在的绿。以后每一天，它的绿意就顽强地向外延伸。到了第八天，展现在眼前的是完整、饱满、丰润的沙漠玫瑰，它居然复活了！
确实，在中国众多的商帮中，比如浙商，在恶劣环境中发展起来，它就像这沙漠玫瑰，严酷的生存环境让这些草根人物炼就了摧不垮、锤不扁、打不烂的强健生命力。它们就像沙漠玫瑰一样，气候恶劣时，会慢慢枯萎，了无生气。但是只要气候变化，有一点点清水，有一点点雨露，它便可以渐渐地复活，一圈一圈顽强地扩展它的绿意，演绎出惊天动地的生命赞歌。所以当市场经济的春潮呼啸而来席卷神州之时，面对天地大变、狂飙突起，各个阶层重新大洗牌的格局，那些长期小瞧浙江小木匠、棉花匠，泥瓦匠、补鞋匠的人们茫然不知所措，而浙江商人却能在中国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
3.当天时地利发生突变之时浙商如喜得甘霖的沙漠玫瑰绽放出无穷魅力
今天的商帮作为一种社会主导力量，对一个地域的经济腾飞、文化进步、社会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强劲的推动作用。正因为如此，消失已久的商帮现象引起专家、学者、媒体及民众的浓厚兴趣。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商帮现象，如何认识粤浙两大商帮？决定商帮兴衰的内在规律是什么？认清这些问题我们才有可能为商帮的发展找到一条永恒之途。
在谈浙商之前，我们先回到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这个时期大量的媒体在报道诸如“广东的崛起”、“大潮涌珠江”、“小广东长高了”等新闻。那时珠江东岸包括深圳、东莞及增城、惠州的一部分，利用“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不仅因此形成一条充满活力的工业走廊，而且还探索出一套“前店后厂”的模式，促成珠三角与香港之间唇齿相依、良性互动的经济关系。而以南海、顺德、中山为代表的珠三角西岸城市，虽然没有东岸东莞那样的地缘优势，从事“三来一补”，但作为连接国内外市场的二传手，其优势依然非常明显。于是西岸城市，凭借先行一步的地缘优势，将国外先进技术、全新理念及时尚消费品引进来，启动内需，大做国内市场。电子、家电、家具、建材、化纤等企业纷纷崛起，从而出现了粤商扛着组装的“洋枪洋炮”大举“北伐”的盛况，顺德的家电、南海的陶瓷、中山古镇的灯饰、沙溪的牛仔布等蜚声全国市场，大赚特赚全国人民的钱。
其实这种依靠组装的广东模式，并非它多么强大，而是因为它的对手太弱小。广东的成功，也不只是广东的胜利，而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胜利。
与此同时，浙商在这个时期在做什么呢？以温州、台州为代表，那时正处于从“盲流”到“绅士”转型的早期阶段。他们也做实业，但因为没有广东那样的天时和地利，只能从做假冒伪劣产品开始其从流通到实业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皮鞋差不多就是伪劣皮鞋的代名词。1992年前后的温州很尴尬。一方面，日本人在打他们的假，比如他们先帮日本打火机做代理，很快就仿做，最后竟做得跟真的一样，但价格只有真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面，温州又在打自己同胞的假。当他们开始做自己的品牌时，比他们更“弱小”的同胞们又在模仿他们，侵犯他们的知识产权。
总体来说，当粤货风行中国之时，浙商一方面通过快速仿造或偷袭，实现角色的转换（由流通商变成产业家）；另一方面则像一位少了火气的中年人，不急不躁地生产一些针头线脑的东西，不要说财大气粗的粤商不屑一顾，连穷得起火的内地人也未必看得上。
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浙商已经开始显示出他们厚积薄发的强劲力量，比如义乌的小商品城、绍兴的轻纺工业城等，起步的思路和气度非同寻常。进入21世纪，粤商进入成熟期，发展渐缓。浙商像富有生气的青年，开始异军突起，飞速前进。
历史的风水就这样转过去了。造成这种历史循环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答案就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广东的先天优势造成了粤商的后天缺失。太容易发财了，很多课没有补。而浙江的先天缺失反而造就了它后天的优势。
伴随着中国加入WTO，整个中国全方位地对外开放，香港已不是联结世界的唯一通道，广东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减弱。这时的竞争，已经不是比客观，而是比主观。而浙商们的优势恰恰在主观世界的磨炼与提升上，是任何商帮无法比肩的。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整个中国经济还发生两个深刻变化：一是过剩经济取代了短缺经济，买方市场取代了卖方市场。二是民营经济终于从歧视、打压、限制中挣扎出来，步入主流。在短短的几年里，浙商的民营企业超过了号称“市场经济摇篮”的广东。衬衫、西服、时装、皮鞋、皮具、饮料、汽车配件、轻纺制品、电子产品等名牌，一个个浮出水面。浙商过去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全部得到丰厚的回报，他们就像沙漠玫瑰一样开始舒枝展叶，他们在艰难成长中积累起来的以及历史所赋予的种种优势逐渐得以释放。对此，业内专家提出，这些优势突出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市场网络优势。经过近20年地狱般的修炼，浙商从擦鞋、钉鞋、弹棉花、当木匠，到做建筑、搞装修、搞代理，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最后塑造品牌，其中一项重要成果是，人际网络和销售网络遍布市场的每一个角落。在中国，甚至在海外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浙江人，而只要有浙江人的地方就会形成类似军队的班、排、连、营、团、师、军的完整建制。有实力的大老板就成为投资者，在当地建立一个浙江或温州商城，实力较弱的老板就当摊主或堂主，没有本钱的就当伙计，看铺子、守摊位。总之，每个人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虽然目前广东有些商人依旧很成功，但你很难看到类似浙商那样完整、发达的市场建制。这是一个网络为王的时代，尤其是当这个依靠血缘、宗族、同乡之传统关系凝结而成的网络与当地政府形成盘根错节、千丝万缕的关系时，更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由于网络渗透到市场的每一个角落，一个信息一个意念就可以迅速地从终端传递到总部，乃至四面八方。为什么前段时间温州“炒楼团”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后来温州人终于站出来“辟谣”。其实，重要的问题并非是否存在温州民间“炒楼团”，而是他们如何会制造出这么大的声势。这充分说明了浙商强大能量已经得到全国的认同。
浙商在流向全国的时候，与其总部的联系就像心脏和毛细血管的微循环系统一样，来自市场神经末梢的大量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到总部，总部经过分析、处理，又迅速地反馈回来，从而形成一种遥相呼应之势。如果说广东的“前店后厂”是一种单向流动、循环的系统——通过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省的中转拿国外的订单，组装完毕，2/3出口，1/3内销；那么浙商就不是这样，它类似于章鱼，有心脏、有四肢、有骨骼肌肉、有血管、有微循环系统。总之，它是有自我更新、自我进化能力的生命机体。所以当历史的聚光灯终于转到了中国，当全世界的投资者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中国，天时变了，地利变了，中国市场仿佛一瞬间就从重生产到重营销，从重产品到重品牌，从重品牌到重网络。在这个临界点上，粤商的日渐式微与浙商的异军突起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乐百氏的老板曾经讲，娃哈哈之所以能够在竞争中胜出，甚至敢跟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国际巨头叫板，就是靠网络，靠农村包围城市的营销战略。
二是地域文化优势。有人说粤帮的特点是“敏于行而拙于思”。尽管人类已进入一个需要知识、需要智慧、需要思想的财智时代，但粤商这种特点并未发生多大改观。
今天浙商中的精英们也是90%以上出生于农民，但他们与面对面社交的广东老板们不同的是，他们从未放弃从书本上获取经营智慧和思想的努力。这种追求必将使他们在财智时代如鱼在水、如鸟在林。
其实，在历史上，浙江就是一个盛产才子佳人的故土。巴尔扎克曾说，“造就一个贵族需三代换血”。这里所指的“血”应该是特有的文化基因。在中国商帮的博弈中，为什么浙商越来越让人敬重、畏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浙商固有的注重文化的传统和习俗。
三是抱团能力。内部的凝聚力、向心力以及认同感、归属感——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抱团能力，可以说是任何能称之为商帮的团体的共性特征。在粤商中，潮汕帮的抱团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但它更多的是基于血缘、宗族和同乡的关系而建立，排他性极强，也很封闭，故层次较低。而浙商的抱团虽然最早也是基于血缘与地缘关系，但却并不封闭，而且能与时俱进，及时更新换代，最后演变成具有公信力的商会组织。目前中国可能最具江湖地位和市场口碑的就是温州商会。许多地方官员，包括省委书记、省长谈起温州商会，都会眼睛发亮。有人竟说：我们这个地方居然有八九万浙江人，他们及其背后的商业能量不得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劳民伤财去香港招商？由于浙商价值地位的提升，以及各地政府对这种商业价值的期盼，使商会的影响力大为提升，反过来这种力量又增加了商会在与政府谈判中的砝码。这种良性的博弈最终使得浙商的力量更为强大。
四是整合能力。关注中国资本市场的人，不难发现，目前不管是国内的A股市场，还是新开张的中小企业老板，浙商所占的比重远远高于粤商。一个小小的杨汛桥镇就有5家上市公司。据《香港商报》报道，浙江民营企业正加快步伐跨向资本市场。截至2005年6月，已经通过和将要通过上市辅导期的117家浙江企业中，大部分为民营企业，数量居全国第一。广东仅有18家私营企业直接或通过“买壳”方式在上海和深圳上市。金融资本是商品经济的最高形式，企业要想做大做强，一定要进入资本市场。那么，粤商与浙商对资本市场的兴趣为何大相径庭？
这里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一些广东老板第一桶金是通过黑色或灰色的手段挖到的，见不得光，这就是资本的原罪。一上市，企业就成了公众公司，就必须受到监督和控制，很多问题就会暴露，权衡利弊，当然愿意继续沉在深海之中。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企业家的胸怀和格局。如果一个企业家把赚钱作为第一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我们很难期望他有多大的胸怀和格局。而恰恰在企业的使命和目标上，粤商与浙商具有明显的分野，前者更重企业利润，而后者更重社会责任。这无疑会影响他们的胸怀和格局，进而影响他们对资本整合、资源整合的态度。整合是结构优化、要素聚集的过程，是超越自我、跨越时空的过程，是迅速扩张、做强做大的过程，在这方面浙商无疑走在了粤商的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