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10日）
首先谈几点感想，这次会议的报告与十五大报告篇幅相比，十五大会议报告不超过61页，讲了2个半钟头，十六大的报告整整60页，口头报告是36页，这一次讲话不超过1个半钟头，照顾了我们老头，也照顾了报告人。毛主席在世时，周总理重病作报告，毛主席讲不超过2000字，这是毛主席对总理的关心。
这次会议代表2120人，最后2人死亡，2人出毛病辞职，2人因违法被撤销资格，实际出席2114人。代表资料审查报告里讲，大革命时代、内战以前代表12人，抗日战争期间代表17人，解放战争期间代表23人（不算特邀代表），这几项加起来不过52人，大部分是建国以后参加党的，其中还有600多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参加的，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来，我们的党是兴旺发达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大批青年人进来了。这是我的第一个感想。
再一个感想就是朱穆芝同志讲的内忧和外患，十五大报告既讲了成绩，也讲了不足之处，可是没有讲“两个清醒地看到”。这一次报告讲到“两个清醒地看到”，我看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使我们全党都清醒地看到我们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的困难。
还有一个感想是大家对腐败问题对祖国统一问题非常重视。整个报告一共鼓掌16次，把头尾去掉后共14次，鼓掌时间最长、最热烈的是这两件事。可见大家非常关心这两件事情。新华社记者写了一个报道说南京群众讲这次大会开幕共五个好，第一好是怀念先烈，对毛、周、刘、朱、邓、陈和革命先烈表示默哀，再一个好是邀请了党外人士作为来宾听报告，第三个好是提出了自己的不足之处。同时讲到要“两个清醒地看到”和祖国的统一。
下面讲两点意见。
第一是关于经济方面。由于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对经济建设、对经济体制改革情况特别关心，这也是职业病。开幕式开始前，我在大厅里被新华社记者孙杰同志拉住了。他说：“袁老你长期做经济工作，你参加过十二大、十三大，你讲讲这些年来，最显著的变化是什么？”我说：“变化太大，太多了。”讲什么呢？我想了想说：“很重要的一条是过去搞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对于消费者来说对商品没有选择的余地，东西缺了。萝卜快了不洗泥，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现在物质丰富了，生产发展了。只有物资丰富了，市场上的商品才能任你选择，甚至可以给你送到家。我们告别了皇帝女儿不愁嫁，而且生产者为了竞争还要提高质量，还要降低价格。要说变化，在老百姓的心里，这是最大的变化。”还有徐运北同志刚来时问我的：“现在企业改革还在进行吗？”我说：“企业改革和整个体制改革一样，都在深化。”现在的情况是过去我们强调政企分开，强调企业的自主权，总要从财政部那里要一点自主钱来，就是扩权让利，现在企业里的日子比较好过了，有了自主权了，也有了自主钱了。可企业改革一深化，大量的新问题又冒出来了。市场经济体制很重要的规律是优胜劣汰。激烈的无情竞争使有的企业破产了，有的企业要重组了，这就有一个减员增效问题。每一年都要从国有企业减几百万人，这些人重新就业是很大的困难。过去工厂工人技术单一，而且文化水平比较低，尤其年纪大一点的工人，他们在企业已奉献了二三十年，现在下来了，重新就业存在很大困难。现在政策是实行低保，所谓低保就是低水平地保证生活，这就不能保证解决他的很多困难。首先是医疗上的困难，另外是孩子上学的困难。还有人们现在的生活水平已经高了，低保又不可能保证他提高生活水平，这是企业改革碰到的一个难题。再一个是有一批企业要破产，不破产国家负担不起，破产后就成了社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起来。计划经济时代吃“大锅饭”，没有这个问题，改革到目前这个地步，很需要、非常需要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很快建立起来。可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谈何容易，它的基金是多少年积累下来的。从发达国家的情况可以看出来，最大的基金来源是这一部分，可我们不行。我退下来后，其他的职务大都辞掉了，可国务院让我做社保基金理事，我担任了。我总感到现在企业改革所遗留或者说欠下的很大的账是社保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对就业或再就业报告里讲得充分。对这个问题我感到报告里面提得不够。社会保障体系怎样逐步建立起来是一件大事情，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就会遇到困难、遇到阻力、遇到障碍。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大家昨天发言都提到的反腐败问题。刚才大家讲的很多例子都很好，很受启发，现在看起来最大的问题是党的建设。所以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作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很重要，非常重要，里面提出的八条都是有针对性的。我们现在有6000多万党员，据说是文化水平提高了，可是另外一方面理想和信念淡薄了，所以党员的素质问题是最大的问题。还有基层组织的问题，党员的素质不高不能起先锋模范作用，基层组织不坚强就不能起战斗堡垒作用，我们的基层组织有的很好，但也有很多软弱涣散缺乏战斗力。上一次开会时我讲到了农村的问题，我50年没有回家乡了，回去时县委书记、县长跟我讲的都是好的，可找到老亲故友，包括我在家乡工作时的老战友一谈就又是一回事。首先他们讲现在有三个满意，第一个满意是现在的政策好了，过去把人捆得死死的，现在干什么都行了，这一点他最满意；第二条是东西多了，想要什么都有；第三是现在敢说话了。过去说错一句话不得了。这是三个满意。还有三个不满意：第一个不满意是负担重了，这一点最不满意。第二条是社会治安不好，小青年拿刀子，上公共汽车就去掏腰包，这是常有的事。第三个不满意的是干部作风不好，他们说：“现在不像你们过去在家里常和老百姓谈谈心（我在家乡做过三年地下工作，后来到延安去了）。现在的干部都高高在上，群众见他还得说他两句好话。过去你们能住在老百姓家里，现在他们认为老百姓家里太穷、太脏。”这个对我震动很大。最近家乡来人跟我讲比过去好了，好在哪里呢？就是河南省采取干部驻村办法。这个制度很好，就是省里、市里、县里的干部要定期住在村里，住在老百姓家里。当然还有干部作风不好的地方，可对这一点他们满意了。因为这些人来时要抱着一个宗旨、一个目的，要给老百姓办点实事，不能给老百姓办点实事，回到机关就交代不了。这个做法有点像我们过去的“三同”，很起作用。不仅对农村党员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也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得到整顿。
现在最重要的是领导干部作风的转变。我听到有很多地方群众对领导干部作风有意见，当然不是大多数，绝大多数确实是好的。最大的问题是一把手，就是敢不敢给一把手提意见，提不同的意见。我们一再讲党内民主生活，可一遇到具体情况时就有很大困难，敢于给一把手提意见的很少。一把手不能在委员会内得到有效监督，一把手讲过以后，别人都顺着说了，至少在委员会内不提不同意见了，这是最大的危险，对我们党的建设、党风的建设是最大的痼疾。在8月份讨论十六大报告稿子的时候，我就提出了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地位提高，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它的作用。现在纪律检查委员会都是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这是不行的，在同级党委领导下怎能监督同级党委呢？尤其是一把手。我们现在是一把手最容易出毛病。所以反腐败最大的问题还是监督问题，党的建设问题主要是加强监督问题。
我看了中纪委的报告，这5年期间，从1997年10月到2002年9月，纪检和监察部门立案86万件，结案84万件，受到纪律处分的是84.6万人，其中开除党籍的有13.7万人。受处分的县级干部2.9万人，厅局级干部242人，省部级干部98人。够严重了，湛江走私大案、厦门走私大案，这都是我们想不到的事情，都发生了。中纪委给十六大的工作报告我看了看，首先提到7条成就，这些都很好，接着讲不足之处，我罗列了一下，大概也有7项，第一是报告提到“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使人感到多多少少有些轻描淡写；“同党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差距”，应该说还有很大的差距；“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这句话说得很好。接着讲“有些腐败现象仍然突出，有的甚至还在滋生漫延”，这一点提得也很好。第二是“有的地方和部门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问题相当突出”这就是老百姓讲的“三乱”。第三是“有些地方铺张浪费问题相当严重”。第四是“党风廉政、法制制度建设相对滞后”，这一条说得对，有些地方是严重滞后。第五是“有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没有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这些地方连责任制还没有建起来，更不要说执行了。第六是“党内监督，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还有些薄弱”，应该是相当薄弱。第七条是“执纪执法偏宽偏软，瞒案不报，压案不查的问题时有发生”。最后讲了纪律检查机关思想上、工作上、机制上都存在一些问题。
所以我想，怎么样能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地位提高一些？因为纪检委是中央委员会选举出来的，政治局是中央委员会选举出来的，所以我想可以把纪检委和书记处并列起来，一个是监察机构，一个是执行机构，都在政治局领导下面。至于各省市和省市以下的单位，我主张纪检委不要双重领导，就是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领导，就是一个直接派出机关，不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够治本，不能从源头上来解决。
今天对于十六大的报告、对于中纪委的报告、对于党章的修改提不出更多意见，主要是讲这个两方面。一个是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深化中的问题，必须把社会保障体系尽快地建立起来；再一个就是反腐败要从源头上抓，要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监督，在党内一定要发扬民主，决不能只一把手说了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