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9月）
从1946年1月到1949年初，我在现在吉林省的乾安和洮安两个县做农村工作。后来又到嫩江省委工作了一段时间，直到1949年5月离开，6月调到东北工业部工作。在东北做地方工作主要就是建立我基层人民政权，依靠广大贫苦农民开展土地改革和清算斗争，使被压迫的农民群众真正得到了翻身解放。在东北这三年的地方工作，对我的锻炼成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率干部队赴东北参与地方政权建设
1945年5月2日，苏联军队攻占柏林。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命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9日，苏联百万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延安各界群情沸腾，为这一胜利的到来欢欣鼓舞。当晚，举行了狂欢，延安山上山下到处火把通明，锣鼓喧天。延安有一位画家画了一幅画，就叫《胜利之夜》。当时大家都在议论，抗战胜利以后，我们肯定要从延安走出去，我们的首都应该设在哪里？多数人主张设在北京，因为北京地处华北革命根据地，它是我们当时最大、最主要的根据地，这里我们的群众基础好。
自苏联军队开始进军东北时，党中央就陆续派遣大批干部挺进东北，要在这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最初，决定我随张秀山、文敏生同志率领的干部队到河南去开辟工作，组织上已经找我谈了话，我也做了回河南工作的准备。可是不久之后，胡宗南的国民党部队出了潼关，占领了陇海线，把从延安去河南的路切断了，这样就确定这批干部到华北去工作。我参加的赴华北干部队，队长是卢晓同志，他是冀中暴动时的老同志，很负责任，既有战争经验，又有地下工作经验。干部队成立了一个党支部，支部书记由赵飞克担任，他是桥梁工程专家，毕业于伦敦大学桥梁工程系，在英国参加了共产党，离开延安时，他是延安大学秘书长。中组部指定他做干部队的党支部书记，我是支部委员。干部队有二三十人，可以说什么人都有，有李华同志，他“一二·九”运动时就参加了中共北平市委的工作，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处长，解放后做过冶金部副部长。有周仁杰同志，他是一个红军时期的团长，解放后做过海军副司令员，原中顾委委员。还有一个作家，叫李又然，是延安中央党校的学生，这人一路摇头晃脑，到哪儿都要作一首诗，尤其是翻越五台山的时候，他一直不闲着，念他的诗。有冀中一个姓范的地委负责人，是带着夫人和孩子到延安学习后出来的。
我们是从黄河的碛口过河，第一次在这里听到《黄河大合唱》里船夫的号子。过河后是临县的三交镇，这里是刘志丹牺牲的地方，大家在这里凭吊了刘志丹同志。到晋绥分局所在地临县时，我见到了当时在晋绥分局做组织部副部长的老朋友宋尔纯，他改名宋应，是我北大的老同学。从那儿离开后翻越云中山，我们路过一个叫奇村的地方，这是日本侵略军的一个据点，当时日本人还没撤退。为了准备夜里从奇村绕过去，在太阳还没落山时，我们就宿营了，住在一个偏僻的山村。我到一个农民家里想买点粮食，一推开房东的门，吓了一跳，一个30来岁的妇女一丝不挂，赤条条地坐在炕上，我赶忙退出来。问村里的人，人们说因为家里穷，没有钱买衣服。只有一套像样的衣服，丈夫穿上出去了，她只好在家坐在炕上。过去只听说过山里人穷，大姑娘没裤子穿，我还不相信，现在自己亲眼看到，不得不相信。那时，我从延安出来，为了轻装，只带了一床被子、几件衣服、几本书。看到这种情况，我便拿出一套衣服给她，她穿上后马上跑出来晒太阳。像这样的农户，在村子里不止一家。人民群众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仍然千方百计招待我们过往的干部和军队。
日本军队占据着奇村的据点和附近的铁路，仍派军驻防，虽说当时日本已宣布投降，但这里的部队并没有放下枪。我们从忻口北面过了两次才过去。穿越铁路和滹沱河，还有一个日本鬼子的据点，要跑几十里路才能跨过鬼子的封锁线。冀中地委的那个负责人，带着夫人和孩子一起走，孩子很小，还不会走路，过封锁线时怕孩子出声，他们用被子把孩子包紧，可是等过了滹沱河，这个孩子已经被闷死了。孩子的妈妈强忍悲痛，草草埋了孩子马上就得走，不能在那里久留，现在想起来都很心酸。离开五台山后不到一天，进入了无人区。当干部队过河北和山西分水岭时，由于日本鬼子在这里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有一个村只剩一家人，一个60多岁的老汉带着一个孩子，他家里什么东西也没有。我们问他：“老大爷，有什么能卖给我们吃？”他想了半天说还有两个糠窝窝，拿出来后上面还带有冰碴子。那时能吃到糠窝窝，就很不错，感到世界上好像只有糠窝窝最好吃，因为大家都饿坏了。
干部队经过河北阜平，11月到达张家口，当地政府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套棉衣。晋察冀中央局组织部的同志一看我的材料，是北大地质系学生，还在中央组织部工作过几年，马上就要分配我到边区工矿管理局做人事科长。我找到局长，说明我已在机关干了五年，坚决要求到基层工作。他很理解我，就找了组织部门，最后又找到当时任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李葆华同志，我提出到东北去，他同意了我的要求。12月9日，我们还在张家口参加“一二·九”纪念大会，听了姚依林同志的报告。
离开张家口时，我们组成了一个新的干部队，严达人同志任队长，我任支部书记、副队长。严达人是位传奇式人物，他的家庭是苏州无锡一带的大地主。大革命时，他回家把他家的土地全都分给了农民。国民党反攻倒算，他跑出来参加了红军。我们带的这批干部主要是从延安出来的一批女同志和延安难民纺织厂的一批工人。我们从张家口出发，经宣化、怀来、延庆，到承德。12月下旬从承德坐火车到阜新，那时火车没有煤烧，只能烧木头。所以火车走走停停，现在只需几个小时走的路那时要走两天。当时，林彪的总部设在阜新，严达人让我把干部队的介绍信送到林彪总部去，林彪大笔一挥，决定让我们跟黄克诚同志行军。黄克诚那时是新四军三师师长，我们找到黄克诚同志时，他指示我们干部队随八旅行军。八旅旅长张天云，政委陈志方，参谋长庄林。庄林是天津法商学院的学生，我们是“一二·九”时期的老朋友，老朋友相逢格外高兴。陈志方又是严达人的老朋友，他们对我们干部队照顾得很好。
12月下旬我们干部队离开阜新，行军途中听说了秀水河子战斗，这是我军进东北后第一次和国民党军队接触，我军是以优势兵力歼灭敌人。1946年1月初，新四军三师攻克通辽，赶走了驻守通辽的国民党先遣军（由东北土匪或伪满警察组成，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给这些人以委任状，称为先遣军）。我们于1946年1月12日进城，根据黄克诚同志指示，干部队留在通辽，帮助将要建立的通辽地委开展群众工作。干部队只有严达人和个别同志去了哈尔滨，其他同志全部留在通辽。在这里新组建起一个通鲁地委，通辽城中居住的多是汉族人，周围都是蒙古族同胞放牧的牧区。当时通鲁地委书记是喻屏同志，副书记是刘汉生同志，通辽县长宋乃德同志参加通鲁地委。宋乃德同志是从新四军来的，他是个理财能手。他进城以后，首先把日本鬼子积存的一批物资保护起来，所以，接收通辽以后没有受到什么大的损失。通鲁地委只有很少几个人，地委很快组织起农村工作队和城市工作队，农村工作队又组织了若干工作团下乡。下乡干什么呢？就是发动群众，改造政权，为土地改革做准备。我们的做法，不是在县里开大会、发号召，也不是上级发个什么命令，把原来的乡长、保甲长免掉，而是派工作队员深入到群众中去，一家一户地去发动群众，改造政权，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后，由他们选举出新的保甲长。我担任城市工作队队长，率领工作队成员深入基层做城市工人、贫民和青年的工作，发动他们起来建设自己的家园，组织青年学生参加政治学习和职业学习，扎实地推动城区新政权的建设。
在这个地方工作了不到两个月，中央决定成立吉江省委，省委设在前郭旗（即现在吉林省松源市）。前郭旗在哈尔滨以南、长春以北。成立吉江省，就是要准备保卫长春，因为当时长春是由我们占领着。吉江省委主要由新四军三师的干部组成，有刘震、刘彬、郭峰、喻屏、宋乃德等同志。我奉调做省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便与喻屏等同志离开通辽一同到前郭旗去。我们在通辽的工作由一批山东来的干部接替，组织新的通辽地委。
我们是3月3日随着新四军三师离开通辽，3月6日到郑家屯（即吉林省双辽市），当时西满分局设在郑家屯。李富春同志是西满分局的党委书记，黄克诚同志是副书记。在郑家屯我去看望了富春同志，他在百忙中抽空热情地接见我。从我们离开通辽到郑家屯这三天中间，行军路上非常危险。一个曾经投降我们的蒙古族土匪金龙，在我们离开通辽后立即叛变了，当时新四军三师只有四个团，调了两个团去对付他。新四军的战斗力相当强，土匪骑马，我们的战士靠步行，最后追上土匪，把他们消灭了，把金龙抓住枪毙了。三天的路程，每天晚上都如临大敌，每到一个地方宿营以前都要把战备工作做好。这三天都是步行，到了郑家屯才坐上火车。14日坐上火车，15日到前郭旗。
从3月15日到6月12日这三个月，我一方面和工作队的同志一起总结通辽这一段工作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开始新的工作，即到吉江省委组织部做干部科长。喻屏同志做省委组织部长（我和喻屏在延安认识，那时他是七大代表，常到中央组织部），他对我比较了解和熟悉，所以点名要我做干部科长。新组建的吉江省委是个十分精干的班子，在前郭旗车站附近的省委机关严时只有刘震等几个领导，省委直接管辖10个县。当时最缺乏的就是干部，挑选并组建一支有战斗力的干部队伍是当时省委组织部最重要的工作内容。省委曾明确指出：“发展党和培养基层的工作干部（党和非党的），应是开展工作的关键。我们的外来干部很少，远不能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没有成千上万的新生干部的培养，根据地是无法生根的。”在这种环境中，我协助喻屏同志配备各县的干部队伍，同时组织大批干部下乡工作，几乎整天都要找下去的干部谈话，进行干部调查和工作分配。
在这期间，组织派我去整顿《吉江日报》。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我从干部中挑选了一些热爱新闻宣传工作的同志充实到报社做业务骨干。在大家的努力下，《吉江日报》办得有声有色。我还担任设在扶余的建国学院的副院长，院长是郭峰同志。这个建国学院把我们党在苏北根据地培养和培训干部的成功经验与做法搬到东北，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进行短期培训，增强他们的党性，提高他们的政策水平。建国学院为当地培养了一批革命意志坚定、扎根基层工作的青年干部。特别是一批蒙古族青年干部经过学习后，政治觉悟和工作经验明显提高，在巩固当地地方政权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时，附近县里有些新组建的地方武装相继发生叛变，但由建国学院蒙古族学生为骨干组成的骑兵团则始终掌握在我们党手中。我们改造了一个蒙古族骑兵团，把在日本统治时当过警察署长的团长抓住枪毙了，把他的爪牙也抓了起来。由这批蒙古族青年去掌握骑兵团，这批蒙古族青年人实在好，个个都能骑马打枪，最后这个部队变成我们这个地区维护治安、巩固政权的主力部队了。
这一年的4月18日，我东北民主联军同国民党军队在四平展开激战，我军坚持了一个多月。6月初，我军主动撤出长春，国民党军队控制了松花江以南地区。根据这种变化，东北局决定撤销吉江省委。我到了辽吉省委的三地委，刘彬同志做三地委书记（他是吉江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解放后做过冶金部副部长），郭峰同志做副书记（他是吉江省行署主任，德惠县人，抗战时期在太行山工作，很有经验。“八一五”后回东北，把他派到他的家乡长春北边开辟工作）。我在地委做组织部副部长。
二、乾安县的清算斗争与土地改革
乾安县地处偏僻，远离铁路线，交通很不便利，四周都是成片的大草甸子。日本投降以后，这里的反动地主、敌伪残余勾结土匪，1945年12月，在这里就发生了地方武装反水事件，他们杀害我将士18人，企图推翻我人民政权。全县境内有这类土匪20余绺，人数达1000余人，他们打家劫舍，抢掠民财，经常袭击我区政权，杀害我党政干部。不把这些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就不能消除广大人民群众的惧怕心理，巩固我们的人民政权。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去乾安的。
1946年6月，地委决定派我到乾安县接替唐克同志做县委副书记。在唐克同志去之前，乾安原县委班子是陕北绥德抗大的一批干部，他们去得比较早，在那里建立了地方政权和武装，当时的县委书记是八路军一二师的科长张健（他后来在湖南大学做党委书记，是一个很优秀的干部），县长先是周时源，后来由王晓天接任。周时源是四方面军的一员战将，在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就是师长，是从抗大来的一位干部。建立吉江省委的时候，由于兵荒马乱，我们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以为这个地方没有县委书记和我们的政权，就派唐克去当县委书记。张健这位同志真是好，唐克做县委书记，他自己就降下来做副书记。后来了解到这个情况，就把唐克调出来了，让我去做副书记，张健同志做书记。县长周时源当时一天到晚忙于剿匪。我还兼着副县长帮助他理财，发动群众搞经济工作。乾安一带过去土匪活动十分猖獗，在我去之前，他们曾把县城包围过一次。
当时郭峰他们都想把我留在地委工作，但我决心到基层去工作，因为我长期待在机关里，一直想到实践中去锻炼一番。从前郭旗到乾安是一片草原，走几个钟头都看不到一个人，那真是典型的“风吹草低见牛羊”，展平的草原铺在眼前，心里也宽敞起来，所有新的感觉纷至沓来，天空中飘浮着夏天的云彩，茂密的草绿油油的像溶化了一样，马群炸裂了，向远方奔驰，草原上荡漾着一层轻尘。
乾安这一段时期的工作对我的锻炼成长，起的作用比较大。要把一个刚刚解放了的县里的政治与社会秩序稳定下来，人民生活都安定下来，的确是一件十分严峻的挑战和繁重的任务。人民要在政治上彻底翻身，经济上走向富裕，这样一副沉重的担子一下子压到了我们的身上。
在乾安县里工作的这批同志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老红军，是从抗大来的，他们没有做过经济工作；一部分是唐克带去的，是新四军三师从苏北带来的地方干部，他们有群众工作经验。当时这两部分同志在工作中有对立情绪，唐克在那儿开展工作很困难，与这种对立情绪有关系。县公安局长是一个老红军，唐克他们发动起来的青年工人、积极分子在工作中和公安局的战士打起架来，大家都把枪拿出来了。两部分人就对立到这么个程度。
我到乾安后，首先做干部的团结工作，消除他们之间的对立情绪，携起手来开展工作。在我去之前，县委就基本上把乾安城市的贫民包括木匠、铁匠、皮匠、理发师傅等都发动起来了，组织了工会。组织起来的城市工人对建设地方政权确实起了很大作用，第一批入党的就是这批人。有一个皮匠，在革命工作中很快地锻炼成长，全国解放以后，他做过这个县的县委书记，后来还曾做过吉林省工业厅副厅长。
我去了以后，主要精力用来发动贫苦农民，开辟农村工作。组织工作队深入农村，一个区一个区地派人去开展工作。首先是收缴农村地主的武装，赞字区一个地主武装，抵抗我们开展工作，我们主力部队一上去就把他们消灭了，把这个地主抓住枪毙了。有的地主逃到长春去了，有的地主就只好举手投降了。赞字区这一仗打得很漂亮，产生的威慑力量很大，其他各区的反动力量都不敢明着与我们对抗了。
我们工作队在农村的工作方法，还是毛主席在延安讲的，要调查研究。工作队每到一个地方去蹲点，都住到农民家里，进行调查研究，直到把情况弄清楚了，再讨论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当时东北局也提出号召，要干部下乡去。东北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群众特别是偏僻农村的群众对八路军不了解。日本人投降了以后，他们知道有个国民党中央政府，认为八路军是杂牌子，正牌子是中央军，他们的这种观念比较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够发动群众，群众不拥护我们，用东北局的一句话讲，“到那个时候死无葬身之地”，这对大家触动很大。对于新解放区的工作来说，城市只能作为一个旅馆来看待，所有工作的基础都应放在农村。
那时城市里并不是工作的重点，也没有什么经济建设，但是城市也很困难。乾安的冬天冷得不得了，由于当地不生产煤炭，加之输电线路也中断了，真正过不去的时候还得拆一部分房子的木料来烧火取暖。我们在通辽工作的时候，由于煤炭严重匮乏，电厂是用黄豆作为燃料发电。在乾安最困难的时候，还把电线杆子上变压器里的油倒出来点灯照明。现在说这都是空前绝后的事，这就是当时城市的状况。
农村状况更是困难。整个县里没有一家农户有自己的土地，当地的地主也都是二地主。他们是租沈阳地产公司的地来经营。在所有的村子里都看不到一棵树，因为农民没有地，他种了树也是别人的，所以他也不种树。只有在县城周围有一圈树，到了冬天，农民除了烧草以外，还烧苞米芯子。虽然困难很多，可是农村的工作开展得还是很顺利的。农民求翻身、求解放的心情是比较强烈的，因为在乾安这里经过两次折腾。日本刚刚投降了以后，我们的一个连的武装被反动武装围攻、消灭了；唐克和抗大这批干部去了以后，又被地主的武装包围过一次。所以，农民一方面迫切要求翻身解放，另一方面又顾虑重重，担心遭到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了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提出的痞子运动和革命先锋这句话的意义。
一个地方农村工作能否真正开展起来，主要还是要靠这批农村中的积极分子。这批积极分子无所畏惧，胆大敢为，他们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些毛病，他们不同于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真正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不敢率先起来造反。所以在农村开展工作，主要是依靠农村中这批胆大的人，先把他们发动并武装起来，缴了地主的枪以后，让他们背上，并吸收这些人参加工作队。这样一来，各个区都很快建立起了区政权，乡里也建立起了乡政权。对区政权县里还派了外来干部去工作，乡政权里只有这些人在那里工作。这些人真是敢干，敢于清算，敢于斗争。所以，整个乾安县到处都搞闹得轰轰烈烈，群众真正地被“运动”起来了。斗争规模之广，群众热情之高，都远远超过了我们县领导和各区领导的预料。例如，安字区群众被发动起来后，普遍做到了撕破脸皮。我们工作队的干部放一把火，然后完全放手由群众自己动手去干；农会自动提出缴枪、分粮、分地、分牲畜；地主富农完全软下来了，“自愿”把他们占有的土地房屋牲畜等送到农会去分配给贫穷农民，这样的事一日有数起。为了建设和巩固区基层政权组织，还举办了一个乡干部训练班。乡政权很快建立起来，全区有五个乡，乡长、副乡长、指导员都由当地农会领袖担任，其中多数是新党员。乡以下的屯牌长都已取消，完全由农会取而代之，农会对本乡户口、土地、牲畜、车辆、清算物资、出差征收等都有详细的登记。全区有快枪826支，各屯都组织有自卫队，把持有快枪的人编成快枪班，每天早晚两遍出操，夜晚查更放路哨。许多屯子都取消了原来由地主雇用的更官，干脆自己组织起来轮流安排了打更，坏人私逃、牲畜走私等现象大大减少。不少屯子里插着红旗子，农民臂膀上缠着红袖章。人们争相传说：“乡下可热闹了！”
1946年9月18日召开全县农工代表大会，成立县农工建国会，我被推选为会长。不久县委书记张健同志调走，我接任县委书记，很快周时源县长也调到主力部队去了，王晓天同志接任县长。乾安县农工建国会成立以后，各项工作都蓬勃开展起来了，我们出了一个乾安快报《农工报》，积极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报道各个地方农民翻身的消息，对乾安县的工作起了不小的指导作用。
1946年这一年，乾安县的群众翻身运动可以明显地划分为三个时期：6月15日以前为第一个时期，基本内容就是发动城市贫民和手工业工人；6月15日干部会到9月18日农工代表大会为第二个时期，是在农村中开展分配土地与清算运动；9月18日以后为第三个时期，是运动深入与成果巩固。
第一个时期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城市。3月间开始在城里进行减房租斗争，参加斗争的积极分子大都是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基本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4月初，开始发动城市基本群众进行反奸清算斗争，清算共没收地主及敌伪残余27家，获得斗争成果：粮食1600石，豆油6000斤，酒2000斤、盐26113斤，洋火3624大盒，花旗布49匹，现钱27.7万元。“五一”纪念日成立总工会，包括木、泥、铁、皮、缝、油、酒、饭馆、理发、挑运、菜园等11个工会及小贩会、贫民会，共有137个小组，1049个会员。每个会员分得1.5石粮、5.5尺布、5斤油、2斤酒、22斤盐、3大盒洋火、250元钱。下乡工作的新干部每人分得14尺布、2.5石粮、37斤盐、7斤油、1斤酒、5大盒洋火、450元钱。
在发动城市清算斗争的同时，也派了一批老干部下乡，建立各区政权和脱离生产的区大队。只有一个区发动了反奸清算，并分配一部分土地。很快各区大队人数已扩大至500人左右。长春撤退后，区队大部分叛变，干部都撤回县城里来。6月初地主反叛武装和土匪联合包围县城，也只有这个发动了群众反奸清算的区没有撤退，一直坚持下来。6月底又派遣第二批积极分子下乡，这一批新积极分子人数总计在50人以上，他们都是开辟农村工作的先锋，后来又都成为区乡干部。6月底以后城市群众运动基本结束，8月里虽然建立了城区政权，而工作重心却已开始放在周围的屯子里。
第二个时期的工作则主要是集中在农村。在6月15日县委干部会上进行下乡动员，群众工作的重心开始移向农村。镇压了反动地主的气焰，立即恢复区政权，普遍分配公有土地，但当时群众性的清算斗争还开展得不够普遍。
7月底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吸收一批农村中的新积极分子参加，大家热烈讨论了“如何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这才掀起了全县规模的轰轰烈烈的清算运动。收缴了地主的枪支，摧毁了旧屯政权，基本推平了土地，分配了地主的牲口。在工作中有几个区里曾普遍发生了侵犯中农的偏向，但也马上被制止了。这期间建立了农会在农村中的无上权威，打下了农村工作的广泛基础。
8月底，县委会有的几项统计，就很能说明这一个月里农村工作局面已经大大开展了，农会的会员已达9856户，占全县户数75%，分土地58379垧，房屋3192垧，骡马2065头，其他牲畜2038头。
第三个时期是全县的土改和清算斗争开展时期。全县农工代表大会自9月18日起开会，一共开了10天，出席会议的代表共有270人，会上进行了战争、生产和团结的动员，选出44个模范新干部，举行战时公约宣誓，通过组织章程（包括斗争纲领、干部条件、会员条件及会规），通过参军、秋收等决议案，并选举了全县农工建国总会的27个委员，其中14个是本地新干部，9个正副部长中本地新干部就有6个。
大会结束后的两个月里，以秋收、分粮为中心进行了参军、审干和参战勤务等工作。仅10月上半个月就完成了参军任务，给主力部队补充新兵329人，并建立了县农工大队、警卫排和三个区队。全县104个自然屯进行了集体秋收，并执行“优待扛活，照顾中农”的政策，创造了秋收模范屯——大珠字井，介绍和宣传该屯的劳动组织、分粮办法。区干部亲自动手，审查干部，由于此前安字区部分农会武装叛变，所以首先审查了武装干部。县里先后开办了两期农工训练班，培训干部，进行打通思想、坦白反省和检查工作，在干部中提倡艰苦作风和民主作风。其次是开展整顿农会的工作，有36个屯改造了领导，提拔了一批年轻扛活的新积极分子上台。11月集中力量作战勤动员工作，全县出大车860辆，担架414副，民夫4000人，县委区委都分工下乡督促，区乡屯干部都带头去，群众情绪很高，日夜推碾打场。11月底召开各区区委联席会议，提出以查地斗争为中心、进一步深入和巩固群众运动的号召，查地由整理组织、改造领导入手，在备战口号下各区都集合干部成立工作队，集中力量突破一个中心屯，开展交穷朋友，倒苦水、找穷根的工作，同时继续进行坦白反省、改造领导工作；在“准备春耕”的口号下，抓紧时间，分地发照，定生产计划，积粪选种。
1947年初土改和清算斗争出了点毛病。当时，大家都积极学习兰西经验，来了个“扫堂子”，就是对地主阶级来一次大进攻。打击面太宽，不只是打击了地主，打击了富农，甚至侵犯了富裕中农的利益。农村中的一批勇敢分子被发动起来以后，他们不掌握政策。你要“扫堂子”，挖浮财，他们发动起来干。在县城里也对工商业者进行斗争，首先斗争的就是商会会长，这个商会会长滑头滑脑，满嘴都是革命词句，拥护共产党啦，支持八路军啦。当然，这样的人是不可靠的，可斗争他的方式是过火了。这些勇敢分子在腊月天把他上身剥光，拉到广场里，让群众拿皮鞭子打得他不停地转圈。我知道后觉得有问题，马上给主持城区工作的区委书记打招呼，我说不能这样干，这样干的结果是人人自危。当时县城里有一个中药店的老板小心怕事，怕斗争，他就躲到我们县委来了。我当时的确也有点顾虑，假设群众斗争他，他躲在我们县委来，我们县委处境也很尴尬。我对他说：“你没有罪过，群众不会跟你算账，你放心就是了。”由此我就想到，城市尚且如此，农村究竟如何呢？我赶紧到农村去，出城的第一站，也不过离城一二十里地，进了一个村子就看到这里的情况很不一样，干部看到我来了都对我说，他们战果辉煌，搜到多少金镏子，搜到多少白洋，又搜到多少什么东西。我到村公所一看，两个妇女上身被剥光了，用绳子捆绑着吊在梁上。她俩都是地主婆，农会非要她俩讲出金银财宝藏在哪里。我进去以后不好立即制止，出来以后马上跟他们说：“赶快把她们放下来。”他们说：“她们不交待。”我说：“她们不交待，也不能把她们吊着，你要吊出人命来怎么办？”他们说：“已经有一个地主上吊死了。”我马上打电话给县里派出的所有工作队，要他们下去检查。当时我还不能马上给他们泼冷水，还得向群众讲清楚，首先是向干部讲清楚，对干部这是纪律，你不能违反纪律。对群众加以开导，告诉他，地主已经威风扫地了。至于说挖浮财，那是个长期斗争，不是一下子能够毕其功于一役的，反复说明道理，这才把事情纠正过来。在工作初期，各个屯子里把地主男女老少都抓起来、关起来，从城市到农村都造成恐怖气氛，这对我们工作很不利。因为我们纠正得快，没有再发展下去，但也造成了一些不良的后果。
这件事给我的教训很深刻，抓对干部的政策教育比什么都重要。毛主席讲：“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不讲政策、不讲策略，对敌人打击还没有到家，却把群众都吓跑了，最后失掉群众。
到1947年7月，土改后全县的经济状况是：被斗户1867户，共分土地46038垧、房子11477间、牛马6703匹、粮食9350石。贫雇农分地户数10935户，分地人口63137口，分地53742垧、房子13335间、牛马1534匹、粮食10242石。
经过土改，群众生活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因为在土改前，这个地方的群众基本上都是扛活的，所谓扛活的就是雇农。情况比较好的是老板子，老板子是赶大车的，他的收入较高些。比较困难的是小半拉子，所谓小半拉子就是童工。《半夜鸡叫》中的高玉宝就是小半拉子。农民确实是精神上空前得到了解放，政治地位空前提高，经济上得到实惠。我们去的时候，农村中大姑娘穿得破破烂烂，土改以后，女孩子都穿花衣服戴皮帽子了。
三、在乾安县大珠字井蹲点
1947年春，在全县土改基本告一段落的基础上，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发动群众，大搞春耕生产上，当时叫开展大生产运动。土改中个别乡屯存在的“夹生饭”现象，则与大生产运动结合起来进行改正。乾安县的实践证明，适时组织开展大生产运动，对于激发农民群众的翻身热情，巩固土地改革的胜利成果，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保证我军前线部队的供给，巩固和扩大东北革命根据地，争取全东北早日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探索在乾安县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途径，指导全县的大生产运动顺利进行，我到大珠字井蹲点，做“解剖麻雀”工作。1947年3月，接到辽吉省委给我们的信，指出在土地改革中一些地方存在着严重的“夹生饭”现象，要求“彻底分地，真心翻身”。当时一些地方所以出现“夹生饭”现象，就是因为没有真正解决土地问题，群众对分地有顾虑，明分暗不分，地主多留地留黑地。给农民分了地，农民却不知地在哪里，有的农民竟不敢要分给自己的地。地主阶级的政治优势还没有倒，还在操纵着农村的土地改革。因此，省委要求各地县干部深入到基层、深入到农村、深入到群众中去，扎根串联，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彻底进行土改。我到大珠子井的工作就是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和大生产运动。
大珠字井是乾安县鳞字区的一个中等屯子，在县城东北25里，也算是县里的中心地区。全屯土地面积1080垧，其中盐碱地和坡地500垧，可耕地580垧。全部土地中，五分之一是县有公地，五分之四是沈阳房地产公司的土地，当时由县城里的集成粮栈经营，该粮栈再把土地租给本屯种地户耕种，全屯大小种地户都没有自己的土地。日伪政权被推翻后，沈阳的房地产公司也顾不上这里的土地经营了，所以在青苗遍野的时候，这个屯子光秃秃的，没有一点绿意。全屯共有73户，地主（包括二地主）5户、富农5户、富裕中农4户、中农8户、贫雇农50户、小贩1户，全屯共有459人，扛活的38人。小种地户和榜青户、打闲户一年一搬家，无法安心从事生产。屯子里王姓、高姓三户反动地主横行霸道，贫苦农户深受其害，但又慑于他们的势力，不敢反抗。高姓地主一直担任屯长，王姓地主是二地主，把公地、公司地转租给小种地户。王姓地主十分奸猾，抗战胜利后，他假装积极分子，并趁机担当了鳞字区保长。由于这三家在当地把持着政权，所以大珠字井就成为反动地主的坚强堡垒，反动势力长期把守这个屯子的政权，使发动群众的工作很难打开局面。区长经常到地主家吃饭，区里来往的人也都住在他们家，接官迎仗，威风气派，屯子里的一切都原封未动，基本群众哪敢露头说话。
大珠字井发动群众工作很不深入，其特点是采取行政路线、包办代替、恩赐斗争果实，简单地分配土地，并没有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开展真正的群众斗争。7月底，县委召开了扩大干部会议后，清算运动在全县范围内才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在大珠字井，首先清算了旧屯长高姓地主，没收了他全部的马群、羊群，接着清算了三家地主和四家富农，又清算了其他相邻井的两家地主。这次清算共得到骡马35匹、牛10头、羊39只、粮45石。另有三家富裕中农恐慌起来，各“自愿”捐出两匹马给农会。分骡马时，先由最贫苦的农户挑选，没有马的农户都分到了马，只有两户警察家属和两户胡子家属没有分到。农会还保存小马4匹、牛10头、羊15只，准备优待参军家属及慰劳军队用。清算运动只进行了半个月，但确实起到了撕破脸的作用，贫苦群众普遍得到实际利益，过去的顾虑暂时都扔开了。
在开始分粮以前就进行了查地动员，我们结合屯子农民的实际情况，提出“翻身要种地，种地才发财”和“准备春耕”的口号，干部们首先起模范带头作用，结合自己的思想状况对照检查。经过秋收分粮，已经酝酿成熟，大家集中力量，讨论分地办法，屯子里接连开了干部会、积极分子会、农会会员大会、群众大会，提出了分地的具体办法：一是不论在农会里或农会外，一律按人口均分土地。二是会里会外，各分一块，会里分较好的，会外分较差的，不混在一起分，防止会里挑剩下会外全得坏地。三是地分三等，头等烟火地，会里分近地，会外分较远的；二等小麦地；三等大地，会里会外都有份。四是头等地每户一块，二、三等地有好有坏，五口人以上之户，好坏各分一块，五口人以下之户分中地一块，以免地块太多，地畔多了造成废地。五是各户都种地，农户房场较小，村基地不够分，屯东留出房基场院地，村基地边及耕种地边留出树地，春天种树，留5垧烟火地和10垧小麦地，作为公田。六是用地方丈量分地，不数垅，因为垅有大小，有曲直。七是分地时绘图编号，分完后按春耕搭犋方式，由群众自愿调换地号、找地邻，先找好地邻，再分，当然更好。不过群众并不重视这一问题，他们认为搭犋是一年的事情，分到一块顺手的地是子子孙孙的大事。八是公司地由集成粮栈，给分地户出卖契，讲明“我多年重租，刻薄佃户，自愿将某处下某号地若干，卖给××为业，议价若干无清偿应退之租”，从而打消农户的顾虑。九是发照这一天，隆重热烈地召开庆祝会。
这个屯子开分地大会时，就连地主富农都表示，几辈子都是给人家看地头，今天才开始种自己的地，是农会给的好处。农会里的人更是各自计划着开始春耕，计划着秋后盖粮仓。我向农户们提出：“地冻了界牌子怎样插呀？”大家都掩饰不住分得土地的喜悦，笑着说：“这一回分地，不用插牌子，我们也记得清楚。如果真怕记不清，拿洋镐掏个坑就得了。”1月16日在珠字井，开发照大会，全区干部都来参加，其他各区也派代表来参加。一些区的秧歌队，从十几里、几十里外赶来庆祝。
发照后，农会号召全屯做到“耕二余一，一面换新，顿顿有菜，夜夜有灯，家家养猪，人人种树”。这一口号，对于刚刚翻身的农民来说，是极有号召力的，它表达了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该屯妇女会长宣布了她的生产计划：“种棉花一垧，自己伺候，可收净花五十斤，自己纺纱，全家五口，做到被服一面新，全屯现有纺车一百多架，组织起来，保证做到一面新。”全屯73户，编为18个生产小组，平均4户一组，搭犋互助，每组一副种犁，一副趟犁，一个怀耙，两组一辆大铁车，每户每组都定出了生产计划。屯子里的干部和积极分子，都率先定出生产计划，并经过开会讨论修改。
四、开展大生产运动
在这个屯蹲点，除了发动群众，开展清算斗争，组织翻身农户制定生产计划外，还要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
当时采取的具体做法是：第一，提出动员口号。充分利用农民熟悉的语言来动员农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许多农谚都是亲切生动的动员口号，如“少种地，多上粪，人穷不把亲戚困”，“种地不上粪，一年白费劲”，提倡集粪施肥；“宁种丢槎，不种收槎”，就是消灭熟荒；“种地不种细，到了一无济”，强调种细粮；“家有千棵柳，不往外面求”和“穷养猪富读书”，号召栽树养猪；“穷人力大，富人气大”，“人勤地不懒”和“不蒸馒头争口气”；等等，都是动员群众准备春耕的生动口号。第二，立即动员农户捡粪。除了小种地户外，许多农户都没有积下粪，大家对春耕信心不高。我们就举农户熟悉的积肥先进户的事例动员大家。这样一来，大家都有了信心，马上动手去捡粪。这是春耕的关键环节，是完成当年生产计划的重要保证。第三，准备人吃马喂。在耕作期间，大珠字井估计有三分之一的农户人吃马喂所需的粮草不足，前一年秋收前没收地主的余粮有40石尚未动用，准备救济缺粮贫民。此外，就是马上动员打油子草作为马饲料用。第四，准备棉麻籽、麦种。前一年棉花下种太迟，小麦又遇旱天，收获很少，棉籽麦种无处筹集。面对这种情况，除群众自己设法调剂外，春耕贷款必须及早发放，政府及实业公司也应从其他地区购置种子解决。第五，研究种棉办法，大珠字井和别的屯子一样，过去没有大量种棉，才试种了三四年，还有两年收获不好，大家经验不多，信心不高。因此，必须事先好好研究种棉办法，好好宣传。第六，抓紧转变懒人。清算斗争后屯子里烟赌几乎绝迹，秋收中屯子里有名的四个懒人大都转变了，原有两个会跳神的老头子现在也不干这种营生了。过年期间农会准备以闹秧歌、定生产计划来代替旧的迷信活动。
为了总结交流各屯春耕生产的经验，进一步消灭“夹生饭”现象并动员农民开展春耕生产，我们及时召开了全县第二次农工代表大会。会前各区均举行代表大会，为全县大会做充分准备，县里的妇女代表还举行了“三八”座谈会。
我们针对农民群众中存在的种种顾虑，开展深入的动员说服工作。当时不少农民存在着“怕挖根”、“挖怕根”的思想。所以在大会第一阶段，我们就联系庆祝胜利、讨论时局来提高农民群众对胜利的坚定信心。阳字区代表在会上坦露了农民“怕挖根”、“挖怕根”的思想念头，并找出“怕根”的九条原因，说到底主要是怕“变天”。因此解决“怕根”问题必须依靠重新认识时局的发展趋势、认识民主联军的强大战斗力、认识蒋介石的反动本性、认识被解放的广大贫苦农民自己的力量，认清胜利前途。
为什么会产生“夹生饭”呢？我们启发并引导大家深入思考。许多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主要是“大师傅”没做好，干部作风不正，没有走群众路线，才产生了“夹生饭”。大家提出，要先选出模范，向模范学习，彻底克服“夹生饭”现象。我们提出要以“坦白、民主、积极、艰苦”四个条件来作为标准，推选出一批工作做得好的模范。最后由各区代表认真讨论，选出模范干部21名，号召全体代表学习他们的群众观点和群众化作风。在这次大会上，大珠字井农会报告了他们屯的生产计划，提出了下一步工作的六个主要任务，即：柴打够；粪上足；消灭熟荒；搭犋编组；种棉纺纱；人人种树。他们向全县各屯农会提出了开展竞争的挑战，从而在全县掀起了开展生产竞赛的热潮，参加竞赛的有151个屯，23个妇女会，2个大作坊。参加竞赛的各区屯代表，都在会议过程中开始讨论制定生产计划，大家一致的口号是“秋后见”。
在大会的最后一天，我作了总结报告，总结了半年来的成绩，并指出了工作中严重存在的“夹生饭”现象，号召全县代表们“精神起来”，要求大家以崭新的精神风貌对待工作。并向他们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一，懈怠不得。清算和土改是一场尖锐的斗争，“房产土地不让人，儿女财帛动人心”，被清算的恶霸地主不会甘心，广大翻身解放了的贫苦农民还不能睡太平觉。第二，糊弄不得。翻身翻到底，就得顶真干。“维持会”、“糊弄会”，都是糊涂鬼作怪，是老乡们说的那样“买个馒头揣怀里，自己哄自己”。在这些问题上脚踏两只船，终有一天会掉下去。第三，灰心不得。针对有的干部说“红头、红头，红到头该黑了”，看起来好像是“怕群众”，实际上还是“群众怕”，群众还没有真正解放出来。只要我们的政权和广大干部一心为群众，那就会万年红。
报告提出：广大贫苦农民只有发了光荣财，才算真翻身。往年穷人露屁股富人露脸，现在穷人变成两头露，翻身还只翻了一半，因此还得继续斗争。上一年斗人就是搞清算和土改；这一年斗地，就是搞大生产运动。只有农民发了光荣财，才算真翻身。为了顺利地在全县开展大生产运动，我在大会上提出了三条主要措施：第一，干部带头。要当动手干部，不要当抄手干部。第二，自愿搭犋。劳动互助要坚持自愿原则，不能强迫命令。第三，发动比赛。造成热潮，造成运动，发挥群众的生产热情，保证生产运动的胜利。全县的妇女也积极参加到大生产运动的行列中。在“三八”座谈会和农工代表大会上，翻身农民的代表和妇女代表们，纷纷宣布了他们自己及组织妇女生产的计划，并热烈地互相挑战开展竞赛。
这次会议之后，消灭“夹生饭”和春耕生产便在全县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一年，乾安农业收成空前好，广大农民都喜气洋洋。我当时也兴奋地写下了记录这巨大的变化的诗篇：
万象更新新乾安，晴日映雪不知寒。
歌舞声里斯民乐，都道天堂在人间。
领导干部也带头参加生产劳动：
亲自动手渡难关，也为群众减负担。
挈畚积肥踏春雪，驱车采薪入莽原。
耕耘以时足自给，纺织唯勤宜偷闲。
革命劬劳亦乐事，暇时把杯祝丰年。
五、支前工作轰轰烈烈
战争期间，为部队输送兵员和战勤给养是一项经常性又很重要的工作。我在乾安工作一年多，这个人口只有八九万人的小县，光动员参军人数就达两三千人。
经过土改和大生产运动，广大农民群众参军支前的革命热情确实有了明显的高涨。有一次我到下面鳞字区和让字区检查参军动员工作，原计划五天的工作，只用三天就完成了。区乡屯干部都说，乡亲们憋不住了，在区里召开的会议上，争着抢着发言，自动号召参军，乡屯干部当场报名近十人。区乡屯的领导只好改变计划，提前公开动员，两区各乡之间立即竞赛起来，参军数目由他们自己提出来，都表示要完成100名，大大超过原来所要求的数目。在会议的当天晚上，他们便分区讨论动员办法，并由各屯自动落实计划完成数目。
各区、乡、屯都涌现不少父送子、妻送郎、干部带头上战场的动人事迹。例如，唐字井农会会长送三个儿子入伍；大珠字井妇女会副会长动员丈夫报名后，又动员弟媳送郎参军；学字井优待委员在动员会上报了名，他的母亲和妻子不同意，他与她们争辩了几天，最后说服了她们，允许他入伍。那种感人场面真是“父母叫儿打中央，妻子送郎上战场”、“老婆扯不了我的腿，爹娘不让也不行”。参军歌曲回荡在乾安县的乡乡屯屯，歌颂着英雄模范的事迹。
我们及时总结宣传，编快报，发消息，参军工作越做越好。乾安县支前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总结我们的成功经验，可以概括为以下10条：
第一，打通思想。要想打通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必须首先打通干部的思想。在各区召开的干部会中，我们都会经常发现干部怕我们走掉，怀疑我们“能否站得住”。找到这个病根，就好对症下药。我们会不会胜？咋打会胜？啥时能胜？解决了这三个问题，就是吃下了三颗“定心丸”。经过这么一番工作，干部们的思想大半已经通了。但要完全通，还必须过“五关”，即胜败关、生死关、美人关、父母关、乡土关。有了胜利的信心，有了不怕死的精神，才能决心报名参军，不恋乡土。
第二，优待军属。没有优待军属这个物质基础，参军动员工作就会困难重重。大珠字井农会根据该屯的实际情况，把县委提出的6项优属办法扩充为15条，效果很好。这15条办法就是：分好地；分好房；代耕地；发优待粮；补助衣服；补助柴草；过节补助；旧债缓还；负担减轻；免地照税；帮助挑水；照顾病灾；亡故葬埋；照顾起其妻儿老小；本人请假回来时，款待并欢迎欢送。这15条优属办法就成为该屯参军动员工作取得明显成就的有力保证。发动没有军属的屯子，优待别屯军属来刺激本屯群众参军。鳞字区光字井就用这个办法完成任务。新兵审查完毕，立即优待其家属，对新兵起很大的宽心作用。
第三，动员口号和条件，必须按照实际情况规定并提出。县委原提出六大动员口号，如“参加八路军，拔掉老穷根！”“翻身翻到底，参军为自己！”并规定动员条件为“三要三不要五不准”。即年轻力壮、成分好、自愿者要；地痞流氓、警察国兵、胡子反动不要；不准雇、抓、骗、派、抽签。阳字区则具体规定为“六不准”。所字区当胡子的多，人称“匪区”，就提出“争一口气，争好名誉”的动员口号，参军任务一下子超过40%。安字区区长王昭然，被叛匪刺杀在荒郊，该区以“为王区长报仇”作为口号，号召成立“复仇连”。
第四，动员方式与方法，与别的工作一样，也是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大会与小会相结合、个别动员与大会动员相结合，突破一点，推动全局。首先由有工作基础的屯子做起，由个别找动员对象做起。大珠字井就是运用了这个方法，得到成功，先开大会一般号召，再开小组会进行深入动员。找好了对象，最后再开大会，志愿参军者纷纷报了名。安字区一个屯子没有找对象个别动员，一开始就开会动员，结果会议一直开了三天三夜，没有一个报名的。后来改变了方法，进行个别动员，很顺利就完成了任务，并成为参军模范屯。由已报名参军的人去动员别人参军，由军属去动员参军，由军队协助动员，由妇女会去进行动员都是有效的办法。
第五，干部带头，干部子弟作模范，是动员群众参军的重要保证。这不是说普遍地号召干部带头，更不能过分地强调干部带头，以免干部消极退缩，只能选择对象个别动员和启发觉悟，使他们自动报名参军。同时，必须让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干部带头，才能扩大影响，不然就会得到相反的结果。珍字乡乡长带头参军，仅珍字井就有15个青壮年跟着报名；大师井优待委员报名参军，带出9人参军；鳞字区后兴乡主任带出27人；安字区安北乡主任带头报名，除亲自动员18名参军外，还推进了两个乡的工作；让字井队长报名后，有14个青年跟着他入伍。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这些人都是党员，又都成为参军英雄。安、让、道、兰四个区，干部和干部子弟参军人数占新兵总数的27%。
第六，造成热潮，也是动员群众参军的重要保证。大会动员、发动竞赛、宣传鼓动，就可以造成热潮。兰字区动员大会上当场报名的就超过了任务。鳞、让两区联合大会上，区与区、乡与乡、屯与屯，都比赛起来，并写了挑战书向各区提出竞赛，让字区被激起来了，超额完成任务23%。道、阳两区讨论并提出英雄模范的当选条件，不分配数字，大大发挥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大珠字井分五组比赛，作了比较深入的动员，群众情绪异常高涨。新兵戴花披红，骑马乘车，光荣游街游行。妇女会、秧歌队欢迎欢送，农会宴请敬酒，鳞字井驻军专门派了一个连队作为“仪仗队”，迎送各乡屯新兵。《农工报》专门报道各区参军消息和英模事迹。这一切都在农村中造成空前的参军热潮。各区都出快报、传消息。
第七，掌握政策，切实做到“三要三不要五不准”。对阶级敌人及破坏分子坚决清洗，保持参军人员的光荣和纯洁。我们事先向干部说明动员条件外，入伍前必须进行个别审查。
第八，参军动机分析起来非常复杂，对革命有认识而自愿参军的人还是少数，他们是那些带头报名的干部和干部子弟、积极分子，大多数是为了得到优待，也有为感情所包围，不得已而参军的。在当时那种父母妻子动员、至亲好友约伴、干部鼓励的形势下，确实感到其情难却。还有的是为躲避债务，不得不报名参军的。更有地主富农要借此表现表现，提高一下自己衰落了的地位。也有一些坏人想进一步“翻把”，仗着军属的牌子要回牲口、房地和东西。
第九，巩固工作。参军动机如此复杂，就必须好好进行巩固工作。各屯报名后，及早把他们集合起来，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稳定情绪，请积极分子教育帮助落后分子，揭露破坏活动，选举英雄模范。经过审查后，立即优待其家属。部队派来的接收人员，对巩固新兵起了更大的作用，他们了解新兵心理，关心新兵困难，态度端正作风好，这都影响着新兵的情绪。
第十，考验工作，考验干部。平时工作开展得好的地方，参军动员就顺利，干部有威信，群众就响应他的号召。全县选出的29个模范屯组和48个英雄模范，都是很生动的例子，都说明这个真理。相反地，平时工作开展得不好的地方，干部没威信，就无法动员群众。
除参军支前外，其他如粮、草、担架等支前工作也搞得红红火火。我通过对安字区调查，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为指导全县各区、乡、屯的支前工作，我提出几点意见，经县委同意即载在《农工报》上。第一点，组织起来，干部带头。战勤要快又要好，不公落埋怨，误事受批评。干部要带队去，群众才乐意，才敢放心大胆跟着去，有组织，有次序，少闪失，又合理。第二点，人歇马歇碾子不歇。大小碾子一个不停，不分黑下白日，人牲口跟劲推，换功吃饭换班歇，人歇马歇碾子不歇，才能多出货，才不至临要抓瞎。第三点，腿到嘴到，好好宣传。干部腿到嘴到多宣传，群众心里明亮，工作就顺溜了。谁办事好要夸奖，写快报递消息传出去，干部一比赛，群众也来劲了。第四点，口到手到，认真检查。办事顶真不糊弄，反对不大离。米碾了，亲手抓一把看看，壳子多再推一遍；用鼻子闻闻，有霉味别白费力气，不大离儿吧，做碗饭尝尝，自己吃得，才装车送去。光说不做是空的，光听报告吃老亏。
六、任洮安县委书记，提出“三大自由”
1948年初，我奉命从乾安县调至洮安县任县委书记。我是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乾安，我那时的心情正是：“荏苒六百日，依依去乾安。”因为我在乾安工作了将近两年。离开乾安，我就到了白城子，白城子那时是一个镇，是洮安县城所在地，也是辽吉省委四地委和辽吉省委所在地。我到任不久，辽吉四地委撤销，洮安县就直接归省委管了。洮安县委班子一共五六个人，我担任县委书记，副书记赵振干和赵岚同志，组织部长徐坚同志，宣传部长蒋谷峰同志，赵兼县长，副县长彭一同志。县委和县政府在一个院子里，就是两栋房子，大家办公、睡觉都各在一间办公室里。开始，我们县委这几个人，除了县长、副县长已经结婚外，其他几个人都没有结婚，大家都住在一起。还有一个女同志是县委委员并担任城关区区委书记。我去白城子的时候，各区区委书记大多数是从关内来的老干部，等我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基本上都换成新干部了，老干部大都离开了。
我在洮安工作了半年，共经历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动员春耕生产，组织大生产运动。这是洮安县土改以后第一个春耕，因为洮安这个县里的土改我没有参加，这个县的土改实际上和我在乾安的土改差不多，都是在东北局宣传兰西经验的号召下面，扫荡了一阵子，搞得比较“左”。所以，动员大生产的时候就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放宽政策，动员大家集中力量投入春耕生产，因为这对支援东北战争非常重要。另一种意见则是要巩固和发展土改的成果，既然把农民组织起来了，不仅是组织互助合作，应该搞得更高级一点。洮安县里就有两个区组织了大把青，东北人把种地叫耪青。耪青是个体劳动，地主统治的时候大家一起给地主干活，打倒地主了，农民自己干活了，大家还留恋一起干，说一个人干没劲。这样，区里就组织并提倡采取大把青，即把分配了的土地、农具、牲口等都又收上来归属于大家。这不是董必武讲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而是完全变成集体经济了。这两个区的干部劲头比较大，他们都是当地人，都是给地主当长工出身，原来老干部在那里当区委书记，劲头就比较大，老干部离开以后，新干部做区委书记，提出来搞大把青。这样一来，就在县里召开的动员春耕生产干部会上，不同意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我刚刚到洮安县就遇到这个情况，所以就不得不在开会之前下去作一番调查研究。靠近县城有个三合区，这个区的区长是1946年成长起来的当地干部，已经确定由他来做区委书记。在向他作调查研究的时候，他反复讲，现在还不到搞大把青的火候，搞大把青要脱离绝大多数农民。因为刚刚分了土地、农具和房子等，现在又要把土地、农具包括牲口都作为公共财产，农民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个人很实在，他是个老农民，他反复讲这个道理，我是被他说服了。这个同志很好，我们走了以后，他做过县长、县委书记、地委组织部长。1949年召开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时，他作为东北的农民代表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调查以后，我就找喻屏同志汇报，喻屏当时是辽吉省委的民运部长。我把两方面的意见都摆出来了，他询问我的意见，我说：在这么个情况下，最好政策上放开一点，允许人家搭犋自由。那个时候种地就要搭犋，一家分一个牲口，没有办法耕地，耕地就要搭犋，要允许人家搭犋自由。另外就是在春耕生产的时候有些困难户，要允许人家借贷自由，那时手里有钱的人不敢拿出来贷款，怕露富，需要钱的人又没有地方去借，春耕生产总需要投入些资本。再一方面，农民分了土地，分了生产资料，也分了一些生活资料，真正到春耕生产的时候，他们需要买一点东西，还需要卖一些东西，可是当时的市场已经没有什么交易活动了，所以要允许人家买卖自由，这方面不应该加以限制。当时有一个时期，刚分了土改的果实，有些农民心里没有底，怕国民党来了反攻倒算，把他们分的果实卖掉。所以，这段时间农村干部管得很紧，不准买卖。结果有一阵子农村市场销声灭迹了。
我们认真分析过这件事情，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政策上放宽，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假设刚分了土地、农具、牲畜等，又一下子归于集体，农民接受不了，不利于发展生产。当时省委研究室个别同志不同意我这个意见，因为喻屏同志是民运部长，他同意了，所以就这样办了。
我在春耕生产动员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一方面肯定了农民想走集体道路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经济发展还没到那么个程度。所以就在会上提出来，在政策上要实行“三大自由”，即“搭犋自由、借贷自由、买卖自由”。省委肯定了我的意见，当时就在省委机关报——《胜利报》上把我这篇报告登在头版头条。这是发展农业生产上的重大政策，这个政策极大地激发了翻身农民春耕生产的积极性。春耕生产动员大会后，全县迅速掀起了春耕生产的热潮。
这件事过后20多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东北有些人要批判东北局副书记喻屏同志，把“三大自由”作为一项罪状扣到喻屏同志头上。他们到北京来找我，他们问我：“三大自由”是不是来自喻屏。我说：“不对，我提的‘三大自由’来自群众，无非是喻屏同意了，这个账不能算在喻屏身上，应该算在我身上。”
第二件大事是防治鼠疫。春耕生产的组织布置刚刚完成，洮安发现了鼠疫。东北人民政府就派卫生部部长白希清亲自陪同苏联医疗队到白城子，白是东北有名的医生，在日本人统治时期就和我们地下党有关系。苏联一个老教授带着医疗队，在洮安整整工作了一个月，把鼠疫的蔓延势头控制住了。东北的鼠疫总是过几年发生一次，主要原因就是草原上野鼠稠密到一定程度，只要有一个带菌，一下子就会传开，这一传开以后野鼠先死掉，死一大批，它所携带的跳蚤跑到人身上，人就得鼠疫病。一般性鼠疫还可以医治，当时的办法是，只要发现，马上开刀，把肿块取出来。最怕肺鼠疫，肺鼠疫菌一下子使人感染肺炎。这种情况对我们这个县是个很大的威胁，人们都不敢下地了，下地就有传染鼠疫的危险。好在一个月的时间就控制住了，生产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通过这件事，我们在县里大张旗鼓宣传清洁卫生，使全县做到家喻户晓。那时集中力量搞这方面的宣传，家家户户都搞清洁卫生，消灭家鼠和野鼠。
第三件大事就是抗洪救灾。8月份洮儿河决口，从洮东区决口，波及周围许多地方。洮东区区长姓穆，是当地人，他对洮儿河比较熟悉，他几次提出警告，说搞不好洮儿河要决口，洮东区是最薄弱的地方。那时省里顾不上这些问题，正全力组织支援前线，我们县政府也忙得不可开交地支援前线。正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发了大水。从洮东区决口以后，把洮儿河沿岸两个区的耕地全部淹了。由于那个地区有丘陵地带，人们可以搬到高的地方去，所以人民的生命财产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县里又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救灾上了，我和赵岚同志坐一辆马车，带了两麻袋东北票子，沿着洮儿河的河堤一直走到灾区，给灾民发救济款。赵岚这个人谨慎小心，他对带这么多钱总不放心，晚上他睡在麻袋上面。
在白城子一共工作了半年时间，经历了上述几件大事。真是个多灾多难的岁月。我曾写下一首新诗记述了洮儿河两岸发生的巨大变化，诗是这样写的：
洮儿河——静静的洮儿河，
往昔的苦难，你可曾忘却？
跑关东的终年血汗，换来了
日寇、王爷、地主的重重枷锁！
你的汁水哺育着他们
在死亡线上挣扎、过活。
你呜咽东去，日日夜夜，
向谁诉说？
洮儿河——静静的洮儿河，
黑暗的闸门，你一肩承托！
万里春风苏醒了千年冰雪，
受难者的血泪激荡着百丈金波。
狂流滚滚犹如战鼓雷鸣，
翻身农奴燃遍了斗争的烽火。
你咆哮而来，奔腾澎湃，
高唱战歌！
洮儿河——静静的洮儿河，
千里径流，不曾有一个旋涡。
你带来了大兴安岭青松的涛声，
也带来了科尔沁草原欢悦的牧歌。
你滋润着白城平畴的沃土，
也滋润着各族儿女的心窝。
你犹如晴空的雄鹰，
崭新的天地从此开拓！
1948年9月，我离开洮安县，担任辽吉省委后方工作委员会（后改为嫩江省分委）宣传部长。11月，分委撤销。我又调到齐齐哈尔任省委青委书记、省委研究室副主任。1949年6月，我奉调到东北工业部，从此离开了在东北的地方工作岗位，走上了我国工业建设战线。在东北地方工作这三年对我是不可多得的锻炼机会，因为在基层工作，就必须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从实际出发进行决策。在地方工作和在领导机关工作不一样。在中央机关工作，是在领导同志身边工作，比较轻松，不用为决策动脑筋。而在地方工作，什么事情都必须自己拿主意，这就要求你必须不断地思考，学习好的工作方法，开创性地进行工作。在工作中容易犯错误，但是也容易发现和纠正。所以，这三年培养了我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能力，增长了才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