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把作者原表重加，增列纵列总数一栏于下方，结果发现相加的总数为339篇，比原先多出一篇。另外，Morton＆Lin原表的左上方第一个数字原为10，但如果为10，就没法在右边加总为55，并且依照其下子项目相加，知其应为12，故在此表亦标为12。这表示原表中有某个数字错了，导致总数差1，但无损于结论。重要的是，从纵列总数中，可以看出论文篇数每五年逐年增加，并且在1985—1989这个年限中，以议题／危机管理及理论两类主题增加最多。而因年限不足五年，所以不太具参考性的第四列1990—1992三年中，则以宣传、议题／危机管理、实务与原理三类主题最多。从这两项资料，多多少少可以得知1985—1992八年间，光就《公共关系评论》期刊而言，有哪些主题最受重视，最常有人撰写。
1999年，Pasadeos，Renfro＆Hanily接续之前做过的研究，把后来的几年，即1990—1995六年内刊登于《公共关系研究期刊》（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公共关系评论》的所有论文，及《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前身即《新闻学季刊》）期刊内所有在公共关系索引项下的论文，拿来做文献计量分析，以了解公关研究中哪些是最常用的作者、著述和研究主题。结果Pasadeos等从7659条文献中，归纳出下列结论：公共关系不像其他学科来得多样化，几乎所有的论文，都集中在少数几位学者、几所大学以及几个研究主题上。根据Pasadeos等当时的研究显示，Grunig是最常被引用的学者；Grlanig＆Hunt 1984年出版的公关课本《公共关系管理》，此番一跃而为最常被引用的书本；而公关角色理论，则是最常被引用的研究主题，其次是Grunig的优异公关理论和公关四模式。
Pasadeos等没有针对这样的现象做出是好是坏的评论，只提出假如多产的学者离开本来任教的大学，结果会如何的疑问以及这个现象是否是来自几所大学的研究生和教授间相互引述的结果。Pasadeos等也暗喻一些多产或有名的公关学者久居公关期刊编审，是否也助长这种集中现象。由此可见，公共关系仍是非常年轻的学科，仍在成长中，Pasadeos等期待未来公关研究能有更多样化的表现。
Pasadeos等也发现95％的论文，均由学术界人士撰写，实务界只占5％不到，与早期迥然不同。而学术人士中，又以Robert fteath在这段期间所刊出的文章数量最多。而书本在此次所有被引用的文献中，仍高居第一，占39.9％；其次是期刊论文，占35.3％，比起上次高很多；至于研讨会论文，则是第三常被引用的文献。较之从前，杂志已非第三常被引用的参考文献。看来公关学术界与实务界，似乎更泾渭分明，虽然这被认为是公共关系往社会科学迈进的表征，但笔者却认为公关学术与实务脱节并非可喜的现象。最后，Pasadeos等发现公关仍以研究自身为主（如角色理论），而少以受众、尤其外部群众（external publics）如消费者为研究对象，因此期许后继者能往这个方向努力，笔者认为如果此一建议能见效，将有助缩短公关实务界与学术界的距离。
时序进入新世纪，黄懿慧（2001）为了解20世纪90年代台湾公共关系研究的版图、变化与趋势，对台湾1991—1999年间144篇公关期刊论文与硕、博士论文进行内容分析，结果发现公关论文数量逐年快速成长，但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却逐年式微。而管理学派，则是台湾90年代公共关系论文的主流理论。黄氏此一研究十分有名，常有人引用。
黄懿慧认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以Grunig等为主的系统论学派，主导公关学术研究的发展；80年代末期后各类典范相继出现，其中又以Grunig为首的管理学派及Toth＆Heath为主的语艺／批判学派，形成两股力量。90年代以后，则以西北大学的整合行销传播（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lanications，IMC）学派为代表，成为竞逐公关研究典范主导地位的学派。
在此要声明的是，以Grunig为主的系统学派，验诸国外各文献，均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而非如黄氏所说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Grunig＆Hunt，1984；Pavlik，1987：126）。至于黄氏对台湾20世纪90年代公关研究版图的结论，则忠实地反映了当时台湾期刊论文及硕、博士论文所呈现的现象，但这不表示当世公共关系在其他国家的情形，亦如上述。事实上，若以美国的期刊与硕、博士论文为样本，在同一时段内，就很可能不会呈现同样的结果。至少整合行销传播一派，就从来没有在美国的公关期刊上占有过任何重要的位置（参见salloteta1，2003：42），甚至整合行销传播算不算公关理论，都有疑义（详见第4章第14节）。
倒是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基于对理论的饥渴以及广告学界和业界的宣扬，以致偏商的整合行销传播概念一出，就在传播学院暴红了好一阵子。然而公共关系向来有所谓企业公关（有别于非营利事业公关）的课目，其内涵即今日之行销公关，直指公关在行销方面的价值。而广告人所强调的整合行销传播，其理念不外：若以公关＋广告＋促销（或直效行销）等手段来行销，就会产生综效（synergy），效果将比传统广告更好。其实所谓整合行销传播，不过是公关界默默行之有年的概念，是否可以称为理论都有待商榷，遑论被视为典范。
广告人或广告系要拥抱公关是一件好事，但是公关人实不必跟着起舞，高歌IMC，否则无异把自己的江山拱手让人。公关人应从公关的角度看公关，而非从广告人的角度看公关；广告、促销或直效行销本是公关御用的工具，公关人可以读IMC学科，可以拥抱IMC概念，更可以行IMC之实，但不能自失其主体性跟着高喊整合行销传播，否则难逃笔者所谓快乐王子的命运（详见第4章第14节及《新世纪营销——公关、趋势、行销》中《简单说“公关”》）。
2003年，Sallot等人（2003）重做Ferguson1984年的研究，也沿用Ferguson当年的三种类目，并以《公共关系评论》，《公关关系研究期刊》和《公共关系研究年鉴》三本学术期刊从创始之际（最早的一本于1975年创刊）到2000年这段漫长的时问里748篇论文的摘要，做内容分析。结果发现其中148篇中约20％的论文和理论有关，比起Ferguson当年的4％，多了很多。至于其他两项：内观型研究（295篇）及实务与应用研究（291篇），各约占40％。而最致力建构理论的作者，依序是：J.Grunig，L.Grunig，W.Coombs＆J.Ledingham。Sallot等这篇研究除了规模宏大、时间够长外，发表年代还很新，所以十分具有参考价值。唯一可惜的是作者把25年内资料全部一次并列，而没有像Morton＆Lin（1995）那样把观察的时间点分期或分段表述，否则应可从时间上看出不同时期公关理论及典范的变迁，以及哪些公关理论在不同的时段位居主流。Sallot等在此也清楚地论定公关是跨学科的研究。
Sallot等人此一研究不仅参照Ferguson当年研究的三种类目，并且其下“子类目”之分类，亦沿用Ferguson的类目。只是研究做下去之后，又衍生出很多新的子类目。至于Sallot等其他两大类目——内观及应用，共有19个子类目，其中亦有与理论类目重复的子类目，但是其内容则非以探讨理论为主。在此兹以理论类目为例，胪列Sallot等的研究发现。
Sallot此一研究的子类目，连同其他两大类目的子类目，最终成为笔者此一研究编目的参考准则。
以上各家历年所做的研究，几乎全为量化研究，并且对公共关系的研究主题、理论、典范，均有所界定与探讨。既然已经有这么多人针对类似的议题做了这么仔细的研究，本研究将不再重复他人所做过的研究，而另辟蹊径，以宏观质化研究，呈现公关理论的源起、发展、演变与风貌。
第4节综论本研究发现
本书构思之初，只有一个素朴的目的，即厘清哪些才是公共关系理论，并且把历来为人所知、所不知的公关理论的来龙去脉，做一清楚地分析与交代。但是等到把所有的资料仔细读完两遍后，却发现公关理论不仅有其清楚的脉络渊源，并且还和时势紧密结合，与大环境和潮流息息相关。原来公关理论也有它的起、承、转、合，也有它明显的演变，这一惊非同小可。但如何才能呈现这波澜壮阔的起伏与消长，演进与变迁？于是决定采取能突显趋势与变化的历史比较质化研究，以既有公关研究为基础，再加上历史的纵深，把1975—2006近32年的公关理论，大致以十年为区段，详细检视每阶段的内容、源头、发展进程、学派演变、外界评论与大环境。为方便阅读，在读者详阅“研究方法与架构”及有关公关理论三个十年的论证前，先将较有意义之发现，撮要摘录于下。
诚如目录所示，本研究最主要的发现及最重要的结论，在以历史的宏观视角，清楚呈现公关理论的第一个十年（1975—1985），是说服的年代，主轴在说服；第二个十年（1986—1995），是管理的年代，主轴在管理；至于第三个十年（1996—2006），则是关系／语艺的年代，主轴在关系／语艺。至于公关的典范，则从说服理论、耶鲁研究资讯处理模式（IPM），移转到结构一功能论、系统论；而后，又开始往符号互动论、文化研究与冲突理论方向发展。这是美国所呈现的现象，但不一定是台湾公关发展的历史进程。台湾公关理论的发展常比国外晚几年，虽然阶段上也许符合，但是年代上则未必切合，尤其第一个十年所谓“说服”的年代，其相关发展如资讯运动（或译为大型劝服运动）、说服矩阵（参见第3章第2节），在台湾公关界鲜有人知。台湾对公关理论的认知，实从管理学派入门，因为公关较有系统引进台湾时，正好是管理盛行的20世纪80年代。
在以说服为主的第一个十年，公共关系受当时大环境的影响，秉持耶鲁研究资讯处理模式的余绪，仍注重单向强力放送，仍以讯息发送者（sender）本位主义出发，致力找出“黑匣子”的玄妙，以求受众（receiver）能从态度到行为起根本的改变，来达到宣传的目的。当时不管是投票行为、购买行为或大型资讯运动，都希望能有效竞其功，很注重说服与传播效果，但却很少考虑到受众的感受，也未对受众多加研究，Grunig的情境理论是唯一的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