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翻译开始之前，玄奘拟订了系统的翻译计划。玄奘是中国佛教法相宗的开拓者。他研究的重点是大乘瑜珈行派，但是他的学识并不局限于此。他还熟悉大乘中观和小乘各主要部派。他雄心勃勃，希望通过翻译和著述，把大小乘观点贯通起来，把大乘中的“空”、“有”学术分歧融合起来。因此，玄奘的翻译计划是高屋建瓴的，注意到各宗派理论的来龙去脉。首先，以大乘瑜珈派的根本论典《瑜珈师地论》为中心，安排翻译计划，这是他舍命求法的主要目标。其次以瑜珈源流之一的小乘佛教毗昙之学总结性论著《俱舍论》为中心，译出瑜珈派的重要论著。第三，再以中观宗的根本典籍《大般若》为中心翻译一系列著作，以使空、有之争得到调和。
在翻译前，玄奘还制订了详细的翻译程序和方法。玄奘在吸收前代官办译场译经的经验基础上，拟定了严密的集体合作、分工负责的翻译制度、程序和方法。当时，官办的译场，由译主和若干翻译、助理人员组成。译主，就是主译人，也是译场的总负责人。其他翻译、助理人员各有不同的分工：
义证：是译主的主要助手，负责审查译文的意思是否与梵本有出入或错误，与译主商量决定。
证文：需核通梵文，在译主宣读译本时，检查是否与原文有误。
书手：也叫度语，把梵文的音义写成中文，以使人名、地名、术语统一，前后一致。
笔受：负责记录译主的汉语译文。
缀文：对译文进行文字整理加工，使之合乎汉语语言结构。
参译：校勘原文是否有错，并将译文翻回去，回证原文，是否有误。
刊定：由于梵汉语文体制不同，因此要将译文的章、节整理得简明扼要。
润文：对译文进一步润色，使之流畅优美。
梵呗：译完之后，诵读译文，修正音节不和谐的地方，以便传诵。
当年五月，弘福寺举行译经仪式，正式开译。译主玄奘坐在正位上，手执梵本，面向翻译人员，用焚语大声诵读。坐在他左侧的“义证”与他评量梵文的含义，而坐在右侧的“证文”则查验诵读有无错误。这一步过去，再由译主宣译汉文，由坐在一边的“笔受”记录下来。然后，再经过“缀文”、“证译”、“校勘”、“润文”、“梵呗”等程序，一部书的翻译才算完成。这是名副其实的集体翻译，每次译经时，各类职责的人总数有时达两百人以上。
在这个翻译集体中，玄奘作为译主，真正做到了事事带头。为了做到有计划地翻译，他坚持做到今日事今日毕。他入住弘福寺时，已经四十六岁，搬到慈恩寺后，已年近半百。为此，他每天自定课程，如果白天因别事耽误，一定在夜里补上。往往是“三更暂眠，五更复起”，分秒必争。
玄奘翻译的态度更是严肃认真。尽管玄奘精通梵汉两种文字，熟悉佛教典籍，又深谙佛教理义，翻译起来得心应手，但仍一丝不苟地做好译前译后的细致工作。提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原则，也就是既要使译文忠实于原文，又要通俗易懂。因此，他的翻译以直译为主，辅以意译，务使表达精当，无损原意，形成一种“精严凝望”的翻译文体。对重译本，主要是力求完备，对旧译的长处尽量保留。由于梵汉文字不同，直译、意译都难尽其意，玄奘则创造性地在节末加若干注释性的说明，使文章更为明白晓畅。现代学者认为，玄奘的译文已进入“化境”，既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保存原有的韵味。
玄奘回国后，十九年****译出佛经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一千三百多万字。在数量上占隋唐时期的一大半，在质量上则达到了完美的程度。历史上称玄奘开创了“新译”时期，使唐代的翻译水平产生了一个飞跃，在中国翻译史上写下了划时代的一页。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六月十一日，唐太宗让玄奘至坊州宜君县凤凰谷太宗避暑的玉华宫相见。玄奘到达之后，太宗非常高兴，慰劳有加。太宗对玄奘的才识极其赏识，这次又对玄奘提起让他还俗的事来，当初在洛阳宫奉见之际，太宗就劝他还俗辅政，和上次一样，玄奘仍然坚决辞谢，太宗知道玄奘的译经与弘扬佛法之志不可夺，即答应给予支持；又询问《瑜伽师地论》，玄奘为唐太宗讲述了大意，又让人到长安取玄奘所译《瑜伽师地论》，详加御览，览毕对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侍臣赞叹佛教广大而高深莫测，因敕所司选秘书省书手抄写新翻经论为九本，分别赐给雍、洛、并、兖、相、荆、扬、凉、益等九州，展转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禀未闻之义。七月十三日，太宗施玄奘衲袈裟一领以示关怀。
八月，太宗应玄奘之请御制《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宗于明月殿召集百官，命玄奘坐，使弘文馆学士上官仪将《大唐三藏圣教序》当众宣读：
盖闻二仪有象，显覆载以含生，四时无形，潜寒暑以化物。是以窥天鉴地，庸愚皆识其端，明阴洞阳，贤哲罕穷其数。然而天地苞乎阴阳而易识者，以其有象也；阴阳处乎天地而难穷者，以其无形也。故知象显可征，虽愚不惑，形潜莫睹，在智犹迷，况乎佛道崇虚，乘幽控寂，弘济万品，典御十方，举威灵而无上，抑神力而无下，大之则弥于宇宙，细之则摄于毫厘，无灭无生，历千劫而不古，若隐若显，运百福而长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际，法流湛寂，挹之莫测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区区庸鄙，投其旨趣，能无疑惑者哉。然则大教之兴，基乎西土，腾汉庭而皎梦，照东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迹之时，言未驰而成化，当常现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归真，迁仪越世，金容掩色，不镜三千之光，丽像开图，空端四八之相。于是微言广被，拯含类于三途，遗训遐宣，导群生于十地。然而真教难仰，莫能一其旨归，曲学易尊，邪正于焉纷纠。所以空有之论，或习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时而隆替。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幼怀贞敏，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故以智通无累，神测未形，超六尘而迥出，只千古而无对。凝心内境，悲正法之陵迟，栖虑玄门，慨深文之讹谬。思欲分条析理，广被前闻，截伪续真，开兹后学。是以翘心净土，往游西域，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积雪晨飞，塗间失地，惊沙夕起霜，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暑，蹑霜露而前踪。诚重劳轻，求深愿达。周游西宇，十有七年，穷历道邦，询求正教。双林、八水，味道餐风，鹿苑、鹫峰，瞻奇仰异。承至言于先圣，受真教于上贤，探赜妙门，精穷奥业，一乘五律之道，驰骤于心田；八藏三箧之文，波涛于口海。爰自所历之国，总将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译布中夏，宣扬胜业。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垂，圣教缺而复全，苍生罪而还福，湿火宅之乾焰，共拔迷途，朗爱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恶因业坠，善以缘升，升坠之端，唯人所讬。譬夫桂生高岭，零露方得法其华，莲出渌波，飞尘不能污其叶。非莲性自洁而桂质本贞，良由所附者高则微物不能累，所凭者净则浊类不能沾。夫以卉木无知，犹资善而成善，况乎人伦有识，不缘庆而成庆？方冀兹经流施，将日月而无穷，斯福遐敷，舆乾坤而永大。
另外，皇太子李治也作了一篇《述圣记》。太宗及太子李治所写的两篇序文一出，王公大臣及僧俗欢喜雀跃。弘福寺主持圆定及京城高僧联名奏请镌二圣序文于金石，藏之寺宇，得到太宗的许可。于是，弘福寺僧怀仁等集王羲之的字（行书），写刻于碑石；后来，大书法家、尚书右仆射、河南公褚遂良又以楷书写了两本，一本刻在长安慈恩寺，一本刻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倅厅。这些碑文到现在都成了有名的字帖。
有一次，太宗在玉华宫问玄奘“欲树功德，何最饶益？”玄奘回答：“弘法度僧为最。”太宗即下诏“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全国三千七百一十六座寺院，计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这算是一次较大规模的度僧活动了。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八月，太宗突然派人召玄奘入宫，面对玄奘，唐太宗提出了一个要求，这要求可难坏了玄奘，到底这是个什么要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