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之一的社会
近1 00年来人类生活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工作时间的缩短，从1900年工作时间占人生时间的近40％降低到今天的不到10％。这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程度，这个结构性的变化带来了广泛的后果。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不可避免地对人的可承受力提出新的要求。在这个十分之一的社会里，对于什么时候工作，怎样工作，在什么地方工作这些问题的回答完全不同于过去。为了能够进一步保持和完善社会福利，我们必须采用更有成效的劳动模式。
我们赖以创造财富的时间基础在不断地缩短。1900年我们的祖先必须用人生30％以上的时间来工作赚钱养家，50年前已降到20％，而如今工作时间已不到10％。
我们的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十分之一的工作社会”。然而我们对这个劳动世界的认识却有着相反的理解。许多人都觉得：我们的工作是前所未有的辛苦。道理很简单，我们的参照条件和要求欲望在不断地增长。
因此，事实情况越好，我们的感觉反而越差。
历史性结构演变到十分之一社会可以说是20世纪的工作革命，并且它没有被人们完全地认识。数据让人怀疑，或许是个计算错误呢……？
工作时间的变化趋势图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近20年，而我们的工作年限却缩短了近10年。由于休假的增加，每周工作时间的减少和大量的节假日，一年中的工作时间变得越来越短。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的寿命为700000个小时或者80岁，而在其40个工作年中，每年的工作时间少于1500个小时，这样算来（1500×40／700000=0．0857）
在他的一生中实际的工作时间不到10％。
这个变化正冲击着我们整个社会体系和工资制度。
他迫使我们转变观念和思维，接受新的前景。
价值的再认识近30年来，当人生中的劳动时间比例大幅度减少，支撑我们人事制度和工资政策的劳动社会学和工业社会学理论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难道我们不应该重新审视那些不再切合实际的传统假设吗？从统计学意义上看，工作时间只占人生时间的10％，但我们却将它看做生活的全部。
在未来的劳动世界里，我们可能只有5％的人生时间在具有严密组织的企业中度过。在别人的指挥支配下，使用他人的劳动生产资料，在特定的劳动环境中完成企业规定的工作，这是我们以往对工作的定义，然而现在，这越来越不符合未来的工作定义。
在科学界和政界的讨论必须重新针对一个新的课题，即把工作回归到整个社会，创造价值，学习，交流，发展和市场营销。这一切将在一个具有新的组合结构的社会中重新实现。传统的观点认为，在工厂或办公室里度过人生5％＿｝0％的劳动时间是工作世界的全部，这一切到现在已经不再如此了。人际关系的疏远，相互的矛盾和歧视，这曾经是促进企业人文化的动机，以及建立健康和个人培养的动机，将在未来成为工作之外必须加以讨论的课题。
这些都不应阻止人们从事有益的活动，或忽略发展中的缺陷。工作世界的基本要素和基础内涵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只有承认这一现实，我们才会有足够的敏感迎接未来。
一旦接受了这点，我们就很容易进入另一新事物的评判系统——原先的条款法规都是基于保护那些劳动时间占人生时间30％到40％以上的员工，而如今这一比例则不到10％。我们是否必须对工作时间、休息时间、夜班时间、周六和其它时间作如此精确的规定呢？在工作的多样性和员工自律条件下，难道我们不能采取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方法吗？体力负担是否应在第二位考虑呢？
难道不必强调工厂计划、项目、方案或销售吗？这种劳动时间只占人生10％但要承担100％日常生活的现象，难道不需要一个更高效率的产出和系统吗？这种现象已经使得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堪重负。
两个原因：——其中之一，lO％的工作时间里只有一部分是用于有效的财富创造。所谓偏离标准：即已经支付工资的劳动时间和转化为产品价值的时间之间有20％的差额，甚至更多。支付工资的休息时间，病假，学习深造和产假时间，还有停工、歇工时间都会降低已取得的工作效率。
——另一个原因，在生产和服务中已取得的收人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社会事务、社会保障和保险系统的支出。
这方面的支出系数要占工资收入的40％以上。另外还有一些由企业承担，但最终同样还需要由工人创造的利润来补偿的法定工资附加费用。总之，一个工人平均一生实际上只有不到5％的时间是为自己的生计和他的家庭而工作的。
很明显，这种情形已经达到了极限，从而自然地产生了相反的发展趋势。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被再挖掘的了！
在几乎所有发达的工业国家中，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在此基础上，新的工资附加费用不能人类一生总共工作多少时间——全世界名地10％社会的对比图再增加了。这就是为什么企业界反对可持续的附加费用的原因，他们甚至想减缓企业的增长率。
富有实效的制度所有基于lO％工作时间的社会制度，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追求效率的压力，如同工作本身一样。他们必须在较少的时间里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我们先看看社会保障体系，它是从每个员工目前的实际收入中征收款项而筹集资金的。自50年代以来，在员工的收入中，法定的社会财政和社会统筹支出负担已增加了3倍，而其实际工作时间的比例却减少了三分之二。
我们可以发现：法定的社会系统小时生产率几乎没有提高，或者说，已得到改善的效率却被额外的负担所抵消。这个社会保障体系另外还供养着很大一部分生命中的“非产业工作”，越来越长的学制时间和人类平均养老基金——利润替代年缴费寿命的提高就是其中的例子，因而社会积累无法增加。
对可能的资金缺口只能来自于私人的人身保险。在保障系统的负担极限边缘的运作反过来又刺激着保障体系的周期性作用：劳动力市场低迷时的高费率，而繁荣时的较低费率。
我们只有通过富有实效的制度调节才能遏止并扭转这个趋势。
为了在一个退休养老体系中筹集300000欧元资金，如果按盎格鲁萨克森国家的养老基金历史平均收益率lO％以上计算，我们每年应交纳1800欧元，共缴纳30年。而每年法定的养老税金接近10000欧元，近5倍。
通过税收和基金模式的巧妙组合使得只有一半资金的情况下却能仍然保持以往的养老金历史水平。
相应地，我们也可以对部分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进行资本投资。除了以税收支撑的基本保障外，还有另一个吸引力，通过对自身就业能力和健康的“投资”来增加资本的积累，同时也知道，一旦遇到意外不测可以立即使用该项资本。或许一种自我的责任感会促使人们对资本的积累进行慎重的考虑。同时也可以通过资本的组合达到增加储备和避免高额税收的效果。这样就可以减轻高额的经济负担。
社会保障体系源自于社会救济思想。它仅限于提供最低的生活水准并经常将一些法律要求排除在外。随着要求与权利模式也产生了无休止的讨论，哪些应该支付而哪些又不能从中支付。鉴于保障制度中的一些效率系数缺陷，又因为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每一人每一案例的金额不断提高，所以不得不取消了一些服务项目以及越来越严格复杂的手续规定等措施加以均衡，与此同时征收的费用也在不断上涨。今后，人们将不可能再回避那些新的管理、财务和参与办法。在一个10％的未来社会里，高效而富有成就以及自我能动性对解决所有的问题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可承受的新责任及就业能力提出一个可承受的新责任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能的。全年的工作时间为1100至1800小时，还有7000小时的空闲时间。什么时候工作，在哪里工作，怎样工作，不能再按照过去严格的模式评定和运行了。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自我意识——夸张地讲：可以把这个缩短的时间用来奔跑劳作，竭尽全力工作。这样企业的资源和设备就可以得到更充分合理的利用，因为按照相应的安排和灵活的工作模式，这些设备的年利用率可达到6000至7000小时。这样的发展结果能够而且将产生一个新的妥协——充满自信，遵守既定的“目标，任务和项目协议”，自我负责的“信任工作”。
这个可承受的新责任要求也有一个物质要素。“我能做出贡献。”通过这句不显眼的话语，展现了一个未来的新时空，潜在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在不断地增加。做出个人的贡献就意味着：在分享成就时也要相应地有所牺牲。如果经济状况下滑，那些报酬最丰厚的人将承担大部分的损失和牺牲（如每周4天工作制，收入损失的递减曲线）。如果经济形势好转，这些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员工，他们的工资收入的增长又是最快的。
但是个人可承受的责任要求也必须在公正性条件下被接受。比如一个人如果失业了，却拒绝一份无固定限期的劳动机会，因为这份工作的收入仅仅比失业救济金多200或300欧元，那么他就不能指望那种像尼勃隆根传说中的团结协作。在这个10％的社会里对我们提出了许多高要求。我们还没有开始考虑降低工资附加费用和减少失业率的潜力。
个人可承受的责任要求属于将来社会政治中的核心概念。每个人都可以从自我开始，根据他的可能性贡献，过渡，拓展，设定期限，在时间轴上进行安排；找到新的标准，新的评价方法和新的目标。在此重要的是，我们强调一种变化的期望。
个人可承受的责任要求也体现了业绩原则的另一方面。人们一旦取得了成绩，必须按照贡献和份额进行衡量。如果失败了，就得运用可承受程度这一原则。那些事业有成，处处幸运的人，他们在遭受挫折时也必须忍受牺牲和痛苦。因为随着个人财富增加，他们能接受的解决问题的空间也变得越来越大。此外，社会不能损害个人承受工作压力的意愿，因为工作变动向每个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个人可承受的责任要求和就业能力是我们社会制度中每一个未来结构的支柱。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平衡的现象：随着可承受程度的提高，就业能力反而下降了。个人的劳动技能每天都在减少。学习曲线变得越来越陡，技能的衰退在加快，激励影响越来越少，身心两方面都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达到极限而崩溃。一部分青年根本找不到发展的方向，因为他们的基本速度处于标准起跑线以下。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通过自学掌握语言知识，掌握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保持专业领域的优势以及个人的移动适应性，增强自我洞察力。这一切是没有人能替代的。如果不能做到这些，等到将来有一天，我们只能在互联网上进行选举，或者获得服务及运用工作工具甚至一些日常事物都在网络上完成，那就成了现代的文盲。
个人可承受的责任要求和就业能力使得在10％的工作社会里，那些不能跟上或不愿跟上快节奏高效率工作的人群将被抛弃。
因此努力使自己融入社会将变得更加迫切。当然包括对自身的就业、发展和养老前景的理解和观念的转化。最终这个快节奏高效的体系只能在10％的社会里通过一个漫长的进程维持，而且在这个进程中每一个员工都将成为企业的主人。
越陡，技能的衰退在加快，激励影响越来越少，身心两方面都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达到极限而崩溃。一部分青年根本找不到发展的方向，因为他们的基本速度处于标准起跑线以下。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通过自学掌握语言知识，掌握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保持专业领域的优势以及个人的移动适应性，增强自我洞察力。这一切是没有人能替代的。如果不能做到这些，等到将来有一天，我们只能在互联网上进行选举，或者获得服务及运用工作工具甚至一些日常事物都在网络上完成，那就成了现代的文盲。
个人可承受的责任要求和就业能力使得在10％的工作社会里，那些不能跟上或不愿跟上快节奏高效率工作的人群将被抛弃。
因此努力使自己融入社会将变得更加迫切。当然包括对自身的就业、发展和养老前景的理解和观念的转化。最终这个快节奏高效的体系只能在10％的社会里通过一个漫长的进程维持，而且在这个进程中每一个员工都将成为企业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