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员工每3年换一批
以富士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国际为例，2009年公司财报显示，当年员工数量1187万名，相比2008年增加了97%，但员工成本总额却从上年的672亿美元减少至485亿美元，同比减少28%。为了以低附加值劳动换取市场竞争优势，企业一再压缩生产成本，压缩工资成本，进而压缩员工业余空间。
在深圳打工的李燕说：“以前8小时加工6000个零件就可以拿基本工资，现在要做到9000个才行。厂里跟着最低标准调工资，调一次我们的任务量就增加更多。”
拼命加班直接造成员工的高流动性。深圳富士康45万员工中，工作5年的员工只有2万人左右，而工作不到半年的员工高达22万人，每年员工流失率达35%以上，这意味着富士康几乎每3年就要完全换一批人。
从以上的调查不难看出：富士康的员工不加班挣不来钱，而加班没时间放松——微薄的薪酬常常使员工陷入两难。而这样的现象绝非富士康独有，沿海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超时加班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正是工人们超强度的付出，支撑着企业的高速发展，不断书写着速度和效率的奇迹。同时，他们也付出了廉价的劳动力与宝贵的青春。
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年销售额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在深圳地区的年出口额占深圳出口总额的20%，中国大陆员工总人数80多万。在这个拥有80万员工、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代工企业里，这13个人只是八十万分之十三的比例并不惊人，但密度惊人。这13个人注定作为一个群体，为这个时代画下一个巨大的问号。
当这13跳出现之后，我们还会发现一些很特殊的问题：富士康的自杀者都是18岁到25岁之间的青年，18岁到25岁之间的青年正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但这些还没有享受美好幸福生活的青年却用着血淋淋的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富士康无疑是一家现代化的企业，拥有良好的公司环境，这一切为何没能给员工带来他们所期盼的幸福和快乐？
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
不让悲剧延续
富士康跳楼事件还得让我们反思新一代员工的特点。
在我国，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正在发生一次历史性的变化，劳动力已经基本完成了一次替换，“80后”员工成为主体，“90后”员工大规模涌入，此时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了。产业分布上，第一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建筑业、纺织业等劳动强度较高的产业；第二代农民工则分布在制造业、电子业等技术性行业。就业结构上，第一代农民工的突出特点是亦工亦农，进城能打工，回乡能种地；而第二代农民工则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城市。他们的愿望是留在城市。在深圳富士康，一位来自江苏宿迁姓李的农民工说：“从到这里的第一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要留在城市。”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想法。
然而，他们涨潮般来到工厂，又退潮般地离开。除了很快卖出去的产品，企业和城市，没有留下他们的多少痕迹。而这个社会问题的连带问题也会随着大量新生代农民工的涌入相应随即出现，如个人保障问题、医疗问题、生育问题、住房问题、教育问题等。
新生代农民工构成了富士康财富创造的主体，富士康“跳楼门”事件中的自杀者全部是这一群体中的成员。南京师范大学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发现，827%的受访者将“拥有自己的公司”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首选项。显然，新一代农民工不是因为“生存理由”而进城，而是将进城看做改变生活方式的机会，把个人的成长与发展看得比“饭碗”更重要。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农村经济学院教授朱信凯说的：“他们属于发展型农民工。”
然而，当他们怀揣梦想投身于城市化工业化大潮后，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又使他们的心中升起重重矛盾与困惑。他们发现，除了每天在机器旁边劳动外，城市其实并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的位置。低微的工资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与城市人相比，自己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他们发现，为脱离“农门”跳入“城门”，几乎什么都付出了，但面前仍然是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门槛。一位农民工说：“户口、教育、社保、医疗、住房……看似距我们一步之遥，但不知被什么力量操控着，我们怎么努力也难以达到。”一遇到合同、扣薪、伤残等问题，公平维权难之又难。既不愿重新返回农村，又无法享受和城里人同等的待遇。这个缺乏归属感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成为一个疏离于城市和乡村的“夹心层”。
尽管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国家已出台大量政策措施，但一些突出矛盾和障碍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城市从认识、制度到措施，我们都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
富士康跳楼事件要让我们反思企业要关爱员工的心理。
富士康事情出来后，为了教育好新一代农民工，有关单位要求加强对青年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
富士康“跳楼门”事件发生后，富士康聘请了年薪高达30万人民币的心理医生，还找来了一些宗教人士做法事、调风水。目的是用传统的方式解决员工的心理阴影问题。
然而，紧张的劳动、连续的加班、简单重复的工作、简陋的住所、封闭式的军事化管理、单调的业余生活、稀缺的人间温情，这就是那些工人们的生活，无法解决员工的心理问题，即使意志力强的人也会心理崩溃的。一个令人深思的细节是，富士康2010年5月中旬举行的一场励志交流大会上设立了一个游戏，谁能说全同一个寝室的室友名字，可以拿到1000元奖金。遗憾的是，没有人拿走这份奖金。
在珠三角，国内许多代工厂都存在“血汗工厂”之嫌，它们大都以经济效益为第一而忽视人性，把人视为机器的一部分。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一批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崛起于城市边缘的废墟上，成为城市的“城中城”：大墙一围，自成系统，外人想进去十分困难，成为一个小社会，一个“独立王国”。然而，在这些“巨无霸”企业中，社会建设、管理、福利等还存在明显的“短板”。一位富士康员工感慨道：“社会上的一切都离我们很遥远，我们好像被社会遗忘了！”
这是一个几乎和社会隔离的世界，但又是一个渴望尊严的群体。
这个小社会是否健康有序直接影响工人们的身心健康。应有娱乐、休闲活动空间，心理辅导服务。在已公开的调查数据显示，富士康在改善工人生活设施条件方面投入了不少资金，是所有在国内的台资企业中做得最好的，但由于规模巨大，分摊到个人身上很少，郭台铭自己也说：“分摊到几十万员工身上就很少了”。
当然不应简单地迁怒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个企业，更不能一味地谩骂某一个企业或老板，根本的原因大概还在于大型化工厂资本主义的经营模式把工人机器化之后，对人的心理伤害过于深重。喜剧大师卓别林早在《摩登时代》就讽刺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把人物化为生产线上的机器。
“跳楼门”事件不仅仅富士康要反思，全社会都需要反思。当一个个鲜活的年轻生命这样离去时，我们是很痛心的，要反思我们的教育，什么是成功的标准？什么是做人的标准？要反思我们的文化氛围，为什么处处有功利性？为什么青年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不要把这些当做孤立事件，它的存在有社会的深层原因。富士康如果仅仅用心理专家去解决这些问题时，就把社会因素当然还有富士康本身的因素忽略，完全归于了自杀者的个人原因。在这样的立论基点上，心理咨询师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还有，当媒体热衷于新闻报道的热点，并没有考虑社会效应，这无疑增强了渲染性。但是，人为什么会被渲染裹挟，还不是缺乏独立意识！当缺乏独立意识时，人是弱者。我们发展经济的目标，就是要让所有的弱者成为强者，而不是把人变为弱者。
富士康事件还应该促使我们反思经济发展与分配模式是否合理。
富士康“跳楼门”事件可以说是社会事件的一个缩影，一个社会一切向钱看，不尊重人，人们活得没有质量和尊严，难免会出现各类社会问题。
新一代农民工以自己的青春年华为企业挣取了利润，和其他成千上万的工人一起用他们超负荷的劳动和过低的工资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曾共同登上美国《时代》杂志的榜单，但却让自己的生命提前谢幕。富士康流水线上正处于花季年龄的工人接二连三地自杀，这是对生命的自戕还是对工厂、对社会的无声反抗？自杀事件如同校园惨案一样成为公共事件、公共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几个员工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必须正视的问题。
中国社会正处于矛盾凸显期和利益调整期。审视处于旋涡中的富士康，社会建设和管理稍显滞后和缺失。
改革开放之初，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台资企业前来投资办厂，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当时的社会提供不了这些劳动力的公共服务，渐渐形成了包吃包住的“企业小社会”模式。加之保税区等政策背景，政府基本不插手企业围墙内的事情，很多问题因此得不到及时解决，遇到矛盾难以有效处置。“在社会建设和管理方面，我们确实存在跟不上、不适应和需要改进的薄弱环节。”深圳市政府也这样反思。
一手创建了富士康“帝国”的郭台铭内心也是不安的，富士康的利润来之不易。但让工人体面劳动、让工人作为人而活得有尊严，是企业应对工人负的责任。工人们工作、生活都在工厂这个社区里，要在这里解决吃住温饱问题以及社会角色转换问题，还有婚恋社交、技能学习、休闲娱乐等需求，但低廉的工资使他们不得不“努力争取”加班以求多挣点，放弃的就是生命的休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自然是十分危险的。
中国早晚要走出廉价劳动力时代，但由于人口众多等因素，劳动密集型时代还将长期存在。这里存在一个两难的选择——工资过高会削弱企业的成本优势，工资太低则与体面劳动尊严生活的方向相悖。富士康“跳楼门”事件是一个标本，表明政府和企业在职能上还没有完全理清。围墙之内，企业的员工实际上成了企业中的社会人，8小时内外的事企业都要管，但又管不好。当务之急，是政府和企业合力，尽快补上“短板”。
我们正处在发展转型的关键点上，不同群体利益诉求多元化等矛盾更为剧烈，更加频繁，管理和协调难度更大。但这是一道绕不过的难题。富士康“跳楼门”事件的一个重要警示作用在于转变发展方式不仅是经济层面，也同样包括社会层面、人文层面。
经过这些反思，却忽视了这些跳楼者他们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当这些跳楼者真正跳楼时，所想的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
这些员工选择轻生，有的是婚恋和情感上遇到挫折导致，也有的是家庭出现变故造成情绪低落，相当部分人可能是由精神危机而造成悲剧。其中饶某因感情纠纷与男友吵架而负气跳楼；李某因患有特殊疾病，年龄较大没找到女友，精神压力很大；而祝某则因情感纠葛、打胎而轻生……只有当人们把工作做细，去把这些个案一一了解清楚之后，才可能得出有效对策有的放矢地解决年轻员工自杀的问题。现在去异乡打工的新生代，抗压能力、吃苦能力不如上一代，梦想大、自尊心强，也更容易绝望。
分析个案之后，从年轻人们身处的相同环境出发，可以尝试对可能影响青年人自杀的普遍因素进行归纳。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说：“工人不是机器、零件，他们住在那里，没有文化娱乐，没有朋友交往，这对很多‘80后、90后’农民工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他们当中很多人是独生子女，心理比较脆弱，虽然生活在城市，却无法融入这个城市，富士康“跳楼门”事件就是他们发出的生命的呼唤。
有专家称，目前中国的自杀率大概是十万分之十六。而富士康约十万分之二三，和大学生的自杀率差不多，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虽然说在员工跳楼自杀后摆出这个数字有些无情，但客观而言，富士康有员工40多万，相当于一个小城市，基数大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富士康发言人刘坤也表示，富士康一个园区就有38万人，我们无法保证关心到每个员工。而且，员工自杀并不是富士康独有的事情，其他企业甚至大学每年也都有自杀事件发生。
其实，富士康在深圳的口碑还是很不错，打工的人都想挤进富士康。因为富士康能按时给员工发工资，8小时以外的工作有着不低的加班费，企业会给员工办理社保、医保和低保，员工收入在同行中处于前列。三年前公司还成立了工会为员工减压。工会为员工提供免费食宿，通过和当地医院合作建立了数十家社康中心，每年有一次免费体检。为员工搭建婚恋平台，并帮助员工子女解决入学问题。提供众多的培训，还有与高校合作的学历教育。这些，是所谓的“血汗工厂”不会做的。
跳楼事件密集于一家企业，企业的管理模式、工作强度、人际关系、职工权利保障等问题，首先会受到追问，这是最直接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简单很危险。忽略了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从更高的角度上来看，这是一个社会转型期的阵痛。
我们也可以试着从社会的角度来观察富士康的问题。
当然还要看到作为一个企业，富士康的确有它比较特殊的地方。员工卢新自杀的这一个厂区就有30多万人，如果加上深圳，他的厂区有40多万人，相当于一个不小的城市。可是它又和城市有很大不同，因为城市是由一个又一个家庭构成的，家庭里有那种心理抚慰、亲情之间的牵绊。富士康不是家庭，是一个工厂，以企业效益为最高宗旨。30多万人像蚂蚁一样在厂区工作，30万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自杀心理问题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不只在富士康一家企业出现，也不只是在企业中才会出现。作为员工的雇主，富士康当然有责任关注员工的健康问题，但由富士康一家企业来承担未免是他们不能承受之重。国外有一些比较现成的经验，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制度。在日本企业里面有卫生、健康保健，包括工会，在美国会专门买一些职工心理健康的保健，为企业提供服务。这些制度单靠一家企业显然不能确立，得社会和企业共同反思与努力。
富士康面临的问题太过于复杂，并非一家企业所能轻易解决的，政府部门需要介入调查，社会组织需要承担责任，富士康需要以更开放的姿态面对社会力量的介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