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复辟帝制以后，全国舆论大哗，掀起了倒袁护国运动。蔡锷护国军中很多高级将领都是回族，如云南重九光复之役的参加者马聪担任了护国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入川作战。[24]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留学生赵钟奇、王廷治、孙永安等人回国后担任了护国军旅长、团长，成为护国战争的骨干力量[25]。湖北的反袁斗争，则是在辛亥义士马骥云的直接参与领导下进行的[26]。在1917年的护法运动中，四川回族蔡大愚在与孙中山先生取得联系后，在甘肃策动临洮驻军起义，响应护法运动，“在封建专制制度根深蒂固的西北吹响了拥护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号角”[27]。
从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的近40年时间里，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一直处于启动状态，其中1911年到1928年可以看做是开始启动时期，中心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支持的北洋军阀假民国之名实行的带有封建性质的统治，为发展资本主义进一步扫清障碍，新文化运动和国民革命是这一时期拥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事件。
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科学”和“民主”是运动的两面旗帜，五四爱国斗争是运动的顶峰。新文化运动中涌现了马骏、郭隆真、刘清扬等一大批回族先进人物。
新文化运动前期，回族的思想解放主要表现在组织社团、创办学校、出版刊物三个方面，社团中以王浩然、马邻翼1913年发起的全国性回民组织“中国回教俱进会”规模最大，影响最为广泛，各省、县均设有分会、支会，对推动全国各地成立回民团体和兴办回民新式教育起了重大作用；教育的主要成就是在西北的临夏和兰州也兴办了一批新式回民小学；出版的刊物则以天津的《明德日报》维持时间最久[28]。虽然他们在思想上属于“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但仍具有时代进步意义：一是反封建的平民性；二是走出经堂的科学性；三是爱国爱教的广泛性，这在国内少数民族中是最突出的。
在新文化运动后期，不少回族直接参加了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吉林回族马骏被推选为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兼执行部长，负责筹划天津的学生运动，后作为总代表赴北京请愿，面斥总统徐世昌“忽视民意”[29]。他第二次进京请愿时曾被军阀政府逮捕入狱，在周恩来亲自部署的营救运动中获释，他当众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进狱以前的马骏是家人的马骏，出狱以后就是国人的马骏。”[30]成为五四运动中著名的学生领袖。
郭隆真和刘清扬，是五四运动中的回族巾帼英雄。郭隆真系河北大名人，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少年时代就为抗争男女不平等而获得了进学堂读书的机会，尔后又为反抗封建包办婚姻考入天津第一女师，五四运动中与邓颖超等共同发起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运动，曾数度被捕[31]。刘清扬兄妹3人在五四前后都很活跃：刘孟扬是清末秀才，多年担任《大公报》主笔，曾激烈抨击窃国大盗袁世凯，针砭时弊，推广白话文，著有《天津地方自治讲义》等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的论著；其弟刘铁庵与马千里等人在五四后期创办《新民意报》为民抗争；刘清扬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之一，是五四运动时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长、天津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在请愿活动中被京师警察厅扣押，不愿背弃战友独自获释，她说：“我现在只知有国，不知有家，既不放全体代表，我也不回去！”[32]后来，马骏、郭隆真、刘清扬还与周恩来、邓颖超一道成立了“觉悟社”，宣传科学、民主思想。
在五四运动中，回族各界人士除极个别反动派之外，都以各种形式支援、支持爱国运动：天津时子周以“回教团体”代表身份参加了天津各界联合会，担任评议员；长沙苏抱樵组织长沙各校支援京津学生的活动，推动了长沙的学生运动[33]；武汉汉口各团联合会会长马刚候在五四运动爆发后第三天即致电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公开支持学生；河南淮阳清真广化高初两等小学师生走上街头，高呼爱国口号，极大地调动了当地群众的爱国热情[34]。济南回民组织“回民十人团”“回民大同进行会”，进而组织全省“山东回教救国后援会”，[35]马云亭阿訇光荣献身；昆明、兰州、成都等地也都有类似的组织和活动。与此同时，各地回民创办新学、出版刊物、组织团体的热情有增无减，标志着回族人民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民权意识的觉醒。
国民革命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最大的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联合共产党和国内其他各阶层人民共同进行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封建军阀统治的运动，也带有反帝的性质。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相对于辛亥革命更加巩固和完整的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南京政府，并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此后中央政府的号令基本上可以达到全国各地，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
国民革命中最著名的回族人物是广西桂林回族白崇禧，1916年他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赴广西任桂军第一陆军师第三团见习官；1923年谒见孙中山，接受了三民主义，被孙中山任命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参谋长，在两广统一中屡立战功；1926年6月，就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随军北伐，战长沙、破南昌、出浙江、攻上海、围徐州、讨武汉、伐郑州、谋东北，一路过关斩将，成为北伐名将[36]。其他如在北伐军中或国民军中效力的蔡大愚、郭隆真、金孚光，在地方组织工运、农运的马伯恭、马世茂和无数不知名的回族革命群众，也为国民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从1928年到1949年的20多年的时间，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全面启动阶段，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为之创造了必要和良好的条件，国民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法规，推行一系列运动使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得到了高速发展。但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弱点以及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干扰，使得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时断时续，形成既有所成就又不能彻底完成的局面。回族这一时期经济上的显著特点是涌现了一大批在地方或在全国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资本主义工矿、商业企业（详见下页表）。
这些企业，有些是20世纪20～40年代开办的，有些是以前开办，到20年代后走入全盛。总体上说，这20多年时间是回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黄金时期”。
在文化方面的重大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办了成达师范、西北公学、昆仑中学、宁夏中阿师范、新月女中等回民中学，回民小学这一阶段更为普及，回民教育的内容和档次有了较大的丰富和提高，培养了大批人才；二是出版了《月华》《成师校刊》《晨熹》《突崛》等数十种刊物，在宣传爱国爱教的一致性、增强回回民族的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回族的研究，出现了陈垣《回回教入中国史略》、傅统先《中国回教史》、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等系统著作，昭示着民族化的进一步完备。
20～40年代回族主要资本主义工商业简表[37]
[1]丁嗣：《演炮图说·跋》，转引自《陈棣回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73页。
[2]张维屏：《演炮图说辑要序》，转引自《陈棣回族史研究》，第372页。
[3]前引书《陈棣回族史研究》，第369页。
[4]丁拱辰：《演炮图说辑要》之“西洋火轮车火轮船图说”篇。
[5]《回族近现代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3、133、134、120、235、261、268、121页。
[6]《回族近现代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3、133、134、120、235、261、268、121页。
[7]《回族近现代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3、133、134、120、235、261、268、121页。
[8]答振益：《中南地区回族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3页。
[9]胡振华主编：《中国回族》，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3～214、316页。
[10]《回族近现代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3、133、134、120、235、261、268、121页。
[11]许宪隆：《丁竹园爱国民主思想初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12]《回族近现代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3、133、134、120、235、261、268、121页。
[13]《回族近现代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3、133、134、120、235、261、268、121页。
[14]马亮生：《湖南回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4、35页。
[15]马亮生：《湖南回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4、35页。
[16]《中国回族教育史论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4页。
[17]赵振武：《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载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68页。
[18]《醒回篇》第1号，日本秀光社，1907年。
[19]答振益：《湖北回族》，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46、83页。
[20]答振益：《中南地区回族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3页。
[21]（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
[22]丁竹园：《竹园丛话》“北京市面盛衰之原因”。
[23]许宪隆：《丁竹园爱国民主思想初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24]王希隆：《近代回族社会进步思潮和革命斗争》，载《回族近现代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3～142页。
[25]王希隆：《近代回族社会进步思潮和革命斗争》，载《回族近现代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3～142页。
[26]答振益：《湖北回族》，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46、83页。
[27]《回族近现代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3、133、134、120、235、261、268、121页。
[28]《回族近现代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3、133、134、120、235、261、268、121页。
[29]《回族史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4页。
[30]杨怀中：《回族史论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75页。
[31]《天津回族简志》（铅印本）“人物”部分。
[32]《天津回族简志》（铅印本）“人物”部分。
[33]《隆回县回族志》（打印稿），第七章。
[34]《淮阳县回族志》“附录”。
[35]胡振华主编：《中国回族》，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3～214、316页。
[36]苏志荣、范银飞：《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
[37]本表是根据各地回族史论著辑录的，不是完全统计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