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众借助于自身的经济生活和社会活动，开始具有一些初步的近代素质。他们推崇社会秩序，肯定文治教育的地位，愿意接受并遵循秩序社会的商业规则和商业文明。社会价值观在多种力量的作用下逐步变迁、成熟，并具有明显的“大陆化”与“西化”在台湾本土中融合而成的特色。它接纳大陆对文治和秩序的建构，又认同西方近代商业文明的种种规则，同时明显保存了移垦社会传留下来的粗放、实用、短视等特点。
三、日据时期的殖民奴化教育
189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此后侵占台湾达50年之久。
日年侵略者在台湾实施的教育附属于军事、政治统治而产生，是其整个侵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侵占初期，日本统治集团在台湾文教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是否应建设与日本本土一体化的文化。对此形成了分别以“殖民主义”和“内地（日本）延长主义”为立足点的两种意见。明确区分台湾和“内地”的“殖民主义”者主张，应在文化的层面上将台湾置于整合圈之外，仅在台湾施行殖民地经营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教化。另一种意见则追随以天皇对台湾“一视同仁”的解释为基础，提出“内地延长主义”，强调应通过“同化政策”，使台湾和“内地”达到文化整合。最终在文教方面，“内地延长主义”占了上风。为了泯灭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培养顺民，建立以日本文化为本位的殖民地文化，使台湾永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侵略者明确提出了同化方针，在台湾积极实施同化教育、皇民化教育。
（一）以无方针为方针（1895～1918）
初期，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并无明显的政策与理想，对台湾民众的教育也无长远打算，仅限于希望台人能接受日语教育，甚至一度还标榜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具有中华固有文化道德以引诱台人。1895年7月成立“芝山岩学务部学堂”，1896年3月先后设国（日）语传习所、国语学校，均以日语教育为主；1898年的小学校、1907年的中学校、1910年的高等女校等，均以配合殖民需求为目的。此时期实施差别教育，专收台人子弟的学校至1914年始设。对于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书房”，日本殖民当局虽未曾强制取缔，但也有计划的予以封杀。其教育政策，主要在于推广日语，以期用日语取代汉语，藉以消灭台人的民族思想。
为了实现“在台湾人的心灵深处实现日本化”这一目标，20世纪初，在确定何种教化理念、是否应在台湾废止汉语教育和如何利用儒教等问题上，日本殖民主义者展开了激烈争论。在1903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学事咨询会议上，民政课后藤新平发表了着名的“无方针主义演说”。后藤新平提出，“目前当局没有方针，也没有成立方针的理由。要强说，国语（日语）的普及就是一定不动的方针。”虽然“国语”之普及十分必要，但日语教育在何种时期内能达到何种程度，是难以确定的。而且在日本本土尚未顺利地废止汉字的情况下，在台湾废除汉语，相当困难。同时他提出，台湾深受儒教影响的风俗习惯并非可以简单改变，因此，“必须认识到同化有各种类型”。后藤新平的这种“无方针主义”表明，当时殖民者的教育眼界还未理清日本的国体思想与殖民地建设之间的关系，一时无所适从，进退维谷。或者说，此时期的教育，实施的是渐进主义、隔离主义原则。
（二）同化教育方针的确立及其实施（1918～1941）
在经历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文化碰撞后，日本殖民者逐渐明确教育与殖民地建设的内在关系，明确提出了同化方针。台湾总督府第一任学务部长伊泽修二是“内地延长主义”论的拥护者，他提出了关于“同化”台湾民众的具体构想及建议。早在1896年2月，他在国家教育社进行的演说中即提出，天皇“对新的领土上的居民，我们也应一视同仁并予以惠顾”的敕语表明，必须将台湾置于文化整合的范围之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贯彻《教育敕语》，对台湾人进行“忠君爱国”教育，“在台湾人的心灵深处实现日本化”，使之“真正将台湾视为日本的一部分”。伊泽修二建议努力使日本语、日本文化和当地传统文化沟通，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同化目的。上述主张受到了日本殖民当局的重视并被付诸实施。
第七任台湾总督明石元二郎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同化教育方针者，他对殖民政策进行了深入研究，以同化主义为治台方针，提出“造成作为日本人的台湾人”，“为了台湾成为真正的日本领土，就要把台湾人日本化”。1918年他总督赴任之际声称：“教育及国民道德的教授，应确立为普通教育的根本，教育的努力，应以同化本岛人及蕃人为目标。”
此后，日本殖民者多次颁布各项文告、词语等，皆以同化为台湾的殖民教育方针。1919年2月1日，日本当局颁布《台湾教育令》称，教育宗旨是“教育基于《教育敕语》之旨趣，以养成忠良的国民为本义”，“启发岛民顺应之智能，涵养德性，使之具帝国臣民应有之资质与品性”。在同化方针确立并在《台湾教育令》中具体表述时，“同化”的含义已由笼统的“台湾人日本化”，具体化为将台湾人养成“日本忠良的国民”，或者说是培养台湾人具有日本“帝国臣民的资质与品性。”而1922年4月1日发布改正后的《台湾教育令》，阐明了同化教育方针提出的政治背景与政治目的，以日本的国体思想与殖民地教育的内在关系为逻辑起点，深化了殖民教育。1923年9月，台湾第八任总督田健次郎发表《关于台湾的文化政策》，进一步系统阐述了同化方针的理论基础、具体内容与教育功能。
同化教育方针一经确立，就贯穿到《台湾教育令》的实施中。而《台湾教育令》的颁布与实施，也标志着台湾殖民教育步入正规化、法制化、扩大化的教育时期。但1919年《台湾教育令》公布的差别学校制度（即日本学童进入按照日本的教育制度建立的日本人学校，中国学童进入按照《台湾教育令》建立的台湾人学校），却与同化主义的教育方针自相矛盾。露骨的种族差别教育，引发了一系列民族反抗活动与政治问题。1922年2月6日，台湾总督府将1919年颁布的《台湾教育令》废止，第二次颁布《台湾教育令》，并提出实行所谓“内台共学制度”。即除初等教育仍采用日本人与台湾人差别教育以外，中等以上教育大体依据日本教育制度，撤销日本人与台湾人的差别教育。但是提出、强调“内台共学制度”仅是殖民主义者粉饰教育均等的伎俩而已，中等以上学校采用“内台共学制度”，只不过是用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而使日本青少年在殖民地教育中的特权合法化。
同化与差别的对立导致同化教育方针的实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内在的紧张与冲突。从理论上讲，正因为宗主国与殖民地有差别，才提出同化方针，而任何民族差别与文化传统难以通过暴力的方式消除。日本的同化主义是通过绝对的权力，实行强制的统一，压制台人的民族自觉。从实践上讲，同化教育方针只能是表面上的同化，实质上的压迫。因为日本殖民者从来没有把殖民地的原住民视为自己的同胞，而是视为奴隶。从学校层次上看，学校等级越低，入学比例上日本人与台湾人的差别越小，学校等级越高，两者比例相差越大。初等教育日本人的比例比台湾人的比例高2.5倍不到，而台湾帝国大学日本人的入学比例高达台湾人的150倍。
日本殖民者实施同化教育，在具体的课程安排上，国（日）语和“修身”地位最为重要，胜于一切。日语是殖民教育的中心，殖民者以“国语”普及为殖民教育之关键，明石元更是确立“国语”教育和“国民道德”的传授为普及教育的根本，欲以教育力量达到同化台人及原住民的目的。而所谓“修身”课程，不过是意图将台湾儿童塑造成接受日本道德规范、忠顺的日本臣民而已。据台湾学者研究，台湾儿童所就读的“公学校”课程，题材经过刻意改编，内容旨在教育台湾儿童继承父辈职业，赚钱养家糊口，对家庭负责，“日人的企图在使台人成为忠贞服从者，进而为其所用，最后达到人力资源的控制与利用，应该殆无疑义”。此外，增加日本历史和地理等课程。1922年，公学校中的“汉文”由“正科”（必修）改为随意科（选修），至1937年，“汉文”干脆就被废除，而书房也被通告停止教授汉文，汉语教育遭到扑灭。
（三）皇民化教育方针的实施（1941～1945）
20世纪40年代初，正值二战进行到日本自认为胜利在望的时刻。为把战争进行到底，日本需要大量扩充军队，而此时上百万日本人战死，再靠日本国内征兵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且当时战略目标是南洋，日本人适应环境比台湾人困难，因此征兵的目标指向了台湾。要让台湾青年去充当日本侵略战争的炮灰，则须彻底改变台湾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因应扩大侵略战争之需要，又有鉴于据台40余年而绝大多数台湾人仍怀抱强烈的汉民族意识，日本殖民当局开始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强化对台湾人的强制同化，由国家权力发动全面压服性的同化运动，如强迫台胞全面使用日本语；鼓励弃绝汉名，改用日本姓名；禁止汉族系民间宗教，改奉日本天皇大神；推行日本服装、饮食；宣传皇国史观，宣传所谓“日本精神”和“大和魂”，等等。在此背景下，台湾地区的教育也以“皇民化”为方针，并被推向高潮。
1941年，台湾总督府为加强“皇民化”教育政策，彻底去除台湾人的汉民族特性，再次修改了《台湾教育令》。台湾总督府按照日本国内的变化将台湾的初等教育机构公学校与小学校一律改称国民学校，一切按日本国民学校的章法实行（表面一致，但实行差别教育，有一、二、三号课表的差异，绝大多数台湾学童进入二号课表国民学校，而教材内容也有很大差别）。1941年3月颁布的《国民学校实行规则》中，赤裸裸地写上了实施皇国之道的教育，灌输皇国精神，培养皇国国民。而中等学校的教学本义也是学习“皇国之道”，接受忠于天皇、忠于帝国的思想教育。而修身科教科书为配合战时需要，大量增加军国主义和皇国主义的内容如：“天皇统治日本，爱民如子，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为效忠天皇而献身”，等等。书中的人名，原先是“阿福”、“阿香”，则改为“太郎”、“花子”等日名。
台湾总督府还设置了青年道场、青年特别练成所、皇民练成所等机构。
这些场所里进行的教育，多是皇民化的思想品德行为规范教育以及技能培训和军训等。比如青年团的教育内容有“国民”德性的培养；“公民”教育、职业教育；体育；国民常识的养成等。此外，为使台湾人民产生自己是日本天皇子民的想法，发起一村建一神社的运动，传播万世一系神道教思想，使台湾民众以皇民自居。
从全面看，皇民化教育是日本对华南、南洋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时，作为战争的精神、思想动员——“国民精神总动员”机制的组成部分而展开的，是日本国内教育军国主义化的直接反映。“皇民化”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彻底剥夺台湾同胞的汉民族主体性，提倡经由“皇民练成”（思想、意识形态的“皇民化”改造，语言、姓名、宗教、文化的日本化改造），从而使台湾的中国人忘记本来的面目，彻底厌憎和弃绝中国民族、中国人的主体意识，把自己奴隶化，对天皇国家绝对效忠。日本人禁止台湾同胞阅读中国书籍；投巨资普及教育，把日语作为人人必须学习的“国语”、“国文”，抑制汉语，不准正式使用。在其他生活和习惯上面日本人也用尽方法使台湾同胞逐渐日本化。“皇民化”教育，是日本殖民统治在政治压服、经济掠夺外，对台湾民众的精神加害的一个明显例子。日本殖民当局一方面巧妙地利用了殖民地台湾人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民族劣等感、民族自我厌憎感和对于自己民族文明开化的绝望感（这些都是苛虐的殖民地统治和殖民地意识形态所造成），另一方面则在“皇民化”教育方面突然开启了“内台一如”、“皇民练成”之门，宣传只要人人自我决志“练成”“精进”，可以锻造自己成为“真正的日本人”，从而摆脱自己作为殖民地土着的“劣等”地位。这一套殖民者对被殖民者大规模精神洗脑的装置，促发了相当一部分台湾人“皇民练成”的歇斯底里，令人心酸悲愤。台湾同胞在对日本天皇与国体精神的推崇与对中国极端贬低和侮辱的“皇民化”教育中，遭受了文化精神上的极大痛苦。
日本殖民教育方针的具体表述，有从无方针、“同化”到“皇民化”的变化。其中“同化”是一个泛概念，反映了一般殖民地政策的普遍特征，“皇民化”则是一个特殊概念，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膨胀的典型反映。但无论是同化还是皇民化，日本殖民者都力图破坏台湾同胞的主体性，剥夺其语言、文化，强加思想、意识形态的同化，刻意培养台湾人民的忠贞服从，心服于日本。这是迫使台人丧失主体意识的奴隶教育，与其说同化、“皇民”化，毋宁说是赤裸裸的奴化。
