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苍茫，人局促其间，不知其可。后以天地、鬼神、祖先为敬，以己为尊，遂能从容处世。
然人之存也，犹有七情六欲之厄，曰喜怒哀惧爱恶欲，曰生死耳目口鼻。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者也。
若有不相宜，则如何？今且论六欲之生。
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活着，好好活着，更好地活着，这应是大多数生灵的思考顺序，对动物如是，对人亦如是；对今人如是，对古人亦如是。
当物质条件不足以生存时，在求生的欲望驱使下，便有了争斗。有时需与天地斗，有时需与人斗，争土地，争口粮，而不惜性命。匹夫之间，争之以拳械；国家、民族之间，则争之以战，汉夷之间的诸多纷争，在其最初时候，莫不如此。
历史上东汉一朝，最具威胁的边患并非匈奴，而是取而代之的西羌和鲜卑，其中，汉羌之间的百年战争更可说是葬送了东汉的国力，并间接导致了东汉的灭亡。
东汉初，匈奴内乱分裂，南匈奴归附，北匈奴势弱，进而被汉朝击败、远遁。但它毕竟曾是汉朝最强大的对手，它的倒台，也势必有着深远的历史、政治影响。
在北方，鲜卑趁势崛起，尽据匈奴故地，实力强劲，成为草原霸主，并不断南侵，帝国北部深受其害。
在西方，随着北匈奴的败逃，西域也失去了原有的战略地位，它不再是匈奴右臂，却仍将继续吸食中原财力，因此，班超之后，朝廷对之便越来越不重视，并几度废弃。
同属西方，西羌的威胁相对更为复杂，诸羌本游牧于河西走廊一带，冒顿时期臣服于匈奴。汉武帝时对四夷用兵，开疆扩土，北却匈奴，西逐诸羌，将之驱逐到西海（今青海）一带，在河西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移汉民实边，隔绝南北夷狄，是为陇西四郡，然后以此为桥梁连通西域。到汉昭帝时又设置了金城郡，与前四郡并称为河西五郡。
羌族和中原的争斗与匈奴相类，也是早在汉朝以前就存在了，只是不如匈奴强横。匈奴是政权较为单一的强大部族，一般来说，单于拥有最高威望和统治权；而西羌内部分为很多部落，各自为政，甚至时常相互仇杀。所以，虽然在东汉初诸羌就已经有了百余万人，但却分属一百五十多个部落，各自为战，族众战斗力也远不如匈奴，更不能与汉人相比。
诸羌在西汉时便曾多次寇犯河西，后来被宣帝时期的名将赵充国击服，将归附的诸羌内迁到金城郡，汉羌此后相安数十年。到了王莽乱政时，强盛起来的烧当羌又开始进犯，充塞凉州，寇掠郡县，一直绵延到光武帝初期，虽然在班彪的建议下设置了护羌校尉，但仍不能禁止。先后被来歙、马援击破，并迁徙羌众，将他们安置在天水、陇西、扶风郡诸县之内。
将归附的胡人内迁，在当时看来，似乎是挺不错的：不仅能隔绝诸羌交通，还能就近管教。但这样的做法却酿成了弥天大祸，祸害了当时，并且流毒无穷。
这里不涉及歧视，但就当时而言，生活方式、衣着打扮、信念礼仪、语言等的不同，确实是极大的问题，长久以来的相互攻伐，使得彼此间血债累累，众怒难平，想要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加上当时豪强势大，在地方肆意妄为、欺压良善，朝廷却无法有效禁止，对汉人尚且如此，对一向有仇隙的胡人更不会手软。华夷之间本就心存芥蒂、相互戒备，只要有一两个相互争斗的，就能引发大规模的动乱，虽然会被朝廷大军讨平，但却不能根治，长此以往，凉州就越发动荡、荒凉，从而引发了贯穿东汉历史的东西之争。
西汉都城在长安，属于三辅，称为关中，在当时是汉朝中央，凉州接近三辅，与之并称为山西，本来虽比不了中原，却也颇为繁华，尤其是在窦融的治理下，最远的河西五郡相当富庶。而东汉的都城在洛阳，属于山东，中兴之初，山西士族都希望光武帝能将都城迁回长安，一直到章帝时期都不曾死心，皇帝也曾稍有意动，但在朝臣谏诤下，终究未能实行。
政治中心东移的同时，朝中势力的主体当然便是山东士族了，牧守山西的官吏也是如此，这在平时倒没什么，却偏偏赶上了羌乱不止的时代。羌人的素质本来远不能与汉人相比，尤其是面对尚武成风的边地人，但很多来自山东士族的官吏却仍被打得无还手之力。
究其原因：
其一，很多官吏视凉州为边野，对那里存在轻贱之意，这无疑会产生并深化矛盾；
其二，因为不是本地人，不念乡土之情，不会尽力治理、守御；
其三，“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只要有一个贪、昏之官，就足以酿成大规模动乱。
就是这些存在着地域歧视的人，酿成了灾祸，而且越闹越大，不仅惹恼了羌人，还惹恼了当地的汉人。随着凉州动乱的持续，把持朝政的山东士族更加轻视山西，先是强迫民众内迁避乱，搞得死伤无数、怨声载道，后来又有了废弃凉州之议，虽然最终被明智之人谏止，但东、西之间的疙瘩却是越来越大。本就对都城一事不满的山西士族，对山东士族把持的朝廷也越来越离心，终于走上了伙同诸羌叛乱的不归路。
这些，都与诸羌内迁有着极为直接的关联，诸羌一旦叛乱，便是内外俱起，里应外合、破城屠村，乱军四处响应，朝廷大军一到，他们要么投降，要么分散逃逸，无法有效平息，所以本来不强的诸羌，却能与大汉斗争百年。绵延百余年的羌乱，不仅祸害了凉州，还葬送了东汉，并一直持续到五胡乱华时期。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就生活在五胡乱华时期的刘宋王朝，他对此深恶痛绝，在史书中甚为愤慨地指责“内迁举措”的失策，因为五胡乱华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就是胡人内迁。
华夷之争，多起源于生存需求，不能苛责哪一方，但长久的争斗之后，又背负了更沉重的血仇，夷狄贪恋汉人财货，杀人破寨、劫掠成性，这是事实，无疑应当予以严惩，而汉人中的蠹虫也需大力清洗。
本卷以“贵生忘死”为名，旨在分析华夷间的艰难求生之路，并探讨两全之法。
主角为班超、窦固、刘襄、王景，重要人物为刘庄、刘秀、班彪、耿秉、耿恭、谢偃、祭肜、郑众、刘夏等，主要事件为：班超收复西域，窦固镇抚凉州、诸羌，王景治水，刘襄、祭肜、耿秉、耿恭御边，反击匈奴、乌桓、鲜卑，马援平定西南，亦有军魂觉醒等，时间在光武帝中晚期至章帝时期，跨度三十余年。
人性所定之善、恶、正、邪，皆是一种处世态度，只是后天的一种解读罢了，考其本始，自是在天性之后，所以，天性之欲求，在人性之价值判断之前。
天道贵生，放诸天地四野，所求者亦不外乎“生存”而已，无可非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