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17日）
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昨天选出了新的国家领导人，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里，召开“两会”六届二次执行理事会议。选在这么一个重要时刻，既负有继续贯彻十五大精神，也负有贯彻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的重大使命。
经过多年探索，我们终归找到了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这是多么不易，又是多么可喜的事。今年春节期间，老经委的几位同志给薄一波同志祝寿（90寿辰），在大家回顾以往的时候，一波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几十年的探索，我们找到了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说，40年前毛主席就提出摆脱苏联模式，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急于求成，搞了“大跃进”，走了弯路，造成很大损失；后来又搞了“文化大革命”，损失就更大了。“文革”后，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党中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次的探索是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小平同志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开始的，到现在20年了。就是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和改革开放方针”之后，又经过了20年的探索。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这个问题，并正式提出了邓小平理论。十五大的重大历史贡献同1945年我党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可相提并论。薄一波同志非常感慨地说，这条道路我们用了40年的时间，它始于毛而成于邓。找到这一条正确的道路确实不容易，是难能可贵的，我们要珍惜之。一波同志说，我们这些老同志该满意了，我们应该坚信，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是可以信赖的，完全有能力领导我们遵循这一条正确道路走向胜利，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听了薄老这一番激动人心的话后，我多次在几个不同的会议上转述过。我认为，对薄老的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我们都应该去深刻地理解和认识。小平同志带领我们找到的这一条正确道路是来之不易的，我们要珍惜这一经过长时间探索而形成的路线，坚持并坚决贯彻这一路线。
珍惜并遵循这一正确路线，就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和认真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例如国有企业长期积累下来的一些问题。去年3月中央提出实施规范破产、鼓励兼并、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等，已实践一年了。现在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大量的人员要下岗，形势相当严峻。有的同志说，现在是“三管齐下”：一是企业职工要下岗分流；二是政府机关人员要减一半，人员要分流；三是军队要裁减50万。人往哪里分流呢？虽说中央、国务院会有具体安排，可人们的思想一下子转不过弯来。所以说，形势严峻。但是，我认为，形势确实严峻，但我们的有利条件也不少。在困难面前引导人们看到光明比什么都重要。
有哪些有利条件呢？我看至少有6条：
第一，经济形势好。1993年6月中央下达16条措施，以整顿金融为突破口，仅用3年半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了治理整顿，实现了经济调整的目标。多少年来我们经济调整都没有做到的“软着陆”，这次做到了。正由于有了这个好形势，我们经受住了去年7月份开始的东南亚金融风波的冲击。有的同志说，中国之所以能经受住东南亚金融风波的冲击，主要是因为人民币不完全可兑换，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我看最主要的是我们的经济形势好，经济实力增强了，才经受得住冲击。
第二，经济市场化的程度越来越大了。从计划来说，农产品的计划，现在仅有9种指导性计划；工业品真正属于计划分配的现在也只有3%，甚至还不到。很少的一点分配计划，是为了国防事业和特殊用途必保的。这是个重要条件，这将促使我们的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加大。当然，我们经济市场化的路程还很远，现在经济市场化程度还是比较小，但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大，这些会给企业深化改革创造越来越好的外部条件。
第三，我们的经济立法步伐加快了。这一次全国人大会议对上届人大的评价，是立法工作成绩显著，八届人大是立法最多的一届。这是个好条件。过去，我们往往不是依靠法治，而是凭行政命令或领导说话，以后我们要更多地依靠法治。经济立法对我们继续进行改革是重要的保证。
第四，我们已有一批成功的企业。最近中国企协搞了一个课题，叫作“关于成功企业的调查研究”。通过对62家成功企业的调查分析，写出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报告。有这么一批成功的国有企业，我们就有了成功的实践经验，这一条很重要。
第五，通过这一段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十五大理论上的突破，对一些以往争论不休的问题，统一了认识，这对我们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国民经济，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指明了宽广的前景。我们的改革步子会更大、更快。
第六，党中央的决心大，这比什么都重要。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3年要基本解决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问题。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过去很少确定时间，这次明确了3年为限。道理很简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而国有大中型企业占有很大比重，只有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才能实现3年的整顿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央还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力的措施，包括决心进行政府机构改革。这次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机构改革的方案得到如此高的赞成票，如此长时间的鼓掌，反映出人民的心意，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欢迎。我看目标可以实现。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机构改革是个难题，在执行中还会遇到很多困难。“三管齐下”，涉及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难度很大，多年养成的一些陈旧观念根深蒂固，切不可忽视。特别是政府机构改革方案还带有过渡性。一些工业部要变成局，划到国家经贸委管，庙虽然缩小了，它的“神通”还未完全消失，这一点也不可低估。真正落实政企分开，我认为也还要有一个过程，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解决。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一方面要抓住时机推进深化改革工作，改革中的问题，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另一方面，也要从实际出发，从企业的实际出发，从地区、部门的实际出发，从大局出发，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急于求成。
面对当前深化改革的严峻形势，中国企协要协助企业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当前所有的企业都在做这项工作，企协也要做这方面的工作，这也是新形势赋予我们的新任务。要转变大家的观念，包括就业、择业观念在内。这次人大会上有代表说，能劳动就是就业，擦皮鞋也是就业。就业观念转变是目前的一个大问题。择业观念转变了，就业路子就宽了。这方面，沿海地区工作做得好一些，比如上海就做得好一些。转变思想观念工作是个细致的工作，一方面要把握大局，另一方面要注意方法，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不仅要做职工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做好企业领导人的思想工作。现在企业领导人的思想多种多样，要进行调查分析，有针对性地做好他们的工作。
企协各级组织都要不遗余力地加强调查研究工作。要围绕国企改革、企业管理、企业家队伍建设这三个重点来进行调研工作，要调查研究成功的企业，也要调查研究亏损的、破产的、被兼并的企业，乃至国外企业。要学习国内企业的成功经验，也要善于借鉴国外企业的先进经验。通过调研，不仅可以向政府机关提出有力的改革建议，还可以向各级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参与国家和地方的立法活动。现在有了《企业法》、《公司法》、《劳动法》等，还没有关于企业经营者的法。在企业管理方面、为用户服务方面，以及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质量、壮大服务队伍等方面，也没有相应立法。企业经营者在企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企业兴衰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领导者。企业家是中国企业的脊梁，是企业经营者的中坚。所以，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是我们所担负的一项重要任务。现在“双优”推选虽然暂停，但我们对优秀企业的标准，优秀企业家的标准，应抓紧制定，尽可能加以量化，完善推选标准，为将来做好准备工作。这些方面，各级企业协会应多做工作，即使我们不能提出完整的立法草案，提出建议也好。
当前有关企业的法制还不健全，对企业领导人的监督机制还不到位，许多配套改革尚未跟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重视加强企业经营者的修养。也就是说，能否经受住市场浪潮的冲击，能否经受得住金钱的诱惑，保持企业经营者队伍的纯洁，关键的因素是经营者本人的品质。最近，报纸发表了新华社记者刘思扬同志的一篇报道，题目是《烟草大王的人生悲剧》。看了之后，发人深思。褚时健的大半辈子经历坎坷，1928年出生，1949年参加我云南滇纵游击队，1952年入党，1954年任专区人事科长，1957年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21年，在农场、林场劳动，表现很好，经受了考验。1979年任玉溪卷烟厂厂长。十几年来，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发展成全国第一、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大企业。玉溪烟厂一年创造的利税近200亿元，应该说他给国家作出了贡献，国家也给了他许多荣誉，如全国劳模、全国优秀企业家等。但是为什么一个可以说荣誉大半生的功臣却堕落成为党纪国法难容的罪犯，被开除党籍21年都经受住了，到离休（69岁）之年却垮了呢？这件事一方面使人感到惋惜，另一方面也确实让我们震惊。春节团拜时，我见到新华社的郭超人同志，问了刘思扬同志的情况，并请转达我的问候，非常感谢他，写了一篇很好的企业干部教育教材。他在这篇报道中充分肯定了褚时健的功绩，而且讲到，在采访时，所有认识褚的人，对他都有好评。可是，他为什么最后堕落了呢？记者提出了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1995年，在南宁举行全国“企业家活动日”时，我讲了“企业家修养”十条，当时我还觉得该讲的都讲了，现在看不够了。不够在于，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人必须重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和自觉地接受监督。这件事更加重了我们企协的责任。我们要帮助企业、企业经营者健康成长，我们有责任为国家造就一支可信赖的、高素质的社会主义企业家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