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宪隆
所谓中国早期现代化，即中国自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它包括三个方面的核心内容：一是学习西方（洋务）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二是推翻封建专制的资本主义民主化；三是反帝爱国、争取独立的民族化。按照现代化的有关理论，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一般要经历准备、启动、完成三个阶段，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只经历了前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是早期现代化的基础（资本主义思想和生产方式）确立时期；第二阶段从1911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中国开始向现代社会过渡、工农业技术（主要是工业）加速发展、带有封建性质的大资产阶级掌权的时期。1949年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由于政权的更替而中断，逐渐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回族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能够自觉地把国家的命运同本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百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发生的每一重大事件，几乎都有回族人民参加。在探索和追寻救国之路与强国之梦方面，回族人民也同样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集中表现为一大批回族有识之士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理论宣传和实践活动上。
一、回族在中国早期现代化准备阶段的理论与实践
1840年的鸦片战争，既敲响了西方列强入侵的警钟，同时也敲响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场锣——西方列强的入侵不仅把中国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而且也使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而诱发了中国人追求早期现代化的欲望。这就是19世纪后半期以“师夷长技”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火药专家丁拱辰是回族学习洋务的杰出代表。
丁拱辰（1800～1875年），字淑原，号星南，福建晋江陈棣乡人，幼入私塾，11岁时因家贫辍学，11岁后随父外出经商，先后到过浙东、台湾、广东、菲律宾、波斯等地.开始接触西洋火炮的制造及演放之法。鸦片战争爆发后，他“虽处草泽之中，常怀报国之志，见海氛告急，炮法未精，”[1]乃“与西人穷究算法及火器；而于铸炮、用炮之法，尤精研入微，”[2]著成《演炮图说辑要》，先后献于两广总督林则徐、靖逆将军奕山及朝廷供抗英使用，“当时中国人留心研究外国火炮的，都以此书为权舆。”[3]他还研究了舰船的制作之法，指出“（我国）亦应有巧制，以取其轻快便捷利用之法”。对付英船只要“击坏其釜以及机械，则不能行，”[4]反映了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著名海军专家、福州回族萨镇冰在洋务运动中被选入福州船政学堂，1878年，漂洋过海到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学校学习近代海军技术，回国后先后担任威远、康济兵船管带，在甲午战争保卫日岛的海战中重创日舰。甲午战争后他回乡从教2年，以自己所学的西学知识培养科技人才，后又于1897年出任长江门户吴淞炮台总台官，继续完成报效祖国的夙愿[5]。
还有一些回族人士效法西方，开办了一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民用工矿商业，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代先驱。19世纪60年代，云南回族马佑令在玉溪设“兴泰和”商号，其子马启祥接管后改名“兴顺和”，扩大经营范围，1873年集资8万两成立“云南锡务公司”，开采个旧锡矿，自任总经理，招募工人，购置机械，使用德国新技术开矿获得成功；不久他又创办“东川矿务公司”，经营东川落雪铜矿的开采[6]。马启祥投资经营的这两个矿务公司，“不仅是回族最早兴办的资本主义企业，而且也是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之一。”[7]
河南禹州回族武秀才丁启云，有感于鸦片战争失败的耻辱，1881年前后他“不求居官，但愿兴办实业拯救国家，所以联合了回、汉民众数十人在三峰山开挖煤窑，发展民族工业。”[8]享誉海内外的天津回族穆氏创办的“正兴德茶庄”也是在洋务运动期间开始由一家普通的茶叶店转变为雇用工人、采购、加工、销售一条龙服务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号[9]。
继洋务运动之后的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是对中国早期现代化产生有力推动的两个重大事件，前者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后者则是清朝统治者对封建专制欲倾大厦进行资本主义修补的尝试。二者合力的直接后果是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中国不仅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第一次发展高峰，而且还出现了反对外国侵略、争取君主立宪和兴办新式教育的高潮，形成了一股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上下呼应的早期现代化潮流，使近代中国的工业化、民主化和民族化发展到一个全新的水平，为辛亥革命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作了广泛的准备。回族人民这一时期的理论和实践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反对封建制度，鼓吹革命
早在光绪末年，北京回族丁宝臣、丁竹园二兄弟便在北京、天津两地分别创办《正宗爱国报》《竹园白话报》，这也是当时国内较早的两份白话报纸，白话报这种形式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性质，以至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丁宝臣在《正宗爱国报》上不但大声疾呼对回族的改造，拯救回族，改革宗教，而且反对封建专制，倡导爱国思想[10]。丁竹园则是当时名噪一时的“白话名家”，也是一位资产阶级爱国民主思想宣传家，指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培养民气”，并用大量的文字揭露了清政府“专以持盈保泰为能，以苟安目前为得计，以割地退让为新邦交”的丑恶嘴脸[11]，反封建精神跃然纸上。
无独有偶，当时远在西北伊犁的回族知识分子韩玉书也利用编辑《伊犁白话报》的有利时机，宣传革命思想、纲领。[12]四川回族蔡大愚早年留学日本，1901年回国后，“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天赋人权和平等自由学说做武器”，[13]向回民子弟灌输新文化、新思想。各地回族的革命宣传活动，证明回族人民的觉醒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而带有极大的必然性和普遍性。
及至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同盟会成立之后，回族先进分子蔡大愚、赵钟奇、罗云五、宋耀民、马骥云等人积极参加，还有一批虽未参加同盟会，但参加了其他革命会党和进步组织的回族人士，都为辛亥革命前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作出了贡献。
（二）教育救国
受戊戌维新中“开民智”思想的影响，自19世纪末以来，我国兴起了“教育救国”的高潮，回族教育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了由经堂教育向新式回民教育的转变。马邻翼、王宽、童琮、蔡大愚、保廷梁、张惠隆等人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宣传家和实践家。
蔡大愚是回族中最早宣传“教育救国”思想的人，他回国后即奔走呼吁，认为“教育普及”是“扶衰救弊”的良药，1902年前后在成都西门外土桥创办一所回民小学讲授新学；马邻翼在领导“大汉佑民灭洋军”暴动失败后，就“决心兴办教育，以通过教育救国的道路，来振兴国家和民族”。[14]为此，他组织“湘学会”创办邵阳试馆”，撰述《新教育学》，编制我国最早的全国教育统计图表，被称为“学部三杰”之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于1907年创立偕进小学，希望回汉各族学生“偕进”，“一洗潮流之污玷，完成复兴中华之全功”。[15]1906年，童琮在镇江筹组“东亚穆民教育总会”，创办穆原小学，“欲为中国全体回教谋教育普及也”。[16]1907年，王宽在北京创办回文师范学堂，“崛然而起，以为拯救此积弱正深之中国回民”。[17]次年又兴办“京师公立清真第一两等学堂”；留学日本的回族留学生1908年组织“留东清真教育会”，出版《醒回篇》，宣传“有教育者昌，无教育者亡；旧教育者死，新教育者生”[18]的思想。通过一代人的努力和奔走，回族教育终于完成了由经堂教育向新式教育的革新，培养了大批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才。
（三）实业救国
戊戌维新、清末新政以后，由于政府制定了鼓励农、工、商的政策，兴办近代工矿企业，形成一股社会风气，“实业救国”成为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进步人士热衷身体力行的口号，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这一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回族中也兴起了兴办实业的热潮。1903年，湖北回族马刚候在上海成立昌明公司，经销中外图书、科学仪器，其子马积缨1907年在武汉、阳新等地兴办工矿企业和公益事业，任汉口精武军装公司副经理、阳新济公矿务公司经理。[19]河南回族魏子青1910年征用开封南关三里堡荒地50亩，投资25万元创办普临电灯公司，工人约200人，是为河南兴办电力工业之始。[20]“伊犁的回族还经营向俄国出口棉花的加工厂”[21]。回族办厂、办矿、办公司一方面是出于“先由多立工场入手，好坏贵贱，家家购买本国货”[22]的爱国主义立场，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中资本主义工业化、民族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它既是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的总结和必然结果，又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的前提。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在封建制度的躯壳内获得全面发展的，只有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政权，资本主义才能不受阻滞地前进。回族人民在这场伟大的社会革命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武昌起义和各省光复运动中都有回族人士参加，有的还起了领导作用，近几年这方面专门的撰述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二、回族在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阶段的理论和实践
辛亥革命使中国在资本主义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作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象征的清王朝被推翻了，作为资产阶级政权象征的中华民国诞生了；仿照西方国家的新式政府机构设置起来了，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共和、民主和发展实业的观念深入人心。回族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保卫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前面提到的创办《正宗爱国报》的北京回民丁宝臣，由于揭露了袁世凯军阀政府的腐败和封建性而惨遭杀害。[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