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判论者眼中，公共关系向来和主宰势力站在一起，如政治、经济势力，而公关的目的，不外保护那些势力的权力基础，为此不惜操弄形象、处理危机，发挥政治影响力，积攒财物。不管使用什么手段，目的都差不多。批判论者了解资本主义既得利益强大的动机，因此要以批判的理论和观点，把这些曝露出来，让人明白企业所说的话都含有什么意思，有什么企图。明乎此则个体较能评估自己该怎么面对所处的环境与位置。批判论者认为从长远的立场来看，“我们必须对公共对话的发展尽责，我们必须参与自我的解放”（German，1995：294）。
Geolge（；heney也是语艺学者中批判火力强大的一位。他引用Lapham（1986：85）的话：“大部分的美国人无法信任不属于任何团体的个人，而宁可相信一个建置（institution），如品牌、企业或银行”，可见个人的渺小。前面提到，法人源于中世纪，是个人面对教会与政府的自救之道，但法人在今天，却强大到反噬个人，成为新的庞大怪兽，而人类不管在理论或实务，都还没有学会如何对待法人组织。
譬如当语艺、言说者、讯息之类的概念被套在组织（如企业、政府、宗教团体、游说团体、医院、大学、人民团体等均属之）的架构下时，人们就分不清它的用意与目的，更不知该如何和集体言说者（collective speaker，指企业组织）对话。对语艺／批判的学者而言，这一类发言的来源、意图、归咎、责任、受众，及其某种程度的个人（personalness）风貌，到底有什么企图，很需要搞清楚。什么叫艾克森石油公司说，谁是艾克森石油公司，那只是个抽象的个人，是个法人，而非自然人。在社会高度组织化的今天，这一类课题尤为重要，因为组织的控制与影响，常常是在不经意或不明显、消息来源不明的状况下进行的（Cheney＆Vibbert，1987；Cheney＆Dionisopotllos，1989；Cheneyr，1992）。
Cheney强调如果不从批判、光从语艺的出发点来看企业传播，将有所不足。语艺在20世纪早期从英语系独立出来的原因，就是要检视公共讲演的讯息与影响。但语艺一直只重视公开演讲，尤其政治领袖的滔滔雄辩，后来印刷普及，才稍将注意力移转到文字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Black（1965）《语艺批判》（Rhetorical Criticism）一书问世，情况才有所改善。Black亟言语艺应带着批判的色彩才有意义。随后Tompkins＆Griffin等人也都呼吁语艺学者要参与研究社会运动，从小说、戏剧或影片撷取素材。但光这样还不够，因为还没有对组织言说或社会本身做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受到后结构主义以及Burke的批判论述等影响，语艺／批判学开始分析组织、机构，与社会结构。
Pavlik（1987：123—124）在公关研究的书中写道，批判研究相对不足，是公关研究一大遗憾，广告研究亦复如此，原因是批判学者多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欧陆学者，美国这样的学者少之又少。美国研究公关或广告重视的是应用（applied），而非批判。Vincent Norris是少数研究广告，却没有广告实务经验的美国学者，他认为商业广告对美国社会价值没有任何益处，有待批判。Pavlik曾问Norris其论点是否适用公共关系，答案是：“更加如此”。为什么？“因为至少广告一切公开，不像公关，人们见到广告时，至少知道那是广告，并且有数据可查。”而公关，谁晓得它真正的面目是什么，目的在哪里，企业又花了多少钱在做什么。所以Pavlik呼吁公关要有批判研究，以便凸显公关是否只服务了企业，对社会有什么建树与正面效益，公关运作又都在做些什么？
20世纪80年代语艺学者广泛研究公司、劳工、政府、宗教的言说，Heath（1980）呼吁语艺学者要注意大企业的说服文宣，许多语艺学者于是开始研究企业公关的言说，再加上文化批判的影响，语艺／批判一派，遂在恰当的时间，适时地补上公关批判研究的不足，而且这个趋势方兴未艾。
1986年，语艺学者Crable＆Vibbert（1986）出版公关课本，把语艺大师Bryant（1953）对语艺功能最有名的定义——“想法和人的彼此适应”，改编成“组织和环境的彼此适应”，语艺定义从此蒙上公关的色彩，语艺／批判与公共关系合流。（2heney强调，语艺学界必须习于和集体言说打交道，视之如研究个人。
根据Cheney，当代哲学正在变迁，对语言是否如实反映真相，也就是对真实的“再现”产生质疑，连认识论也因而起了本质上的改变，象征符号（symbols）成了所有本质和活动的媒介，象征意义大于一切。Cheney并提出后现代思潮两项有助语艺／批判的洞见，其一是后工业文化“形象的中心化”（centrality of images），其二是企业语艺的“去中心化”。所谓“形象的中心化”指当代西方文化中“形象”日益重要，是一切的基础；而企业语艺“去中心化”，显示个人在理论与实际中越来越无足轻重。能洞察这两样，就能解读企业讯息的制造与意义。公关是替组织产制象征符号的行业，如果能窥知公关怎样以价值、形象、认同、制造“意义”的结构，就能了解“再现”的过程。
现代人活在被形象宰制的文化里，每天被各种形象所轰炸。广告是美国社会生活和活动的中心，穿着入时的模特儿照片成了美国社会权力的来源，许多大企业投入无数金钱与心力，只为在特定群众前呈现动人的意象，来定义自己的形象与认同。形象有两种：一为视觉或画面上的符号，如企业标志（1090）或识别系统；另一为“印象”，或历经时间的累积而建立的“形象”，两种彼此相关，也同在企业传播里占重要的地位。但前者的暗示作用日趋重要，今日许多公共讯息诉诸感官，而非理性。以Benetton一系列有名的“联合颜色”（United Colors）广告而论，强烈的画面与颜色，轻易地跨越国籍与种族，建立认同，形象成了沟通的捷径。形象本非什么新概念，但它在20世纪末的突飞猛进，很值得关注，因为形象取代了言说，许多细节，以及原本该被检视的部分，就这样被牺牲掉了，然而今日整个社会都拥抱形象。
法国哲学家Baudrillard（1988：170—172）以“拟像”（simulacrum）解释在这个后现代社会，符号、形象已不再参照真实，而自成一格。Baudrillard认为形象有不同的层次与功能，而后工业社会某一层的形象塑造，却不再反映外观，也不再是某种东西的再现。Baudrillard所说的形象有四种层次：基本真实的反映；基本真实的面具或倒错；欠缺基本真实的面具；形象不与真实相关，只是自身的拟像。
第一种层次的形象是好的，反映真相，如伟人塑像。第二层的形象则是邪恶的，以假乱真，如假造个人资历，制造与事实不相符的形象。第三层好比变魔术或巫术，以虚当实，制造幻象。但第四层则是如假包换的虚拟，形象成了真实的经验。根据Baudrillard，第四层最困扰人，最令人迷惑，迪士尼乐园就是典型的例子，它本出于想象，却自成另一种真实，一种“超真实”（hyper—reality）。形象成了真相，成了社会的本质；结果真伪杂糅，本末倒置。这个现象到处都是，新科技更使之加剧，例如视讯会议，把面对面的交流变成电子形式，人、物、组织的形象，以一种无所不在、又无所在的性质，益增真实性与意义（Cheney，1992）。
Cheney认为在公关和广告的中间，兴起了一种新事业，一种帮大型组织制造形象与认同的事业，促使群众认定品牌、标志、口号或构成，并且一眼就认出。但这种视觉上的形象策略用多了，Baudrillard所谓的第四种形象就会增加，一切就会变质。当然，视觉形象有其好处，正如Langer（1942）所说，图画般的符号记忆效果较好，而且易于用来表情达意。但过度仰赖视觉形象的结果，许多主张、声明、保证、证据，就失去了发声的机会。Burke（1966）曾说我们用语言符号建立真相，心想那不过是再现，结果那却变成了如假包换的真相。
事实上，我们的生活，也充满了象征意味。
形象若不是有组织，也就是集体的力量作后盾，也不会强大到今天的地步。今天企业的发布用语通常是“神圣被动语态”（divine passive）的口吻，如：“已经决定要……”（“It has been decided that……”用虚主语），如果用主动式，则主语常常是复数的“我们”，或拟人化主语，如“白宫表示”、“五角大楼表示”，这使得受众禁不住要问，谁？白宫的谁？五角大楼的谁？简言之，企业用语常避免“个人”口吻，个人已经被“去中心化”了。一如“法人”限制了“个人”的责任，企业用语也使得权责的归属或发言的来源混淆不清。这类集合式用语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必须从企业传播的生产和消费来解释（（jheney，1991）。
西方社会所认同的“个人主义”其实很矛盾，这个意识形态和信仰是自神权倒塌、民权发轫、文艺复兴、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分工化以后才兴起的概念；个人主义强调一己与独特，是最崇高的西方价值。发展到极致的个人主义可视为“人和宇宙与道德间一种不受干扰的直接关系”（Meyer，1986：210）。换言之，每个人都可以尽情地追求自我，为发挥自我而努力。但是个人主义一碰到品牌（如Polo衫）或大企业，就失去了效力；人们会很骄傲地穿戴名牌，或自信地说：“我是IBM人”（I am an IBMer．），再不然就是：“我在某大企业上班”。仿佛这样就增加了他的价值与地位。看来个人仍不免要借用集体的力量。但已同属大企业的人，又不免要同中求异，突出自己，如日本大商社的员工。而美国校园标新立异的大学生，每到企业要来校面谈工作时，就随俗地换上传统的西服与套装，但同时，仍希望强调个性与自主。这一切何其矛盾！
今日社会，组织与建置（如政府、企业、教育、宗教）已经发展得很完备，可随时供个人“连接”，但是企业本身有时却又要拟人化，以个人代表企业。如艾克卡是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化身，张忠谋是台积电的化身，王永庆是台塑的象征。而政府为求亲民，有时也希望各部、会组织，以人性化的形象与民众沟通，以减轻官僚组织带来的疏离感。什么时候庞大的企业要以个人来代表，品牌要以个人来代言？
为什么有些人成了某些组织或品牌具体而微的象征，其功效如何？
凡此都是很值得观察与研究的议题。但前提要明辨企业语艺“去中心化”的趋势，及其所代表的意义。
Gitlin（1989；Cheney，1992）强调，在后现代的今日，符号和形象的拼贴与并置无所不在，连“生活形态”（1ifestyles）也成了一种可以行销的商品。在这样光怪陆离的社会中，消费者已经与传统的辨识方式剥离，只有批判可以擦亮眼睛，增加智慧，增长“自然人”的力量，以便与法人抗衡。
曾被Grunig＆White（1992：54）评为“马克思主义者”的Gandy，则从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的角度来看公共关系，认为公关是有权有势者维持权力的工具，并批判公关在形成和实现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Gandy（1992）认为凡事只要通过“政治经济”的面纱，就可以掩盖或揭穿许多罪恶。他认为政治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最大的不同，在政治经济论承认权力的存在与重要。
Murdock（1982）曾对传媒权力最为人所接受的三种观点做了简洁地介绍：
第一种工具论的观点，与结构论（structuralist）迥然不同，认为权力的位置，会影响决策的结果。工具论聚焦于个人如何发挥权力，透过掌控传媒，巩固既有利益（如所有权、资源优势、威信或位置）与正当性。传统政治经济批判特重所有权和控制的分配，而控制的动机，则来自个人的特殊利益，或资产阶级的一般利益。其假设为媒体拥有者会限定内容，除非能帮助组织图利，或维持资本主义大前提的内容，才会被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